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
南方周末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志毅 杨继斌)
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们 记者 王轶庶/图
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编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 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
“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他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这个工业社区已很难用单纯的“工厂”来定义，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称为“郭台铭紫禁城里的市长”。
卢新死后第二日，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李金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
在专家的分析里，卢新以及稍早的、同样跳楼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学校友刘志军和其他四名死者（“八连跳”中田玉和饶淑琴重伤），跳进了一个统计数据里。他们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数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通过集合、形体查验、填表、照相、考试、身份证查验、体检、分发八个程序后，即可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杀者中的多数，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
李祥庆所说的“仓库的那种”，指的是仓库常见的油压车。它们大多有毛病，状况最好的那台，被他称为“宝马”，其它的，则只能算作“丰田”“吉利”和“奥拓”。
“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
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
类似的魔幻故事在厂区流传。李祥庆原来在富士康观澜厂区是负责在塑胶板上插针的。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
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
即使卢新，曾红领回忆，当时卢也觉得自杀者离他很远，谈起“六连跳”，卢新觉得“他们很傻”，“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卢新是大学新干，是坐办公室的，但普工们面对的是高温、噪音等岗位。尽管能拿到相应的补贴，但是新进的普工，都盼望着能分到一个安全的岗位。可这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运气差了，岗位不满意，便辞职或自离，重新招工进来，再赌一把。
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广西佬”李加龙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钱折成的花，他说是“捡到的”。工牌边挂着指甲钳和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两个工作时用的耳塞，一个辞工走的人送给他的。他在碎料的岗位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桔红色的软塑胶塞子，一个班下来，巨大的噪音，能让人的手脚不听使唤。
而等到刚出厂门，打火机几乎同时作响，男工们不约而同点起烟，到这里，他们在机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结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
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
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
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
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
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
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
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
作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志毅 发自深圳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我认识两群年轻人。
一群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这群人总是把他们的上级叫做“老板”，互相之间哪怕不熟也要大声用粗口唤作“屌毛”。
在富士康潜伏28天后，我走了出来。我一直试图把这两幅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很难。只是这两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确乎有着相同的年纪，相同的青春梦。
我的潜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对富士康“六连跳”系列自杀原因的调查。编辑部很快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均因年龄较大无法进入只要20岁上下年轻人的富士康工厂。相较而言，不到23岁的我，很轻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
【一】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实习生 刘志毅 发自深圳
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认为，富士康员工自杀多数由心理疾病造成。但亦有社会学者指出，新生代打工者实际收入远不如父辈，又缺乏回到农村的退路，他们的焦虑无助是自杀增加的深层原因。工厂要建立员工心理关怀机制，政府更应提供对新生代打工者的制度关怀。
“魔咒”与心理疾病相关
在25岁的卢新自杀约30个小时之前，三名20岁上下的青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两人死亡。
在卢新自杀五天之后，他的同事、已处在家长照顾之中的许昌姑娘祝晨明从所住的宿舍楼跳楼身亡。
在更大的视野里即可发现，死亡的魔咒并不只在诅咒着“郭台铭的紫禁城”。
为了阻击接二连三出现的跳楼事件，富士康从四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截至5月10日，这场“人民战争”让富士康卫生部发现了二十余例情绪异常者。其中已经患有较重精神疾病的，在家属同意后，送进了深圳康宁医院；另一些情绪异常但无需住院治疗的，则由家属陪伴回到了老家。“但我们觉得很挫败。”刘坤说。让富士康感觉挫败的是5月6日凌晨4点30分的卢新跳楼事件。可是，刘坤尚未从6日的挫败中缓过气来，新的冲击便又来了。
在卢新死后第二日，富士康将多名中国最好的心理学专家请到厂区，寻求强有力的心理学支持。但仍无济于事，员工祝晨明又跳楼。之后，富士康请了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大德，到园区为死者祈福。
在“六连跳”到“七连跳”、“八连跳”，有媒体质疑连续出现的自杀事件，是因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高密度的死亡与其“半军事化管理”有关。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群体这么大，基层的管理上肯定会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这和自杀肯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陈宏方说。
南方周末在富士康的近一个月调查发现，管理本身并无异常之处。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也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血汗工厂’联系起来。”北师大心理学教授张西超说，“当然，我们也认为，富士康应加强对员工的心理危机干预，防止类似悲剧发生。”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均认为，这些自杀事件基本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有关。
据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介绍，实际上早在2009年7月份的孙丹勇事件后，员工的心理健康便出现在富士康（中国总部）最高管理层的问题单上。一批心理咨询师补充到了集团里来。
现在，富士康还开通了78585（谐音“请帮我帮我”）热线电话，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与此同时，一个旨在疏解员工心理压力的“心灵港湾工作室”也开设了，员工在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心理辅导、通过专业仪器放松身心，还可以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在宣泄室击打橡皮假人。
“公司管理层都愿意把自己的照片，套在假人上，供员工们发泄。”刘坤说。
4月下旬，针对员工之间缺少沟通的现象，为了方便室友之间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励朋友、老乡住在一个寝室。“我们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即兴搞过有奖问答，谁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但绝大部分人答不上来。”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
刘坤告诉记者，郭台铭将在本周内专程赶赴深圳，为“员工关爱中心”挂牌。成立的日子还不到20天，悲剧再次发生了。
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虑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刘坤认为。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经多年研究过深圳的农民工问题。在他看来，“八连跳”并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只是因为富士康人口基数大。”刘开明说。
刘开明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历史中，研究当前农民工高密度自杀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工(外来工)的工资每月高达200—600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后，得到制度庇护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迅速，但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来工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37.82%。
“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刘开明说。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早在1990年代后期，便开始关注中国的打工群体。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
从2005年到2008年间，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二则，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
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
而涂尔干所谓遏制自杀的最有效的障碍——集体，也并不能给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帮助。
“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刘开明说。
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这种“原子”状态：“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
“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让他们处于一个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网中。”刘开明说
富士康高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卢新跳楼以后，郭台铭曾专门致电李金明，要求资方配合工会，加大工会的监督力度，要把工会的独立性体现出来。富士康的行政与工会都直接同时发文，严格控制任何超时加班。郭台铭还请集团紧急调查，聘请海内外专家会诊集团员工的心理健康。
但在李金明看来，仅凭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做，但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量的问题呢？”李金明说。他希望，政府在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的便利，社区功能日益完善。而学者们更希望政府提供对打工者权利的制度性关怀。
南方周末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志毅 杨继斌)
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们 记者 王轶庶/图
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编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 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
“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他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这个工业社区已很难用单纯的“工厂”来定义，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称为“郭台铭紫禁城里的市长”。
卢新死后第二日，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李金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
在专家的分析里，卢新以及稍早的、同样跳楼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学校友刘志军和其他四名死者（“八连跳”中田玉和饶淑琴重伤），跳进了一个统计数据里。他们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数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通过集合、形体查验、填表、照相、考试、身份证查验、体检、分发八个程序后，即可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杀者中的多数，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
李祥庆所说的“仓库的那种”，指的是仓库常见的油压车。它们大多有毛病，状况最好的那台，被他称为“宝马”，其它的，则只能算作“丰田”“吉利”和“奥拓”。
“嗜血的插针机”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
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
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
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
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
类似的魔幻故事在厂区流传。李祥庆原来在富士康观澜厂区是负责在塑胶板上插针的。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
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
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
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
即使卢新，曾红领回忆，当时卢也觉得自杀者离他很远，谈起“六连跳”，卢新觉得“他们很傻”，“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卢新是大学新干，是坐办公室的，但普工们面对的是高温、噪音等岗位。尽管能拿到相应的补贴，但是新进的普工，都盼望着能分到一个安全的岗位。可这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运气差了，岗位不满意，便辞职或自离，重新招工进来，再赌一把。
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广西佬”李加龙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钱折成的花，他说是“捡到的”。工牌边挂着指甲钳和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两个工作时用的耳塞，一个辞工走的人送给他的。他在碎料的岗位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桔红色的软塑胶塞子，一个班下来，巨大的噪音，能让人的手脚不听使唤。
而等到刚出厂门，打火机几乎同时作响，男工们不约而同点起烟，到这里，他们在机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结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
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
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
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
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
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
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
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
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
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
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
作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志毅 发自深圳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我认识两群年轻人。
一群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这群人总是把他们的上级叫做“老板”，互相之间哪怕不熟也要大声用粗口唤作“屌毛”。
在富士康潜伏28天后，我走了出来。我一直试图把这两幅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很难。只是这两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确乎有着相同的年纪，相同的青春梦。
我的潜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对富士康“六连跳”系列自杀原因的调查。编辑部很快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均因年龄较大无法进入只要20岁上下年轻人的富士康工厂。相较而言，不到23岁的我，很轻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
【一】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破解富士康员工的自杀“魔咒”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实习生 刘志毅 发自深圳
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认为，富士康员工自杀多数由心理疾病造成。但亦有社会学者指出，新生代打工者实际收入远不如父辈，又缺乏回到农村的退路，他们的焦虑无助是自杀增加的深层原因。工厂要建立员工心理关怀机制，政府更应提供对新生代打工者的制度关怀。
“魔咒”与心理疾病相关
在25岁的卢新自杀约30个小时之前，三名20岁上下的青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两人死亡。
在卢新自杀五天之后，他的同事、已处在家长照顾之中的许昌姑娘祝晨明从所住的宿舍楼跳楼身亡。
在更大的视野里即可发现，死亡的魔咒并不只在诅咒着“郭台铭的紫禁城”。
为了阻击接二连三出现的跳楼事件，富士康从四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截至5月10日，这场“人民战争”让富士康卫生部发现了二十余例情绪异常者。其中已经患有较重精神疾病的，在家属同意后，送进了深圳康宁医院；另一些情绪异常但无需住院治疗的，则由家属陪伴回到了老家。“但我们觉得很挫败。”刘坤说。让富士康感觉挫败的是5月6日凌晨4点30分的卢新跳楼事件。可是，刘坤尚未从6日的挫败中缓过气来，新的冲击便又来了。
在卢新死后第二日，富士康将多名中国最好的心理学专家请到厂区，寻求强有力的心理学支持。但仍无济于事，员工祝晨明又跳楼。之后，富士康请了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大德，到园区为死者祈福。
在“六连跳”到“七连跳”、“八连跳”，有媒体质疑连续出现的自杀事件，是因为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高密度的死亡与其“半军事化管理”有关。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群体这么大，基层的管理上肯定会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这和自杀肯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陈宏方说。
南方周末在富士康的近一个月调查发现，管理本身并无异常之处。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也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血汗工厂’联系起来。”北师大心理学教授张西超说，“当然，我们也认为，富士康应加强对员工的心理危机干预，防止类似悲剧发生。”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均认为，这些自杀事件基本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有关。
据富士康集团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介绍，实际上早在2009年7月份的孙丹勇事件后，员工的心理健康便出现在富士康（中国总部）最高管理层的问题单上。一批心理咨询师补充到了集团里来。
现在，富士康还开通了78585（谐音“请帮我帮我”）热线电话，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与此同时，一个旨在疏解员工心理压力的“心灵港湾工作室”也开设了，员工在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心理辅导、通过专业仪器放松身心，还可以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在宣泄室击打橡皮假人。
“公司管理层都愿意把自己的照片，套在假人上，供员工们发泄。”刘坤说。
4月下旬，针对员工之间缺少沟通的现象，为了方便室友之间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励朋友、老乡住在一个寝室。“我们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即兴搞过有奖问答，谁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但绝大部分人答不上来。”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
刘坤告诉记者，郭台铭将在本周内专程赶赴深圳，为“员工关爱中心”挂牌。成立的日子还不到20天，悲剧再次发生了。
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虑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是富士康的问题。”刘坤认为。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经多年研究过深圳的农民工问题。在他看来，“八连跳”并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只是因为富士康人口基数大。”刘开明说。
刘开明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历史中，研究当前农民工高密度自杀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工(外来工)的工资每月高达200—600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后，得到制度庇护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迅速，但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来工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37.82%。
“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第一代打工者。”刘开明说。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早在1990年代后期，便开始关注中国的打工群体。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
从2005年到2008年间，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二则，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
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
而涂尔干所谓遏制自杀的最有效的障碍——集体，也并不能给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帮助。
“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个打工者处于原子状态，他们没有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刘开明说。
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这种“原子”状态：“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
“必须从源头解决问题，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建立有效的集体组织，让他们处于一个多维度的人际关系网中。”刘开明说
富士康高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卢新跳楼以后，郭台铭曾专门致电李金明，要求资方配合工会，加大工会的监督力度，要把工会的独立性体现出来。富士康的行政与工会都直接同时发文，严格控制任何超时加班。郭台铭还请集团紧急调查，聘请海内外专家会诊集团员工的心理健康。
但在李金明看来，仅凭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做，但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量的问题呢？”李金明说。他希望，政府在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的便利，社区功能日益完善。而学者们更希望政府提供对打工者权利的制度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