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两会落幕，官员们的表现褒贬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我们这里，官员对记者打官腔早已司空见惯。再看看西方官员，你就会发现，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对话的技巧还很欠火候，至少跟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官员真正“学会对话”，不仅事关自身形象，也关系着国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让本地区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
中国官员对话技巧待提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各级官员被记者们围住“逼访”，已成为每年两会一道风景。刚刚落幕的今年两会，与往年相比，中国官员们的整体表现更加谦恭、自信。
人民大会堂北门是部长们的必经之地，面对“长枪短炮”的围堵，多数部长总是面带笑容，耐心作答。话筒、录音笔甚至堵到了卫生部长陈竺的下巴，他几度停步，40分钟只走了10米。有人趁安保人员不注意越过红线围堵工信部长李毅中，他不慌不忙，从容应对。
部长们面对记者提问时的这份豁达，令人欣慰。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省官员却反问一位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此语一出，满座皆惊。
这话听上去怎么那么耳熟？没错。在第十一届全运会跳水比赛上，当有记者询问“冠军内定”问题时，周继红曾发出过同样的反问。
人生下来就要学对话，但怎样对话，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却成为了中外官员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官话套话“享誉”中外
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内容似乎很多，却是套话多，宣传多，这是中国官员留给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场内亦不乏反感者。
两会分组讨论，代表委员往往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委员很不“合群”，偏偏炮轰地方领导套话连篇，8分钟赢来9次掌声。“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如此高高在上的心态，面对记者提问，怎会不官腔十足？
去年两会，财经网记者问某全国政协委员、省部级高官“你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该官员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了别墅和楼中楼，中国之声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他反而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有的官员直接跟中央媒体叫板——“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他关闭”，“人民网算什么东西？那是电子垃圾，人民网记者都是混蛋”。此类回答均被网民收入“中国最牛官腔”。
到了国外，中国官员虽不至这么牛气冲天，但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依然一套官方语言，非字斟句酌不开口。
本报前驻日内瓦记者梁业倩回忆说，在日内瓦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中国官员认为一切媒体报道都会被等同于官方表态。但其实，西方官员常常声明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然后即可轻松地接受记者采访。如果个人观点与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体另类解读，他会声明是记者报道有误，把责任都推给媒体。
瓮安教训
平常对国内媒体的态度尚且这般，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一些地方官员们更是手足无措。
以瓮安事件为例。从瓮安三中女生李树芬死亡停尸河边的2008年6月22日到28日，是瓮安事件的酝酿期。在7天时间里，流言四起。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对此却懵然无知，出现“全县人民都知道，县委书记却不知道”的尴尬局面。6月28日，3万名群众聚集在政府大楼前，而此时，地方党政一把手竟然没有到现场，最终酿成群众打砸烧政府大楼的惨剧。
直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出现，局势才出现明显扭转。6月30日，石宗源到访瓮安，深入现场，听取农民、人大代表、中小学老师等社会各界意见，并给他们鞠躬道歉：“今年（2008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我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我打了60分。我要是知道会发生6·28事件，我就只会打50分，不及格！”去年两会上，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时，提出三条意见，“坚持信息透明，启动舆论监督系统，启动问责制。”
瓮安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群体性事件专家单光鼐去瓮安调研多次，许多瓮安的年轻人告诉他：“石书记岁数都那么大了，还给我们年轻人道歉，哪有长辈跟晚辈鞠躬的，如果全国的干部都像石书记这样，整个中国就有救了。”
但后来发生的若干起事件却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吸取了瓮安事件的教训。其中就包括湖北石首的“邓玉娇事件”，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湖北地方官员对媒体的态度依然冷漠，甚至派人殴打外地记者。
看得见的进步
对于群体性事件，单光鼐曾提出八字方针：“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要在第一时间把事实传出去，但是不要贸然下结论。
有一次，单去天津市座谈，听完这八个字，天津市长点头赞同，并加了四个字“再报继续”——把已经、正在、准备做得事情都要讲出来，舒缓民怨要做到早讲话，会讲话，讲真话。
不过在一些地方，官员对媒体监督还是本能地抵制。前几年，单光鼐去一些地方调查群体性事件，都得悄悄地去，不然会被赶出来。他记得，曾经去一个地级市拜访当地父母官，去之前通过权威部门给他们打了招呼，但对方很敷衍，不愿多说：“我们没有意见，省里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生怕单光鼐给他们搞出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们往往有两张面孔，对上言听计从，对媒体爱理不理。”单光鼐总结道。
但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时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意识到与媒体打交道是一门学问，而“如何开口说话”也是对公众负责的态度。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无疑也为官员学会面对公众和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国际上，了解国际会议和传媒规则，并能够熟练应对媒体的中国官员已经越来越多。比如先后在日内瓦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吴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都是最受驻日内瓦媒体欢迎的中国官员。
这个队伍中还有一个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年两会上，作为人代会新闻发言人的他备受青睐，面对外国记者，他幽默风趣，妙语拨千斤——“西方个别领导人尽管工作很忙，自己国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们还是抽出时间去见达赖喇嘛”，“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口先进武器，这就相当于弟兄两个人正在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
轻松幽默间，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已清晰地传达给了世界。
“敢说真话的不多，阻挠采访的不少”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官员
对方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试图封口，这加重了日本记者盐泽英一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半年后，当地负责的官员被处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2003年6月，金边，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正在这里参加东盟系列会议。
“请问，我们可以采访李外长吗？我们是专门为他飞到柬埔寨的。”说话的是4家日本媒体的记者。他们将申请递交到中方工作人员手中，露出恳切的面色。
没过多久，李肇星走出会场后并没有回饭店房间，“他在饭店大厅的沙发处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专访。”7年后，谈起当时的场景，日本共同社驻华记者盐泽英一依旧对此充满感激。
李肇星是盐泽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国官员之一，“他很坦率，有问必答。”接着，盐泽话锋一转，“但现在，似乎敢说话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少了。”
中国官员难开口
最直观的感触来自于采访门槛之高。
在华报道近10年，盐泽和他的同事们除了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稍微“热络”外，很少能得到采访中央官员的机会。他曾向环保部发出过好几封采访函，但后来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复。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盐泽一共申请采访20位政协委员，最后只有3位委员给了他答复。不过，接受采访的委员名单中，包括解放军少将罗援，这足以让他对自己的两会报道“比较满意”。“要知道，只有在两会这样的场合我才能采访到他。”盐泽有些兴奋地说。
他把采访官员的成功几率归结为采访平台的大小。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中国代表团特别为媒体成立了新闻中心，以统筹国内外各种采访和新闻发布工作。这与当时只对本国媒体举办吹风会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开放”。
但这种举动并非常态。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外国记者们发现，国内“安静”的中国官员在国外也经常选择“鸦雀无声”。一位西方记者抱怨道，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另一名法国记者则说：“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但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
1000元购物券“封口费”
所以，盐泽在进行中国报道时一般采取两种方案：如果官员不肯表态，就从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这么做时就和不少地方官员“擦肩而过”。
2007年，盐泽注意到江苏省某市一家化工厂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当他给市政府打电话询问时，有官员自信地表示：“我们没有污染问题，你不值得来这采访。”此外，还建议他去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报道。
盐泽半信半疑地放下了电话，但没过几天，该市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亲自到访共同社驻京办公室。为了达到说服日本记者不去采访的目的，这名官员甚至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国秘书手上，试图拉拢秘书一起做工作。
这反而加重了盐泽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并完成了写作。之后，这篇日文报道因被中国媒体转载而引发国内关注。后来，盐泽了解到，当地负责的官员在半年后已被处分。
“我算是幸运的。”盐泽说：“我很少在采访时与举止蛮横的官员面对面，而且日本记者算是比较"听话"的类型。”盐泽口中“不听话”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于和地方官争吵的美国、英国记者。
美联环球电视记者胡大卫算是其中一位。2008年10月17日，中国国务院颁布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诸多奥运期间为外媒提供的“临时便利”都得以常规化。从此，第537号令也成了胡大卫的“挡箭牌”。在采访受阻时，他常常扛着摄像机就喊：“凭什么不让我们进行采访！温家宝总理都说过的，我们有权利！”
希望多几个李肇星、赵启正
在盐泽看来，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对待媒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中国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宣传，但对日本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服务，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并为此提供服务。
林夕和盐泽有同感。作为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她曾参加过中国政府某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采访长江三峡活动，她把那次经历形容为“消磨时间的仪式”，因为当地官员在被问及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时，言辞含糊。而外国记者登上大坝之前，还被安排参观一些并不感兴趣的场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访团，独自去采访那些环保志愿者和三峡移民。
除了李肇星，另一个令盐泽很欣赏的外交官就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次发布会上，他清楚地听到赵启正一字一句地告诉西方媒体，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的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自由都是相对的。这句话，让很多外国记者从此释怀。
“我希望多几位敢说话的中国官员。”盐泽表示，因为这种改变也许才能跟得上目前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
两会落幕，官员们的表现褒贬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我们这里，官员对记者打官腔早已司空见惯。再看看西方官员，你就会发现，中国官员面对媒体时，对话的技巧还很欠火候，至少跟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官员真正“学会对话”，不仅事关自身形象，也关系着国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让本地区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
中国官员对话技巧待提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各级官员被记者们围住“逼访”，已成为每年两会一道风景。刚刚落幕的今年两会，与往年相比，中国官员们的整体表现更加谦恭、自信。
人民大会堂北门是部长们的必经之地，面对“长枪短炮”的围堵，多数部长总是面带笑容，耐心作答。话筒、录音笔甚至堵到了卫生部长陈竺的下巴，他几度停步，40分钟只走了10米。有人趁安保人员不注意越过红线围堵工信部长李毅中，他不慌不忙，从容应对。
部长们面对记者提问时的这份豁达，令人欣慰。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省官员却反问一位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此语一出，满座皆惊。
这话听上去怎么那么耳熟？没错。在第十一届全运会跳水比赛上，当有记者询问“冠军内定”问题时，周继红曾发出过同样的反问。
人生下来就要学对话，但怎样对话，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却成为了中外官员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官话套话“享誉”中外
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内容似乎很多，却是套话多，宣传多，这是中国官员留给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场内亦不乏反感者。
两会分组讨论，代表委员往往强调“形势一片大好”，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委员很不“合群”，偏偏炮轰地方领导套话连篇，8分钟赢来9次掌声。“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如此高高在上的心态，面对记者提问，怎会不官腔十足？
去年两会，财经网记者问某全国政协委员、省部级高官“你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该官员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了别墅和楼中楼，中国之声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他反而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有的官员直接跟中央媒体叫板——“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他关闭”，“人民网算什么东西？那是电子垃圾，人民网记者都是混蛋”。此类回答均被网民收入“中国最牛官腔”。
到了国外，中国官员虽不至这么牛气冲天，但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依然一套官方语言，非字斟句酌不开口。
本报前驻日内瓦记者梁业倩回忆说，在日内瓦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中国官员认为一切媒体报道都会被等同于官方表态。但其实，西方官员常常声明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然后即可轻松地接受记者采访。如果个人观点与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体另类解读，他会声明是记者报道有误，把责任都推给媒体。
瓮安教训
平常对国内媒体的态度尚且这般，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一些地方官员们更是手足无措。
以瓮安事件为例。从瓮安三中女生李树芬死亡停尸河边的2008年6月22日到28日，是瓮安事件的酝酿期。在7天时间里，流言四起。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对此却懵然无知，出现“全县人民都知道，县委书记却不知道”的尴尬局面。6月28日，3万名群众聚集在政府大楼前，而此时，地方党政一把手竟然没有到现场，最终酿成群众打砸烧政府大楼的惨剧。
直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出现，局势才出现明显扭转。6月30日，石宗源到访瓮安，深入现场，听取农民、人大代表、中小学老师等社会各界意见，并给他们鞠躬道歉：“今年（2008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我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我打了60分。我要是知道会发生6·28事件，我就只会打50分，不及格！”去年两会上，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时，提出三条意见，“坚持信息透明，启动舆论监督系统，启动问责制。”
瓮安事件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群体性事件专家单光鼐去瓮安调研多次，许多瓮安的年轻人告诉他：“石书记岁数都那么大了，还给我们年轻人道歉，哪有长辈跟晚辈鞠躬的，如果全国的干部都像石书记这样，整个中国就有救了。”
但后来发生的若干起事件却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吸取了瓮安事件的教训。其中就包括湖北石首的“邓玉娇事件”，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湖北地方官员对媒体的态度依然冷漠，甚至派人殴打外地记者。
看得见的进步
对于群体性事件，单光鼐曾提出八字方针：“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要在第一时间把事实传出去，但是不要贸然下结论。
有一次，单去天津市座谈，听完这八个字，天津市长点头赞同，并加了四个字“再报继续”——把已经、正在、准备做得事情都要讲出来，舒缓民怨要做到早讲话，会讲话，讲真话。
不过在一些地方，官员对媒体监督还是本能地抵制。前几年，单光鼐去一些地方调查群体性事件，都得悄悄地去，不然会被赶出来。他记得，曾经去一个地级市拜访当地父母官，去之前通过权威部门给他们打了招呼，但对方很敷衍，不愿多说：“我们没有意见，省里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生怕单光鼐给他们搞出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们往往有两张面孔，对上言听计从，对媒体爱理不理。”单光鼐总结道。
但变化已经在悄然发生。时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意识到与媒体打交道是一门学问，而“如何开口说话”也是对公众负责的态度。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无疑也为官员学会面对公众和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国际上，了解国际会议和传媒规则，并能够熟练应对媒体的中国官员已经越来越多。比如先后在日内瓦工作过的中国外交官吴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国前贸易谈判代表龙永图，都是最受驻日内瓦媒体欢迎的中国官员。
这个队伍中还有一个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年两会上，作为人代会新闻发言人的他备受青睐，面对外国记者，他幽默风趣，妙语拨千斤——“西方个别领导人尽管工作很忙，自己国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们还是抽出时间去见达赖喇嘛”，“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口先进武器，这就相当于弟兄两个人正在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
轻松幽默间，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已清晰地传达给了世界。
“敢说真话的不多，阻挠采访的不少”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官员
对方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试图封口，这加重了日本记者盐泽英一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半年后，当地负责的官员被处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2003年6月，金边，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正在这里参加东盟系列会议。
“请问，我们可以采访李外长吗？我们是专门为他飞到柬埔寨的。”说话的是4家日本媒体的记者。他们将申请递交到中方工作人员手中，露出恳切的面色。
没过多久，李肇星走出会场后并没有回饭店房间，“他在饭店大厅的沙发处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专访。”7年后，谈起当时的场景，日本共同社驻华记者盐泽英一依旧对此充满感激。
李肇星是盐泽英一印象最好的中国官员之一，“他很坦率，有问必答。”接着，盐泽话锋一转，“但现在，似乎敢说话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少了。”
中国官员难开口
最直观的感触来自于采访门槛之高。
在华报道近10年，盐泽和他的同事们除了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稍微“热络”外，很少能得到采访中央官员的机会。他曾向环保部发出过好几封采访函，但后来只等到了一封“非正面”回复。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盐泽一共申请采访20位政协委员，最后只有3位委员给了他答复。不过，接受采访的委员名单中，包括解放军少将罗援，这足以让他对自己的两会报道“比较满意”。“要知道，只有在两会这样的场合我才能采访到他。”盐泽有些兴奋地说。
他把采访官员的成功几率归结为采访平台的大小。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中国代表团特别为媒体成立了新闻中心，以统筹国内外各种采访和新闻发布工作。这与当时只对本国媒体举办吹风会的日本相比，“做得更好、更开放”。
但这种举动并非常态。更多的国际会议上，外国记者们发现，国内“安静”的中国官员在国外也经常选择“鸦雀无声”。一位西方记者抱怨道，在报道中美贸易纠纷等涉华事件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采访到美国大使或代表，至少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会针对某一事件发表评论。但要拿到中方意见却不容易。另一名法国记者则说：“我也愿意报道中国的观点和看法，但电话打到中国的使领馆时，往往没有下文。一般中国官员都不接受采访。”
1000元购物券“封口费”
所以，盐泽在进行中国报道时一般采取两种方案：如果官员不肯表态，就从老百姓入手。而往往，他这么做时就和不少地方官员“擦肩而过”。
2007年，盐泽注意到江苏省某市一家化工厂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当他给市政府打电话询问时，有官员自信地表示：“我们没有污染问题，你不值得来这采访。”此外，还建议他去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报道。
盐泽半信半疑地放下了电话，但没过几天，该市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亲自到访共同社驻京办公室。为了达到说服日本记者不去采访的目的，这名官员甚至掏出价值1000元的购物券，塞到共同社的中国秘书手上，试图拉拢秘书一起做工作。
这反而加重了盐泽的怀疑，他暗访了有问题的化工厂并完成了写作。之后，这篇日文报道因被中国媒体转载而引发国内关注。后来，盐泽了解到，当地负责的官员在半年后已被处分。
“我算是幸运的。”盐泽说：“我很少在采访时与举止蛮横的官员面对面，而且日本记者算是比较"听话"的类型。”盐泽口中“不听话”的代表，主要是指一些敢于和地方官争吵的美国、英国记者。
美联环球电视记者胡大卫算是其中一位。2008年10月17日，中国国务院颁布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诸多奥运期间为外媒提供的“临时便利”都得以常规化。从此，第537号令也成了胡大卫的“挡箭牌”。在采访受阻时，他常常扛着摄像机就喊：“凭什么不让我们进行采访！温家宝总理都说过的，我们有权利！”
希望多几个李肇星、赵启正
在盐泽看来，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对待媒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对中国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宣传，但对日本官员来说，接待媒体是服务，希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并为此提供服务。
林夕和盐泽有同感。作为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驻京记者，她曾参加过中国政府某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采访长江三峡活动，她把那次经历形容为“消磨时间的仪式”，因为当地官员在被问及三峡工程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时，言辞含糊。而外国记者登上大坝之前，还被安排参观一些并不感兴趣的场所。最后，林夕和她的同事不得不退出采访团，独自去采访那些环保志愿者和三峡移民。
除了李肇星，另一个令盐泽很欣赏的外交官就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一次发布会上，他清楚地听到赵启正一字一句地告诉西方媒体，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的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自由都是相对的。这句话，让很多外国记者从此释怀。
“我希望多几位敢说话的中国官员。”盐泽表示，因为这种改变也许才能跟得上目前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