导读：彭博社今天在其网站上刊出该社亚洲新闻记者包峰和蒂姆·库尔潘(Tim Culpan)撰写的有关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报道。以下是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8月中旬炎夏的一天，在富士康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富士康”)旗下深圳龙华工厂的厂区中，工人们正沉醉于一个难得的庆典中。在这家工厂中，有一支由30万名工人组成的“大军”吃住，任劳任怨地生产iPhone、索尼PlayStation和戴尔电脑等产品。
这天，富士康工人先是举行了一次游行活动，这是一次“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奇观。在这次花车满街、喇叭轰鸣的游行活动中，工人们纷纷装扮成维多利亚时仕女、日本艺妓、啦啦队长和蜘蛛人。此后，工人们又在一个大型体育场里举行了一次两个小时的集会，会上有杂技表演和音乐表演，有烟花燃放，还有“珍惜生命” 和“互相关心，建设美好未来”等歌曲的反复吟唱。
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在9月13日刊中报道称，这次庆典几乎不能说是一种情感的自发宣泄。恰恰相反，这是工会与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旗下的旗舰公司)管理层联手制造出的产物，目的是修补富士康在大陆20多家工厂中92万多名员工的“集体心理”。
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在今年早些时候11名富士康员工自杀后凸显出来，这些员工大多数都是从富士康的高层宿舍楼跳楼身亡的。一向不愿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富士康及其59岁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因此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面临着来自客户、工会激进人士、记者、学者和政府的监督审查。
工业“怪兽”
工人自杀事件让富士康的名字为全球大多数人所知，代价是背上了人们能想象到的许多最糟糕的字眼——比如说，它就象是一头对待工人如同机器的工业 “怪兽”，利用大量年龄一般在18到25岁之间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以看起来不可能的价格生产iPhone等产品。对于西方消费者来说，失去的生命就象是一张“邀请函”，引导他们思考自己手中的电子玩物的真正“成本”。
对于跟富士康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来说，自杀事件不仅是一场公共关系“噩梦”，同时也是对其外包战略的一种考验，而这种战略对其净利润来说极其重要。这些公司包括IBM、思科、微软、诺基亚、索尼、惠普和苹果等，而它们都十分注重公司形象。
而富士康的行为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在对自杀事件作出回应的问题上，该公司不但行动迟缓，而且最初的回应很不得体。在接受一次独家采访时，郭台铭承认他没有马上认识到自杀事件的重要性。
“全危机”模式
郭台铭表示：“坦率地说，前几次自杀事件并未让我感到问题严重。我们拥有大约80万名员工，光是这里(龙华)的厂区面积就有2.1平方千米左右。现在而言，我感到有一种负罪感；而在当时，我认为自己不该负全部责任。”
郭台铭称，在3月份发生第五次自杀事件后，“我决定做点儿不一样的事情”。
在5月底以前，也就是第九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身亡以后，富士康就已进入了“全危机管理”模式， 在厂区建筑物周围架设了300多万平方米的黄色安全网，并成立了一个由100名接受过培训的员工组成的、24小时运作的心理辅导中心。公司管理层将深圳工人的工资提高了30%，至每月人民币1200元，并承诺将在10月份第二次提薪。
到最后，富士康聘用了英国WPP集团旗下的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来帮助其制定一项正式的公共关系战略，这在该公司35年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老”巴菲特
博雅公关为富士康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批准了《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请求，史无前例地允许其进入富士康的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并允许其与“自杀求助热线”的接线员乃至郭台铭本人进行接触。在对郭台铭进行的长达3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谈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沃伦·巴菲特(郭台铭：“他太老了。”)、学位是否有用(郭台铭：“光靠看书没法学会游泳。”)乃至史蒂夫·乔布斯(郭台铭：“我逼他把名片给了我。”)等等。郭台铭还嘲讽了一些纽约银行家，讥笑他们“看着哈德逊河说：‘我是世界之王。’”
这次采访是在龙华工厂进行的，进入这里看起来就象跨越国境一样困难——7条象收费站一样的车道，还有穿着制服的保安。虽然有些单调和功利主义，但这个厂区就像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城市，有快餐店、ATM取款机、奥林匹克标准规格的游泳池、巨大的LED显示屏等等，还有一家书店，出售中文版《哈佛商业评论》等书籍。
在厂区的显要位置陈列着郭台铭的自传，其中包括他的许多格言，如“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环境残酷是件好事”、“饥饿者头脑特别清楚”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
台湾首富
富士康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郭台铭则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富有的人。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测，郭台铭的个人财富约为59亿美元。郭台铭称其无法确认这个数字，原因是他没有做过记录。
郭台铭操着他在上世纪80年代旅美时学会的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有一个人负责统计我的财产，每年他都会给我一张纸，说：‘嘿，你有多少多少财产。’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对自己有多少钱不感兴趣，我不在乎这个。现在我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社会，为我的员工。”
郭台铭今天经营的这家工业巨头最早是从他母亲借给他的7500美元起步的，他第一个公司总部设在1974年租来的台北郊区的一间小屋里。那时，郭台铭只有23岁，接受过三年的职业培训，还服过兵役。
此后他还当过两年的运务员，对台湾地区繁荣中的出口经济有了第一手的认识。他觉得，自己不该再做琐碎的工作，而应投身到这场“游戏”中去。
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直都很紧张，工人工资节节上升。在这种形势下，制造商开始转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虽然中国内地更近，而且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量的，但几乎没有公司敢去那里，原因是内地的基础设施过于原始。
郭台铭没有被吓倒，他在深圳郊区开了一家店。那时，当地正涌现出许多生产廉价服装、鞋子和儿童玩具的工厂。
1991年，郭台铭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交所挂牌上市，为其主要面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业务拓展计划进行融资。郭台铭称，到1996年，他就已清楚知道中国将成为一个制造业中心，并开始在龙华工厂投入大量资金。
郭台铭在世纪之交的制造业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有个先例——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曾认识到垂直整合、自己生产材料以及调整流水线来获得最高效率的重要性。福特梦想着建立一个极其庞大的企业帝国，大到需要整个美国的人口都来为其添砖加瓦的地步。
现代福特
郭台铭之于深圳，正如福特之于密歇根。
郭台铭很快发现，为了在中国内地维持有效率的劳动力，他不得不提供住宿、饮食和医保——这些额外成本将他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挡在内地市场之外。他必须万事亲力亲为。
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外包生产巨头新加坡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CEO的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见证了富士康深圳业务的成型。
1996年，郭台铭主动提出为康柏生产台式机底座，报价比康柏自己生产要低很多。
有胆量做任何事
戴尔亚洲采购部前负责人方国健称：“他(郭台铭)有大举做任何事情的想象力和胆量。”不久之后，富士康就开始为IMB、惠普和苹果代工生产构造极简单的电脑，这令整个行业都法伤了改变。1998年，当郭台铭从戴尔拿到第一份台式机底座订单时，戴尔坚持要求他在美国市场上进行这项工作，理由是靠近最终市场。郭台铭不得不答应了。
iPhone 4
当苹果iPhone 4接近投产时，富士康和苹果发现，iPhone 4的金属结构过于专业，因此只能使用昂贵的、低产量的机器来进行生产，而这种机器通常只留作样机。苹果设计师不会改变产品规格，因此郭台铭从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 Ltd)那里以每台20万美元的价格订购了1000多台这种机器。与此相比，大多数公司都仅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苹果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Tim Cook)称：“郭台铭是一位坚强的领导者，他十分苛求完美。他是一位令人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对能与他合作感到幸运。”
目前，龙华工厂的iPhone日产量为13.7万部，也就是大约一分钟90部。
辞退弟弟
郭台铭一直与家人保持着密切关系——但至少在过去，他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以事业为重。郭台铭的弟弟郭台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担任富士康旗下一个部门的总裁，但他并未获得特殊待遇。
据当时在富士康任职的一名高管称，郭台铭或象责骂其他任何员工一样责骂郭台成。最终，郭台成离职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富士康的另一名前高管称，在去年就表现不佳的手机部门进行讨论的一次会议上，郭台铭曾将一名高管罚站10分钟，原因是他的回答令人感到不满意。
薪水3美分
但在奖励员工方面，郭台铭曾有另一种表现。当他的官方薪水仅为1台币(约合3美分)时，分析师称其曾自己掏腰包向高管支付奖金。
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分析师杰米·王(Jamie Wang)称，这使富士康能更加容易地留住顶级高管，而不会对公司利润造成损害。
模仿性自杀
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系系主任、自杀预防专家埃里克·凯恩(Eric Caine)称，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死亡事件显示出“自杀串”(suicide cluster)的特性，这种模仿性自杀的现象最先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
凯恩指出：“当员工总数超过90万时，自然会有人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如空想分裂症和周期性压抑等。”
不感到害怕
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的龙华工厂工人不同意有关他们被如何对待的各种说法，而是与许多人对自己工作的抱怨情绪没有明显的区别。有20多名员工接受了采访，没人表现出因害怕而不能自由说话的迹象，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是在没有管理人员在场时接受采访的。
其他被采访者是在网吧、员工食堂和公司小卖部中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十分清楚自己的选择，他们为富士康打工是因为希望尽可能快地赚到钱。一些人希望获得现金来购买他们生产的东西，其他人则希望成为企业家。
没人因为必须加班工作而感到心烦；恰恰相反，有加班时间颇具吸引力。
质疑集会活动
一位23岁姓程(音译)的工人称，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条件要比在此前三家公司工作时好得多，但他确实曾在今年5月参加过一次由所在部门组织的为期 1天的罢工，对他们必须曝露在毒烟环境下进行工作提出抗议。共有70人参加了此次罢工，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保护措施，而不是继续使用纸面具。
程姓工人还对类似于8月份举行的集会活动提升士气的作用表示怀疑，他表示：“玩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开心，但过去以后，该压抑的人还是会压抑。这是很肤浅的做法。”
脆弱的一代
来自湖南农村的20岁女工李晓枫(音译)2009年5月加入富士康，在龙华厂区的惠普彩色打印机流水线上工作。她说，她这一代人远远无法接受长时间的工作、低工资和言语粗暴的管理者。
李晓枫解释道：“年轻人，尤其是90后这一代很有热情，但一旦碰上障碍就很容易压抑。我们承受苦难的能力比较差。”
城市规模的厂区
富士康的下一波发展浪潮已经开始。该公司已经通过建设城市规模的厂区而取得了自我发展，而现在郭台铭希望将员工服务的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
郭台铭称：“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建造工厂并提供住宿和自助餐厅，甚至是洗衣店。我们不只是一家工厂，我们还承担了社会责任”；现在，“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企业应该集中致力于业务工作，社会责任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下一站：美国
在大多数经济体中，一个人从低工资的长时间工厂劳动走向相对舒适的白领工作的旅程可能会花费几十年时间。中国劳动者有可能在几年时间里走完这一旅程，部分功劳应归于郭台铭。
在郭台铭的构想中，最引人遐想的可能是他计划将更多生产活动转到美国市场上进行。目前，富士康在休斯敦的一家工厂拥有大约1000名工人，这家工厂为企业客户生产专业化的高端服务器，但富士康拒绝透露其客户有哪些。郭台铭还计划在5年内建立一家全自动化的部件生产工厂。(唐风)
8月中旬炎夏的一天，在富士康科技集团(以下简称“富士康”)旗下深圳龙华工厂的厂区中，工人们正沉醉于一个难得的庆典中。在这家工厂中，有一支由30万名工人组成的“大军”吃住，任劳任怨地生产iPhone、索尼PlayStation和戴尔电脑等产品。
这天，富士康工人先是举行了一次游行活动，这是一次“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奇观。在这次花车满街、喇叭轰鸣的游行活动中，工人们纷纷装扮成维多利亚时仕女、日本艺妓、啦啦队长和蜘蛛人。此后，工人们又在一个大型体育场里举行了一次两个小时的集会，会上有杂技表演和音乐表演，有烟花燃放，还有“珍惜生命” 和“互相关心，建设美好未来”等歌曲的反复吟唱。
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在9月13日刊中报道称，这次庆典几乎不能说是一种情感的自发宣泄。恰恰相反，这是工会与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旗下的旗舰公司)管理层联手制造出的产物，目的是修补富士康在大陆20多家工厂中92万多名员工的“集体心理”。
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在今年早些时候11名富士康员工自杀后凸显出来，这些员工大多数都是从富士康的高层宿舍楼跳楼身亡的。一向不愿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富士康及其59岁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因此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面临着来自客户、工会激进人士、记者、学者和政府的监督审查。
工业“怪兽”
工人自杀事件让富士康的名字为全球大多数人所知，代价是背上了人们能想象到的许多最糟糕的字眼——比如说，它就象是一头对待工人如同机器的工业 “怪兽”，利用大量年龄一般在18到25岁之间的农村廉价劳动力，以看起来不可能的价格生产iPhone等产品。对于西方消费者来说，失去的生命就象是一张“邀请函”，引导他们思考自己手中的电子玩物的真正“成本”。
对于跟富士康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来说，自杀事件不仅是一场公共关系“噩梦”，同时也是对其外包战略的一种考验，而这种战略对其净利润来说极其重要。这些公司包括IBM、思科、微软、诺基亚、索尼、惠普和苹果等，而它们都十分注重公司形象。
而富士康的行为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在对自杀事件作出回应的问题上，该公司不但行动迟缓，而且最初的回应很不得体。在接受一次独家采访时，郭台铭承认他没有马上认识到自杀事件的重要性。
“全危机”模式
郭台铭表示：“坦率地说，前几次自杀事件并未让我感到问题严重。我们拥有大约80万名员工，光是这里(龙华)的厂区面积就有2.1平方千米左右。现在而言，我感到有一种负罪感；而在当时，我认为自己不该负全部责任。”
郭台铭称，在3月份发生第五次自杀事件后，“我决定做点儿不一样的事情”。
在5月底以前，也就是第九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身亡以后，富士康就已进入了“全危机管理”模式， 在厂区建筑物周围架设了300多万平方米的黄色安全网，并成立了一个由100名接受过培训的员工组成的、24小时运作的心理辅导中心。公司管理层将深圳工人的工资提高了30%，至每月人民币1200元，并承诺将在10月份第二次提薪。
到最后，富士康聘用了英国WPP集团旗下的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来帮助其制定一项正式的公共关系战略，这在该公司35年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老”巴菲特
博雅公关为富士康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批准了《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请求，史无前例地允许其进入富士康的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并允许其与“自杀求助热线”的接线员乃至郭台铭本人进行接触。在对郭台铭进行的长达3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谈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沃伦·巴菲特(郭台铭：“他太老了。”)、学位是否有用(郭台铭：“光靠看书没法学会游泳。”)乃至史蒂夫·乔布斯(郭台铭：“我逼他把名片给了我。”)等等。郭台铭还嘲讽了一些纽约银行家，讥笑他们“看着哈德逊河说：‘我是世界之王。’”
这次采访是在龙华工厂进行的，进入这里看起来就象跨越国境一样困难——7条象收费站一样的车道，还有穿着制服的保安。虽然有些单调和功利主义，但这个厂区就像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城市，有快餐店、ATM取款机、奥林匹克标准规格的游泳池、巨大的LED显示屏等等，还有一家书店，出售中文版《哈佛商业评论》等书籍。
在厂区的显要位置陈列着郭台铭的自传，其中包括他的许多格言，如“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环境残酷是件好事”、“饥饿者头脑特别清楚”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等。
台湾首富
富士康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商，郭台铭则是中国台湾地区最富有的人。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测，郭台铭的个人财富约为59亿美元。郭台铭称其无法确认这个数字，原因是他没有做过记录。
郭台铭操着他在上世纪80年代旅美时学会的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有一个人负责统计我的财产，每年他都会给我一张纸，说：‘嘿，你有多少多少财产。’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对自己有多少钱不感兴趣，我不在乎这个。现在我不是为钱而工作，而是为社会，为我的员工。”
郭台铭今天经营的这家工业巨头最早是从他母亲借给他的7500美元起步的，他第一个公司总部设在1974年租来的台北郊区的一间小屋里。那时，郭台铭只有23岁，接受过三年的职业培训，还服过兵役。
此后他还当过两年的运务员，对台湾地区繁荣中的出口经济有了第一手的认识。他觉得，自己不该再做琐碎的工作，而应投身到这场“游戏”中去。
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直都很紧张，工人工资节节上升。在这种形势下，制造商开始转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虽然中国内地更近，而且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量的，但几乎没有公司敢去那里，原因是内地的基础设施过于原始。
郭台铭没有被吓倒，他在深圳郊区开了一家店。那时，当地正涌现出许多生产廉价服装、鞋子和儿童玩具的工厂。
1991年，郭台铭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湾证交所挂牌上市，为其主要面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业务拓展计划进行融资。郭台铭称，到1996年，他就已清楚知道中国将成为一个制造业中心，并开始在龙华工厂投入大量资金。
郭台铭在世纪之交的制造业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有个先例——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曾认识到垂直整合、自己生产材料以及调整流水线来获得最高效率的重要性。福特梦想着建立一个极其庞大的企业帝国，大到需要整个美国的人口都来为其添砖加瓦的地步。
现代福特
郭台铭之于深圳，正如福特之于密歇根。
郭台铭很快发现，为了在中国内地维持有效率的劳动力，他不得不提供住宿、饮食和医保——这些额外成本将他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挡在内地市场之外。他必须万事亲力亲为。
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外包生产巨头新加坡伟创力公司(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CEO的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见证了富士康深圳业务的成型。
1996年，郭台铭主动提出为康柏生产台式机底座，报价比康柏自己生产要低很多。
有胆量做任何事
戴尔亚洲采购部前负责人方国健称：“他(郭台铭)有大举做任何事情的想象力和胆量。”不久之后，富士康就开始为IMB、惠普和苹果代工生产构造极简单的电脑，这令整个行业都法伤了改变。1998年，当郭台铭从戴尔拿到第一份台式机底座订单时，戴尔坚持要求他在美国市场上进行这项工作，理由是靠近最终市场。郭台铭不得不答应了。
iPhone 4
当苹果iPhone 4接近投产时，富士康和苹果发现，iPhone 4的金属结构过于专业，因此只能使用昂贵的、低产量的机器来进行生产，而这种机器通常只留作样机。苹果设计师不会改变产品规格，因此郭台铭从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 Ltd)那里以每台20万美元的价格订购了1000多台这种机器。与此相比，大多数公司都仅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苹果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Tim Cook)称：“郭台铭是一位坚强的领导者，他十分苛求完美。他是一位令人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对能与他合作感到幸运。”
目前，龙华工厂的iPhone日产量为13.7万部，也就是大约一分钟90部。
辞退弟弟
郭台铭一直与家人保持着密切关系——但至少在过去，他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以事业为重。郭台铭的弟弟郭台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担任富士康旗下一个部门的总裁，但他并未获得特殊待遇。
据当时在富士康任职的一名高管称，郭台铭或象责骂其他任何员工一样责骂郭台成。最终，郭台成离职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富士康的另一名前高管称，在去年就表现不佳的手机部门进行讨论的一次会议上，郭台铭曾将一名高管罚站10分钟，原因是他的回答令人感到不满意。
薪水3美分
但在奖励员工方面，郭台铭曾有另一种表现。当他的官方薪水仅为1台币(约合3美分)时，分析师称其曾自己掏腰包向高管支付奖金。
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分析师杰米·王(Jamie Wang)称，这使富士康能更加容易地留住顶级高管，而不会对公司利润造成损害。
模仿性自杀
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系系主任、自杀预防专家埃里克·凯恩(Eric Caine)称，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死亡事件显示出“自杀串”(suicide cluster)的特性，这种模仿性自杀的现象最先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
凯恩指出：“当员工总数超过90万时，自然会有人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如空想分裂症和周期性压抑等。”
不感到害怕
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的龙华工厂工人不同意有关他们被如何对待的各种说法，而是与许多人对自己工作的抱怨情绪没有明显的区别。有20多名员工接受了采访，没人表现出因害怕而不能自由说话的迹象，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是在没有管理人员在场时接受采访的。
其他被采访者是在网吧、员工食堂和公司小卖部中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十分清楚自己的选择，他们为富士康打工是因为希望尽可能快地赚到钱。一些人希望获得现金来购买他们生产的东西，其他人则希望成为企业家。
没人因为必须加班工作而感到心烦；恰恰相反，有加班时间颇具吸引力。
质疑集会活动
一位23岁姓程(音译)的工人称，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条件要比在此前三家公司工作时好得多，但他确实曾在今年5月参加过一次由所在部门组织的为期 1天的罢工，对他们必须曝露在毒烟环境下进行工作提出抗议。共有70人参加了此次罢工，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保护措施，而不是继续使用纸面具。
程姓工人还对类似于8月份举行的集会活动提升士气的作用表示怀疑，他表示：“玩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开心，但过去以后，该压抑的人还是会压抑。这是很肤浅的做法。”
脆弱的一代
来自湖南农村的20岁女工李晓枫(音译)2009年5月加入富士康，在龙华厂区的惠普彩色打印机流水线上工作。她说，她这一代人远远无法接受长时间的工作、低工资和言语粗暴的管理者。
李晓枫解释道：“年轻人，尤其是90后这一代很有热情，但一旦碰上障碍就很容易压抑。我们承受苦难的能力比较差。”
城市规模的厂区
富士康的下一波发展浪潮已经开始。该公司已经通过建设城市规模的厂区而取得了自我发展，而现在郭台铭希望将员工服务的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
郭台铭称：“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建造工厂并提供住宿和自助餐厅，甚至是洗衣店。我们不只是一家工厂，我们还承担了社会责任”；现在，“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企业应该集中致力于业务工作，社会责任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下一站：美国
在大多数经济体中，一个人从低工资的长时间工厂劳动走向相对舒适的白领工作的旅程可能会花费几十年时间。中国劳动者有可能在几年时间里走完这一旅程，部分功劳应归于郭台铭。
在郭台铭的构想中，最引人遐想的可能是他计划将更多生产活动转到美国市场上进行。目前，富士康在休斯敦的一家工厂拥有大约1000名工人，这家工厂为企业客户生产专业化的高端服务器，但富士康拒绝透露其客户有哪些。郭台铭还计划在5年内建立一家全自动化的部件生产工厂。(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