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香红 南方都市报
王选向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递交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书面要求。
今野东(日本众议院议员)
鸠山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但在执政党里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
王选(原细菌战原告团团长)
知道了(细菌战)，就没有再推托的理由，事情就会有进展，哪怕比蜗牛还慢，但总有希望在。
东京。日本国会。
2009年10月21日，只是东京一个平常的秋天；
靖国神社里例行的秋季大祭如期举行，日暮的荧荧火把和沉闷的鼓声里，风悄然掀动神社正门上印着白菊花的紫色旗幡，呼唤亡灵的声音低沉地回响。
中国湖南常德69岁的市民徐万智和63岁的农民高业君再一次在这个秋天里来到日本，向日本诉说66年前他们所经历的苦难。
此次能够成行日本，实在是让徐万智和高业君有些意外。中国对日民间诉讼的法律程序已经终结，日本向中国受害者敞开的法律大门已经关上，而寻找其它途径的努力一直处于胶着之中，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道歉和赔偿，路在哪里？
第N次诉说
徐万智和高业君此次诉说别有不同。通过日本司法寻求正义之路终止后，王选更愿意将这次接见视作是政治寻求解决之路的开启。
这是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第N次来日本。自1995年中国受害者开展对日本细菌战诉讼后14年以来，原告从起初的108名增长到180名，许许多多的男女农民、市民来到日本，向日本民众和法庭诉说几十年前在中国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现在，很多诉说者已经不在人世，湖南常德60名原告中，已经有26人在14年间离世，他们多是日本细菌战攻击中的鼠疫病的生还者和亲历者。
徐万智和高业君的此次诉说别有不同，他们走进了日本国会，听他们诉说的是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和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这是以前所有来日本的中国受害者所没有走进的地方———古式大屋顶建筑，柔软无声的地毯，深鞠躬的迎接人员。他们面对的是日本的一个新政权，未来中日间战争遗留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日本政府能否承认事实道歉，还是一个寄托了期望的未知数。
嘴里呼唤出死去亲人的名字的时候，徐万智老人哽咽了，眼泪打了一个滚儿又回到肚子里。
“1943年秋天，我的父亲挑着多余的粮食到位于自己村庄十多里地的常德市去卖，但回来之后就得了怪病，发烧、抽搐。”
“很快父亲身上就起了‘佗’(淋巴肿大)，之后就开始屙血，嘴里冒着血泡死掉了。”徐万智说。
徐的父亲生病后，一直陪护的奶奶很快就病倒，一个五岁的叔伯哥哥也病了，接着是叔叔、11岁的哥哥。怪病异常暴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得病者都相继暴死。不仅如此，家里的猫狗都开始发病、暴死。所有和徐家有过接触的人，前来帮忙办丧事的人，无论身体强壮还是老弱几乎无一幸免，死亡的恐怖布满全家。最后，家里11口人暴死5个，其余的病倒在床动弹不得，徐万智的母亲一头黑发全部掉光，祖父眼看着这个大家庭土崩瓦解，活活哭瞎了双眼。只有2岁多的徐万智也气息奄奄，好在被舅舅接走，也不知道弄了什么中药，竟然死里逃生。
说到惨烈处，徐万智哽咽得无法继续下去，参议员公邸里一片寂静。一个温饱的大家庭瞬间受到致命打击，死的人太多，只好将家里阁楼的板子拆下来，草草钉了木匣子埋葬。鼠疫在整个村庄蔓延，这个同姓同族100来人口的小村庄一时间家家有死人，户户办丧事。
1941年11月4日清晨5点30分，日本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分到达常德。
11月4日这一天常德“大雾”，于是增田美保不得不降低高度“降低H (高度)搜索。在H 800附近有层云，故在1000米以下实施。”
飞机的机翼下，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一个盛满跳蚤的桶不得已扔进了洞庭湖里。
“6/11常德附近中毒流行(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散布(细菌)，接触者严重中毒)。”
“20/11左右‘鼠疫’迅猛流行，各战区收集的卫生材料表明如命中则一定发病。”
以上引号部分是一本战地业务日记的内容，它的作者是参与策划实施细菌战的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井本熊男自1935年12月在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一直担任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关于细菌战情报的联系工作。
1941年11月4日井本业务日记清楚地记载了日军对湖南省常德市的细菌攻击。
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从1941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三年。
《井本日记》是1993年由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资料室查到的。在中日各方面的努力下，它成功地成为了中国对日细菌战诉讼的法庭证据，全部事实得到认定。
当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听完徐万智的讲述后，询问中国学者是否对此有调查研究，以及当年的受害情况时，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向议长提供了调查的结论：湖南常德10市区486个自然村死亡人数达到7643人，这些人只限于死于鼠疫，并且现在还有亲人能列举他们的姓名，还有大量的村死绝、户口死绝和外来人口死亡的则无法查证，另外还有霍乱、伤寒等细菌武器的受害情况也无法核查。而可以对此进行佐证的便是《井本日记》的内容。
常德的老人都记得当年从天空上掠过的飞机的样子：张着鳄鱼般大嘴，机身上有大大的红日。血红的小米粒大的跳蚤“簌簌地落下来”。
病死的人几乎都一个模样，口吐血沫，身体抽成一团，浑身乌黑。“我们那里都叫它‘乌鸦病’。”来自常德市鼎城区石门桥镇观音庵村的农民高业君说。他们高、李两姻亲家在一个月内死亡8号人，高业君吟出一首当年流行的民谣：“三岗三巷跑马坪，日日夜夜都死人。家家闭户行人少，到处都是哭嚎声。”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将一纸诉状递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2月16日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原告增加到了180人。接着是一审败诉，原告们申请二审，二审再次败诉。但是在这一次次的败诉下，是一段被淹没和有意掩盖于历史迷雾下的真相的一再显现———细菌战，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历史大白于天下。
中国的原告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要做的是要向法庭描述60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什么，鼠疫、霍乱、炭疽，这些人类社会为之战栗的恶疫是怎样在中国被人造出来散播到人群当中的。他们还要向法庭和日本社会证明，散播这些恶疫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怎样的一种犯罪。
可那是发生在60年前的事情，日本和美国竭力地并成功地将之掩盖了近半个世纪。原告们、中日美三国的学者及和平运动人士在幽冥昏暗的现实与历史中摸索，将散乱的历史碎片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把一个个活着的人的讲述记录下来。他们详尽地描绘自己、亲人和家乡的受害，写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法院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4个国家的大量国家档案馆所藏历史资料，其中有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这些证明和文件大都是第一次披露于阳光之下。
法庭做最后辩护的那一天，人们看着中国受害人辩护团律师一濑敬一郎一份份地向法庭递交证据，人们看到那证据迅速地向上长着，最后竟然达到了一人多高，其长度、厚度和严肃性让所有在场者震惊。
罪恶，就这样被钉在法律的铁柱上，成为永远不可更改的事实。
一万个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人留下了姓名。在原告团向法庭提供的长长的受害者名单上，一个个在60年前悲惨地死去的人，发出了他们的冤声。他们是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就那么悲惨地寂灭了。
徐万智和高业君的诉说，不知道是中国受害者第几次诉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的诉说。眼泪流在了日本，苦还在中国人的心里。事实虽然认定，但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就此表达过任何态度。
“知道了，就没有再推托的理由，事情就会有进展，哪怕比蜗牛还慢，但总有希望在”，原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认为这次诉说将是一次向日本国会的正式的知情通告。在对日战争遗留问题民间诉讼整体遭遇困境和尴尬，通过日本司法寻求正义之路终止后，王选更愿意将这次参众两院议长的接见视作是政治寻求解决之路的开启。
围绕“真相”的较量
谷川透这样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就是一只只推手———推动日本社会认识历史，推动议员在国会里行动。
知道了，但最终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次参、众议院议长会见中国受害者是由日本众议员今野东、小林千代美、藤田一枝、参议员神本美惠子等人引见并陪同的。
这四位民主党议员，都对日本应该解决好二战战争遗留问题持积极的态度，这种历史认识的姿态在鸠山由纪夫组成的新政权里是一个亮色。在今年日本大选之前，日本遗留毒气弹受害者的日本律师南典南向中国受害者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当时还是在野党的民主党，组成影子内阁，并在其中设立了一个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部门。此举表明，民主党一旦选举获胜，有可能将此问题提上正式议事日程。
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也承认，在以往的14年里，中日双方的人士曾做过努力，但从来没有接触到议长这样级别的人物。此外，细菌战是一个最为棘手的战争遗留问题，历任日本政府大多避之不及。此次两院议长的接见，可以理解为日本国会对此问题的正面的、积极的对应。
而就在日本参众两院议长接见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前一天，日本50多名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就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记者和日本众议院议员今野东有简短的讨论。今野东是日本国会里积极推进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议员，他认为，日本不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这个国家就无法起步。下面是本报记者和他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体会到很多东西。
记者：日本执政党的交替，你认为有什么意义？
今野东：意义将是革命性的。鸠山由纪夫作为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他有幽默感，可以和他开玩笑，大伙可以和他一起聊天，喝酒，领袖就是需要这样的素质。但修改宪法的想法，有点令我担心。
记者：我们很关心新政权将如何对待中日战争遗留问题？
今野东：政府对这个问题怎么想很重要。鸠山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就我个人看来，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虽然不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但民主党内也不是大家都很热心历史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怎样让更多的人关心，使问题得到解决是我们议会今后要做的事。
记者：昨天又有50多名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不是代表了你所说的“不同看法”？
今野东：一定的势力是存在的，有一点很明确，我是不会去的。我家里也有人被祭祀在里面，是我母亲的弟弟，祭祀在里面的人会被认为已经成为了神灵，但我们家里人并不认为他(舅舅)已经成为了神灵。
记者：你的亲人是国家将他放入靖国神社的还是你的家人申请的？
今野东：是国家放进去的，遗骨没有给家属。应该说他也是战争的牺牲者，战争是双方都要受害和死人的。不管怎么说，战争的责任是国家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
记者：国会里的议员对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态度怎样？有多少人有你这样的认识？
今野东：民主党里有480个议席，有140个人是新选上来的，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不太了解，但在执政党里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我们是“苦劳者”，中日双方必须为此做出努力。
靖国神社在日本政界是判别对历史问题的分水岭，现年67岁的日本和平运动组织“铭心会”的事务局长谷川透告诉记者，他从事了23年的解决亚洲的战争遗留问题的运动也起于靖国神社。
1985年，日本战败40年后，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得知他要参拜时，日本各界联合签名劝阻，谷川透也是其中的一位。“阻止没有成功。我就想，日本人其实并不知道战争期间日军到底干了什么样的坏事，我们就请韩国、菲律宾等地的受害者到日本来讲他们的故事。”于是铭心会———太平洋战争牺牲者追思铭记会成立。这是一个松散型的民间和平运动组织，它成立23年来，作为一支对抗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的力量而存在。
把强制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和化学武器受害者等请到日本作证，到支持他们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铭心会可谓风生水起，深入而广泛。1995年，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权利没有放弃得到确认，他们又接手中国受害者前来日本作证和对日本政府的诉讼。
2003年，由铭心会支持的韩国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法律程序全部走完，2007年中国受害者的诉讼也全部被驳回，虽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赔偿，但是受害事实得到了认定，一层层坚硬而高大的墙被一点点拆除，日本政府不得不直接和受害者相峙，没有了掩护和退路。
“国会里持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史观的人认为我们是自虐，保守党里都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们进行了23年的努力，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推动历史问题的解决，所以不换一个党来执政不行了。”谷川透说。
庆应大学历史学者松村高夫是日本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式人物。他是日本著名的家永三郎诉日本文部省审查教科书违宪案的证人，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曾经担任日本皇太子(现在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他编纂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记述了731部队等史实，但文部省在审查时把这些内容删除了。
这场诉讼从1965年打到1997年，长达32年，在日本影响巨大，家永三郎也从黑发到白头。同时，松村高夫也在20多年里连续为731部队人体实验中国受害诉讼、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出庭作证。
松村高夫认为，日本现有法律已经无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而议会未来需要做的是以立法的方式彻底解决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但法的废与立在国会是一件大事，它要经过一个民主的投票与决策程序，而议长只是一个“组织者”并不是一个“决定者”。虽然参、众两院议长在接见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时都表示他们知道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情况，并督促陪同议员努力工作，但权力仍在议员的手上。
推动事情向前确实极其困难，铭心会一直作为社会外围支持国会里“恒久和平调查局设立法案”的通过，法案的内容是在国家图书馆里设立一个30人规模的机构，从事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毒气弹和日本战俘拘留西伯利亚等历史问题的调查。为了推动该法案的通过，议会里还有一个议员联盟。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任首相前曾是联盟的会长，但法案连续十多年提了数次，鸠山由纪夫和民主党里的开明派、社民党、共产党等议员一同努力，却不是遭否决就是成为废案。
谷川透这样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就是一只只推手———推动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推动议员在国会里行动。他把游说议员在议会里关心并运作战争问题的解决叫做“托”——— 委托、拜托和托付。
此次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前来日本国会里的活动，就是一次“托”，21日参众两院议长接见之后，22日又“托”议员搞了一次参议院院内的集会，在参议院第一会议室里，中国的受害者再一次诉说苦难，讲述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国会议员。
对议员来说，来参加这样的会就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这一天议员来了8位，其中5位是派秘书来的。
“有一点遗憾的是今天的议员来得少了点，不过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谷川透在致词中说。
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的大部分省区受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尚沉在黑暗之中。细菌战调查需要中日甚至美国俄罗斯的加入。
在王选递交给日本参众两院议长的书面要求里，除了细菌战原告团一直坚持的要求日本政府对法院认定的历史事实公开承认，并考虑对731部队及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谢罪外，最主要的是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所有731部队及其细菌战的资料，建立有关调查机构对731部队及其细菌战进行全面调查，并公开调查的结果。
这个要求的提出和被强调是因为目前日本法院认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事实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中国的大部分省区受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尚沉在黑暗之中，成为中国二战历史上的一个巨大黑洞。也就是说，日本军队怎样使用细菌武器，多大规模使用，中国的受损失情况和个人受害情况远未明确，并且，66年后鼠疫、炭疽等细菌仍然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浙江等地受炭疽菌感染的受害者的伤口至今仍然在糜烂。某种意义上说，细菌战在中国仍是一个进行时，还远没有结束！
当年，为得到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资料，美国和日本联手掩盖了日本在二战中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事实，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所有细菌武器战犯都逃脱了东京法庭的审判。
对这一段历史，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表示他非常清楚，他承认，当年细菌战部队的人战后大都成了日本生物学界、医学界和教育界里的“精英”人物。
日本不仅将这一段历史在国内全部抹去，而美国后来对日本的731部队的资料也不进行公开，这使得弄清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艰难。
井本日记的发现就有一个极其偶然与曲折艰难的故事。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资料室发现它的时候，它只是日本政府公开的资料里极小的一部分。当时日本政府鼓励军人写日记，战后这些日记有3000多册捐给了国家，但防卫厅资料室公开的据说仅为其中的100册。当时日本防卫厅资料室不允许复印，吉见义明便让他的学生在资料室里整整抄写了一年，然后整理出论文进行发表，才将日军对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公之于众。
井本日记只是记录了1940年到1942年与中国支那派遣军有关的内容，其中细菌战的内容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此可见，日军在其它时间和其它地点使用细菌化学武器的情况则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资料，要接近历史的真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公开资料的问题，细菌战因为其相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需要进行大量的与正常疾病传播的辨认与甄别，需要对尚活在人世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进行可以留存为证据的口录与调查，这些目前开展得很少很少，而另一个严峻现实是，历史的亲历者因为年事已高而不断地辞世。一个人的死亡有时候就是一段历史的死亡，永远无法弥补。
细菌战调查只有在中日甚至是美国俄罗斯的加入之下才有可能完全弄清楚，而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提及赔偿和道歉问题。而这一切都寄期望于日本新政权能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0年的细菌战诉讼，中国的各受害者已经开展了一些以民间志愿者为主的调查，建立了一些细菌战历史陈列馆和遇难同胞纪念设施，为了那不能忘却的记忆，也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历史教育。
“让我们把这些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个人，一一记录在我们的一份份调查表中。不管有多少人来关注他们，我们做着的是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为历史留下了我们大学生的见证。”这是义务参加细菌战调查者写下的感言。
王选向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递交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书面要求。
今野东(日本众议院议员)
鸠山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但在执政党里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
王选(原细菌战原告团团长)
知道了(细菌战)，就没有再推托的理由，事情就会有进展，哪怕比蜗牛还慢，但总有希望在。
东京。日本国会。
2009年10月21日，只是东京一个平常的秋天；
靖国神社里例行的秋季大祭如期举行，日暮的荧荧火把和沉闷的鼓声里，风悄然掀动神社正门上印着白菊花的紫色旗幡，呼唤亡灵的声音低沉地回响。
中国湖南常德69岁的市民徐万智和63岁的农民高业君再一次在这个秋天里来到日本，向日本诉说66年前他们所经历的苦难。
此次能够成行日本，实在是让徐万智和高业君有些意外。中国对日民间诉讼的法律程序已经终结，日本向中国受害者敞开的法律大门已经关上，而寻找其它途径的努力一直处于胶着之中，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道歉和赔偿，路在哪里？
第N次诉说
徐万智和高业君此次诉说别有不同。通过日本司法寻求正义之路终止后，王选更愿意将这次接见视作是政治寻求解决之路的开启。
这是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第N次来日本。自1995年中国受害者开展对日本细菌战诉讼后14年以来，原告从起初的108名增长到180名，许许多多的男女农民、市民来到日本，向日本民众和法庭诉说几十年前在中国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现在，很多诉说者已经不在人世，湖南常德60名原告中，已经有26人在14年间离世，他们多是日本细菌战攻击中的鼠疫病的生还者和亲历者。
徐万智和高业君的此次诉说别有不同，他们走进了日本国会，听他们诉说的是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和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这是以前所有来日本的中国受害者所没有走进的地方———古式大屋顶建筑，柔软无声的地毯，深鞠躬的迎接人员。他们面对的是日本的一个新政权，未来中日间战争遗留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日本政府能否承认事实道歉，还是一个寄托了期望的未知数。
嘴里呼唤出死去亲人的名字的时候，徐万智老人哽咽了，眼泪打了一个滚儿又回到肚子里。
“1943年秋天，我的父亲挑着多余的粮食到位于自己村庄十多里地的常德市去卖，但回来之后就得了怪病，发烧、抽搐。”
“很快父亲身上就起了‘佗’(淋巴肿大)，之后就开始屙血，嘴里冒着血泡死掉了。”徐万智说。
徐的父亲生病后，一直陪护的奶奶很快就病倒，一个五岁的叔伯哥哥也病了，接着是叔叔、11岁的哥哥。怪病异常暴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得病者都相继暴死。不仅如此，家里的猫狗都开始发病、暴死。所有和徐家有过接触的人，前来帮忙办丧事的人，无论身体强壮还是老弱几乎无一幸免，死亡的恐怖布满全家。最后，家里11口人暴死5个，其余的病倒在床动弹不得，徐万智的母亲一头黑发全部掉光，祖父眼看着这个大家庭土崩瓦解，活活哭瞎了双眼。只有2岁多的徐万智也气息奄奄，好在被舅舅接走，也不知道弄了什么中药，竟然死里逃生。
说到惨烈处，徐万智哽咽得无法继续下去，参议员公邸里一片寂静。一个温饱的大家庭瞬间受到致命打击，死的人太多，只好将家里阁楼的板子拆下来，草草钉了木匣子埋葬。鼠疫在整个村庄蔓延，这个同姓同族100来人口的小村庄一时间家家有死人，户户办丧事。
1941年11月4日清晨5点30分，日本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分到达常德。
11月4日这一天常德“大雾”，于是增田美保不得不降低高度“降低H (高度)搜索。在H 800附近有层云，故在1000米以下实施。”
飞机的机翼下，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一个盛满跳蚤的桶不得已扔进了洞庭湖里。
“6/11常德附近中毒流行(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散布(细菌)，接触者严重中毒)。”
“20/11左右‘鼠疫’迅猛流行，各战区收集的卫生材料表明如命中则一定发病。”
以上引号部分是一本战地业务日记的内容，它的作者是参与策划实施细菌战的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井本熊男自1935年12月在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一直担任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关于细菌战情报的联系工作。
1941年11月4日井本业务日记清楚地记载了日军对湖南省常德市的细菌攻击。
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从1941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三年。
《井本日记》是1993年由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资料室查到的。在中日各方面的努力下，它成功地成为了中国对日细菌战诉讼的法庭证据，全部事实得到认定。
当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听完徐万智的讲述后，询问中国学者是否对此有调查研究，以及当年的受害情况时，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向议长提供了调查的结论：湖南常德10市区486个自然村死亡人数达到7643人，这些人只限于死于鼠疫，并且现在还有亲人能列举他们的姓名，还有大量的村死绝、户口死绝和外来人口死亡的则无法查证，另外还有霍乱、伤寒等细菌武器的受害情况也无法核查。而可以对此进行佐证的便是《井本日记》的内容。
常德的老人都记得当年从天空上掠过的飞机的样子：张着鳄鱼般大嘴，机身上有大大的红日。血红的小米粒大的跳蚤“簌簌地落下来”。
病死的人几乎都一个模样，口吐血沫，身体抽成一团，浑身乌黑。“我们那里都叫它‘乌鸦病’。”来自常德市鼎城区石门桥镇观音庵村的农民高业君说。他们高、李两姻亲家在一个月内死亡8号人，高业君吟出一首当年流行的民谣：“三岗三巷跑马坪，日日夜夜都死人。家家闭户行人少，到处都是哭嚎声。”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将一纸诉状递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998年2月16日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原告增加到了180人。接着是一审败诉，原告们申请二审，二审再次败诉。但是在这一次次的败诉下，是一段被淹没和有意掩盖于历史迷雾下的真相的一再显现———细菌战，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历史大白于天下。
中国的原告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要做的是要向法庭描述60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什么，鼠疫、霍乱、炭疽，这些人类社会为之战栗的恶疫是怎样在中国被人造出来散播到人群当中的。他们还要向法庭和日本社会证明，散播这些恶疫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怎样的一种犯罪。
可那是发生在60年前的事情，日本和美国竭力地并成功地将之掩盖了近半个世纪。原告们、中日美三国的学者及和平运动人士在幽冥昏暗的现实与历史中摸索，将散乱的历史碎片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把一个个活着的人的讲述记录下来。他们详尽地描绘自己、亲人和家乡的受害，写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法院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4个国家的大量国家档案馆所藏历史资料，其中有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这些证明和文件大都是第一次披露于阳光之下。
法庭做最后辩护的那一天，人们看着中国受害人辩护团律师一濑敬一郎一份份地向法庭递交证据，人们看到那证据迅速地向上长着，最后竟然达到了一人多高，其长度、厚度和严肃性让所有在场者震惊。
罪恶，就这样被钉在法律的铁柱上，成为永远不可更改的事实。
一万个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人留下了姓名。在原告团向法庭提供的长长的受害者名单上，一个个在60年前悲惨地死去的人，发出了他们的冤声。他们是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就那么悲惨地寂灭了。
徐万智和高业君的诉说，不知道是中国受害者第几次诉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的诉说。眼泪流在了日本，苦还在中国人的心里。事实虽然认定，但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就此表达过任何态度。
“知道了，就没有再推托的理由，事情就会有进展，哪怕比蜗牛还慢，但总有希望在”，原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认为这次诉说将是一次向日本国会的正式的知情通告。在对日战争遗留问题民间诉讼整体遭遇困境和尴尬，通过日本司法寻求正义之路终止后，王选更愿意将这次参众两院议长的接见视作是政治寻求解决之路的开启。
围绕“真相”的较量
谷川透这样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就是一只只推手———推动日本社会认识历史，推动议员在国会里行动。
知道了，但最终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次参、众议院议长会见中国受害者是由日本众议员今野东、小林千代美、藤田一枝、参议员神本美惠子等人引见并陪同的。
这四位民主党议员，都对日本应该解决好二战战争遗留问题持积极的态度，这种历史认识的姿态在鸠山由纪夫组成的新政权里是一个亮色。在今年日本大选之前，日本遗留毒气弹受害者的日本律师南典南向中国受害者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当时还是在野党的民主党，组成影子内阁，并在其中设立了一个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部门。此举表明，民主党一旦选举获胜，有可能将此问题提上正式议事日程。
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也承认，在以往的14年里，中日双方的人士曾做过努力，但从来没有接触到议长这样级别的人物。此外，细菌战是一个最为棘手的战争遗留问题，历任日本政府大多避之不及。此次两院议长的接见，可以理解为日本国会对此问题的正面的、积极的对应。
而就在日本参众两院议长接见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前一天，日本50多名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就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记者和日本众议院议员今野东有简短的讨论。今野东是日本国会里积极推进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议员，他认为，日本不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这个国家就无法起步。下面是本报记者和他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体会到很多东西。
记者：日本执政党的交替，你认为有什么意义？
今野东：意义将是革命性的。鸠山由纪夫作为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他有幽默感，可以和他开玩笑，大伙可以和他一起聊天，喝酒，领袖就是需要这样的素质。但修改宪法的想法，有点令我担心。
记者：我们很关心新政权将如何对待中日战争遗留问题？
今野东：政府对这个问题怎么想很重要。鸠山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就我个人看来，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虽然不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但民主党内也不是大家都很热心历史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怎样让更多的人关心，使问题得到解决是我们议会今后要做的事。
记者：昨天又有50多名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不是代表了你所说的“不同看法”？
今野东：一定的势力是存在的，有一点很明确，我是不会去的。我家里也有人被祭祀在里面，是我母亲的弟弟，祭祀在里面的人会被认为已经成为了神灵，但我们家里人并不认为他(舅舅)已经成为了神灵。
记者：你的亲人是国家将他放入靖国神社的还是你的家人申请的？
今野东：是国家放进去的，遗骨没有给家属。应该说他也是战争的牺牲者，战争是双方都要受害和死人的。不管怎么说，战争的责任是国家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
记者：国会里的议员对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态度怎样？有多少人有你这样的认识？
今野东：民主党里有480个议席，有140个人是新选上来的，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不太了解，但在执政党里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我们是“苦劳者”，中日双方必须为此做出努力。
靖国神社在日本政界是判别对历史问题的分水岭，现年67岁的日本和平运动组织“铭心会”的事务局长谷川透告诉记者，他从事了23年的解决亚洲的战争遗留问题的运动也起于靖国神社。
1985年，日本战败40年后，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得知他要参拜时，日本各界联合签名劝阻，谷川透也是其中的一位。“阻止没有成功。我就想，日本人其实并不知道战争期间日军到底干了什么样的坏事，我们就请韩国、菲律宾等地的受害者到日本来讲他们的故事。”于是铭心会———太平洋战争牺牲者追思铭记会成立。这是一个松散型的民间和平运动组织，它成立23年来，作为一支对抗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的力量而存在。
把强制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和化学武器受害者等请到日本作证，到支持他们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铭心会可谓风生水起，深入而广泛。1995年，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权利没有放弃得到确认，他们又接手中国受害者前来日本作证和对日本政府的诉讼。
2003年，由铭心会支持的韩国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法律程序全部走完，2007年中国受害者的诉讼也全部被驳回，虽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赔偿，但是受害事实得到了认定，一层层坚硬而高大的墙被一点点拆除，日本政府不得不直接和受害者相峙，没有了掩护和退路。
“国会里持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史观的人认为我们是自虐，保守党里都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们进行了23年的努力，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推动历史问题的解决，所以不换一个党来执政不行了。”谷川透说。
庆应大学历史学者松村高夫是日本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式人物。他是日本著名的家永三郎诉日本文部省审查教科书违宪案的证人，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曾经担任日本皇太子(现在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他编纂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记述了731部队等史实，但文部省在审查时把这些内容删除了。
这场诉讼从1965年打到1997年，长达32年，在日本影响巨大，家永三郎也从黑发到白头。同时，松村高夫也在20多年里连续为731部队人体实验中国受害诉讼、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出庭作证。
松村高夫认为，日本现有法律已经无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而议会未来需要做的是以立法的方式彻底解决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但法的废与立在国会是一件大事，它要经过一个民主的投票与决策程序，而议长只是一个“组织者”并不是一个“决定者”。虽然参、众两院议长在接见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时都表示他们知道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情况，并督促陪同议员努力工作，但权力仍在议员的手上。
推动事情向前确实极其困难，铭心会一直作为社会外围支持国会里“恒久和平调查局设立法案”的通过，法案的内容是在国家图书馆里设立一个30人规模的机构，从事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毒气弹和日本战俘拘留西伯利亚等历史问题的调查。为了推动该法案的通过，议会里还有一个议员联盟。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任首相前曾是联盟的会长，但法案连续十多年提了数次，鸠山由纪夫和民主党里的开明派、社民党、共产党等议员一同努力，却不是遭否决就是成为废案。
谷川透这样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就是一只只推手———推动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推动议员在国会里行动。他把游说议员在议会里关心并运作战争问题的解决叫做“托”——— 委托、拜托和托付。
此次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前来日本国会里的活动，就是一次“托”，21日参众两院议长接见之后，22日又“托”议员搞了一次参议院院内的集会，在参议院第一会议室里，中国的受害者再一次诉说苦难，讲述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国会议员。
对议员来说，来参加这样的会就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这一天议员来了8位，其中5位是派秘书来的。
“有一点遗憾的是今天的议员来得少了点，不过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谷川透在致词中说。
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的大部分省区受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尚沉在黑暗之中。细菌战调查需要中日甚至美国俄罗斯的加入。
在王选递交给日本参众两院议长的书面要求里，除了细菌战原告团一直坚持的要求日本政府对法院认定的历史事实公开承认，并考虑对731部队及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谢罪外，最主要的是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所有731部队及其细菌战的资料，建立有关调查机构对731部队及其细菌战进行全面调查，并公开调查的结果。
这个要求的提出和被强调是因为目前日本法院认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事实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中国的大部分省区受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尚沉在黑暗之中，成为中国二战历史上的一个巨大黑洞。也就是说，日本军队怎样使用细菌武器，多大规模使用，中国的受损失情况和个人受害情况远未明确，并且，66年后鼠疫、炭疽等细菌仍然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浙江等地受炭疽菌感染的受害者的伤口至今仍然在糜烂。某种意义上说，细菌战在中国仍是一个进行时，还远没有结束！
当年，为得到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资料，美国和日本联手掩盖了日本在二战中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事实，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所有细菌武器战犯都逃脱了东京法庭的审判。
对这一段历史，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表示他非常清楚，他承认，当年细菌战部队的人战后大都成了日本生物学界、医学界和教育界里的“精英”人物。
日本不仅将这一段历史在国内全部抹去，而美国后来对日本的731部队的资料也不进行公开，这使得弄清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艰难。
井本日记的发现就有一个极其偶然与曲折艰难的故事。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资料室发现它的时候，它只是日本政府公开的资料里极小的一部分。当时日本政府鼓励军人写日记，战后这些日记有3000多册捐给了国家，但防卫厅资料室公开的据说仅为其中的100册。当时日本防卫厅资料室不允许复印，吉见义明便让他的学生在资料室里整整抄写了一年，然后整理出论文进行发表，才将日军对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公之于众。
井本日记只是记录了1940年到1942年与中国支那派遣军有关的内容，其中细菌战的内容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此可见，日军在其它时间和其它地点使用细菌化学武器的情况则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资料，要接近历史的真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公开资料的问题，细菌战因为其相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需要进行大量的与正常疾病传播的辨认与甄别，需要对尚活在人世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进行可以留存为证据的口录与调查，这些目前开展得很少很少，而另一个严峻现实是，历史的亲历者因为年事已高而不断地辞世。一个人的死亡有时候就是一段历史的死亡，永远无法弥补。
细菌战调查只有在中日甚至是美国俄罗斯的加入之下才有可能完全弄清楚，而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提及赔偿和道歉问题。而这一切都寄期望于日本新政权能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0年的细菌战诉讼，中国的各受害者已经开展了一些以民间志愿者为主的调查，建立了一些细菌战历史陈列馆和遇难同胞纪念设施，为了那不能忘却的记忆，也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历史教育。
“让我们把这些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个人，一一记录在我们的一份份调查表中。不管有多少人来关注他们，我们做着的是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为历史留下了我们大学生的见证。”这是义务参加细菌战调查者写下的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