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
文摘自《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作者：胡友松/口述，出版：九州出版社
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她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
见面“红包”300元
1959年，我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
由于彼此都熟悉，所以，我们每次一见面，我就会把单位里的一些事情以闲聊的方式告诉他。有一次，我请他帮忙换个工作，因为我对自己干的这一行实在是感到厌倦了。张成仁很热心地对我说，他在北京的政界也有些朋友，有机会一定帮我多询问一下。看从哪个方面入手能够办成。我很感激。
早在1966年的6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好像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已经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等着，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在路上，我静静地听着张成仁和程思远在随意地说着话，但话题的内容我也听不懂。所以，也没有插上一句话。轿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门牌“西总布胡同5号”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张成仁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我带你见的大人物是谁吗？我自然是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成仁说这个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听了并没有感到太吃惊，只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因为我在乡下的时候听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过有关他回国的报道，但为什么要带我来见这位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
我们三个人已经穿过小院子，来到客厅里。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比程思远还要清瘦的老人，一看他明显的五官特征，尤其是那突起的颧骨，就知道是个南方人。我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让我见的李宗仁吧。果不其然，程思远快步走上前来，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李先生，又对李宗仁说我是小胡姑娘。李宗仁微笑着操着一口浓厚的地方口音请我们坐，我也不知道他是广西人，更听不太明白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手势，才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们坐下来后，我在李宗仁和张成仁互相寒暄时禁不住偷偷打量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当时的李宗仁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年过花甲，他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尼龙衫，下面穿着颜色较浅的好像是亚麻做成的裤子，虽然他坐下来以后人就显得更加矮小，但精神和气色倒还不错。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明显地看出来他有常人所不可能具备的独特个性，显示出一副威武的将军气概。我心里想，大人物毕竟是大人物，尽管他外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只要一和他接触，那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就会不自觉地扑面而来。
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这个大人物虽然不是我在电影和图书中看到和想象当中的那种浓眉大眼、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但浑身上下却不经意地展示出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据说他在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日军的流弹曾经击伤了他五颗牙齿，后来还做过胃、胆切除的大手术，但仿佛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损伤过他的健康。此时他在我的面前非常健谈，还很直白地发表对事物的看法和个人的一些意见，我心里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真诚、很实在，也不甘寂寞的好老头儿。这就是李宗仁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李宗仁很健谈，他一边和程思远说着话，一面又转向我来问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随后，他又把话题转向张成仁，但说上两三句后，又把话题拉扯到我这里，真像是一场外交谈判。初次见面，我当然是想给这个大人物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在回答李宗仁的问话时，发挥得还算不错。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在时针敲响七点钟的时候，李宗仁热情地留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我们互相礼貌地让着坐，四个人坐定后，晚饭就开始了。望着一桌很丰盛的佳肴，我心里很开心，一是意外地见到了李宗仁这个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二是我真的好久都没吃上这么既好看又好吃的菜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李宗仁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着菜，还说让我不要客气，按照西方人用餐的习惯是不应该用他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的，但他又解释说，这是在中国，要按照中国的吃饭习惯，这样才显得主人热情好客。他还说，他在海外就一直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干吗要改掉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的好习惯呢。我们听了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是一个很风趣的老头儿，浑身上下充满了幽默感。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因为早已厌倦了在医院的护士工作，一听是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真是感到特别的吃惊，心里一阵狂喜，表示自己很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了点头，对我说，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吧，你看什么时候能来，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另外，由于单位人多嘴杂，是是非非的事情就特别的多，我感到自己终于修成正果，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别的不说，就单凭能在李宗仁身边工作，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更何况100块钱的高工资也是十分诱人的呀！我从内心里特别感激张成仁。
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我当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连忙推辞，一旁的程思远让我接下，说这样推掉德公会不高兴的，我只好双手接下，连忙道谢。张成仁说他还要和李宗仁及程思远再谈一谈别的事情，就不留我了。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着刚才在李宗仁家里的每一个场景，而在临走的时候李宗仁给的一个大红包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我心里充满了好奇。我知道，这样的红包一般都是到了过年或有喜事的时候赠送的钱，但我都这么大了，又没有什么喜事来临，这个大人物总不会送我钱吧？但那又是什么呢？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300块钱。我一下子愣住了。
“你有没有男朋友？”
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我记得那天的天气不好，阴沉沉的，还下着小雨，李宗仁叫人把我接到了李公馆。那一天，程思远和他的夫人石泓也来了。看得出，让我到李宗仁这里工作，他们是很慎重的。我们见面后又是一番长谈，我晓得，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另外也好从我的言谈举止中来判断是否适合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这天下午，由于到的时间比较晚，到了晚饭时间，李宗仁照例热情地留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
虽然是第二次来到李公馆，我依然是很小心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这次见面自然是记忆深刻。我记得我们吃完饭之后，程思远和夫人石泓在客厅里休息，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一下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看厨房，再看一下他住的卧室，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到了二楼的书房。李宗仁在介绍书房里一些图书摆放位置的时候，语气很恳切地对我，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了点头，对李宗仁明确表态说随时可以来报到。李宗仁很满意地说好，让程思远来具体安排时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要住在他这里。房子很多，完全够用，这样工作起来方便。我听了他的这些话，也没有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我也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表态说，我到这里工作是心甘情愿的，你让我住在这里我也没有意见，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其实，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对于今后能否碰上志同道合的男朋友，心里也没有底。但既然话是这样说了，我不知道李宗仁听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在话音刚一落地就抬头看他一眼。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尽管只是刹那间，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他赶紧掩饰住失态表情，然后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做出了一个叫我始料不及的动作，他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就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当时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整个脸，心脏也感觉在怦怦地直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学的西方国家的礼节习俗吧！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外国人不是在一见面都会热烈拥抱和脸对脸亲吻吗？我转念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了。想到这里，我马上恢复了常态。
接着，李宗仁又对我介绍书房里的摆设，我却没有完全听得进去。后来，程思远对我讲了一些有关李宗仁的婚姻和家庭的点滴往事，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在书房对我的亲吻非同寻常。再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又看了李宗仁的结发妻子李秀文所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从中更多地了解到了李宗仁的家庭生活。我再结合李宗仁亲口给我讲述的有关他的婚恋情形，再把从许多渠道得到的一些事情连贯一起，从中也就知道了更为翔实的故事。当初李宗仁抛下李秀文和郭德洁结合，也是事出有因，决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种简单的喜新厌旧。李宗仁与郭德洁结婚后，李秀文是心甘情愿地退居在后，她知道李宗仁应该有一个更适合他在政界发展的得力助手，所以，就默默地把她和李宗仁的亲骨肉李幼邻抚养成人。李宗仁偕同郭德洁一道出入各种社交活动当中，逐渐显示出个人的超人才智。当然，我没有见过郭德洁，她陪同李宗仁回到大陆半年后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很悲伤，也很痛苦。他多次向程思远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他说自从郭德洁离开他之后，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程思远，不能眼看着李宗仁一天天地消沉下去，在与张成仁碰面的时候，两个人偶然把话题谈论到这里，是张成仁出于好心把我推荐给了程思远，只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到公开的那一步。这些情况也都是在日后与程思远交谈的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程思远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全面了解到我的家庭出身和工作的情况，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那时我自然是蒙在鼓里的。程思远见了我之后，对我的初步印象还不错，这才当即决定带我到李宗仁公馆里去。在与李宗仁见了两次面后，李宗仁喜欢上了我，可我却茫然无知。就在第二次见面后，李宗仁亲自用专给他配用的红旗车，把我直接送回了医院宿舍。在我下车回头向李宗仁礼貌地告辞时，我看见李宗仁笑眯眯地冲我挥着手。后来，程思远的夫人石泓告诉我:“德公那天特别高兴，在我们面前一直夸你好。”
这是第二次见到李宗仁的情景，既然自己能得到李宗仁的认可，我想马上就可以到他身边开始工作了。于是，我的心情也就放松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回来那样急不可待了。果不其然，不久，就又有了第三次会见李宗仁的安排。这一次，李宗仁直接对我说，你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是做保健秘书。我一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开始不是说是做机要秘书吗？怎么又变成保健秘书了呢？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当即点头，而是请他容许我再考虑考虑。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李宗仁让我做保健秘书，那机要秘书莫非不适合我来做而另选他人不成？
这样的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第四次见到李宗仁。这一次，李宗仁是照例又留我吃晚饭。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陪同吃饭的既没有张成仁，也没有程思远夫妇，而是来了许多看上去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陌生人。大家只是相互客气地问个好，接着就各自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说笑，我感到这个样子怪怪的，但除了李宗仁，由于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所以也不好多说多问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也就是只有李宗仁和我在说着一些闲话，其他的人说的话很少。这一次，李宗仁并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到他这里来，也没有直接挑明让我到他这里报到的时间，而只是随便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莫非是李宗仁看不上我的工作能力，准备另换他人了？也许上次告别，自己听说是做保健秘书而考虑一下出现了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完了这顿晚饭，感到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只有往最坏的地方去设想，难道这顿饭就是打发我从此不要再来李公馆的暗示吗？正想着，那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纷纷告辞离开。李宗仁照例派车把我送回宿舍，只是没有像第二次那样亲自上车来送，但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总不能每一次都得他亲自把我送回家吧。我总感到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咳！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那一夜，我朦朦胧胧的，没有睡好。
突如其来的求爱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到李宗仁时听说要到他那里去当秘书是一阵欣喜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离开李公馆之后我的心情是一落千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不到答案，我自然郁闷起来，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地消磨时光。这时候，李宗仁又派车把我接到了他那里。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本来从当初所说的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了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才27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我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凭空掉下一个大馅饼的好事。因为我对像李宗仁这样的大人物毕竟还是充满了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的，通过张成仁能够认识他总归是一件荣幸的好事情。但对于李宗仁突如其来的求婚，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残存的一丝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对他一口回绝，这样太伤他的面子，或许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我又绝对不会去点头认可，因为这是我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大事情。看着一脸诚恳的李宗仁，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我想，当时李宗仁在很冒昧地向我求婚时，他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毕竟这样冒失地脱口而出，也一定是感到很紧张的。当他听到我这一说，没有马上回绝，自然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只见他似乎夸张地松了一口气，嘴里一连声地说着“可以，可以……”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我真是矛盾极了。那天晚上，我是彻夜未眠。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目前自己不如意的工作，想到今后自己的前途，想到如何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我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可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49岁的老头子那该如何是好？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又并非等闲之辈，自己如若是跟了他，那下半辈子的命运将毫无疑问地重新改写了！虽然李宗仁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他总不能一直沉陷在丧妻之痛的悲哀中不能自拔，他有权利在有生之年选择一份属于他自己所享有的爱！对于李宗仁的历史，我当然是从书本上知道一二的。当年的他，雄姿勃发，纵横疆场，叱咤风云，曾经在1938年指挥过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战，与来犯的日寇决一死战。1948年，在蒋介石被迫下野时，他又曾临时充当过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亡国外……李宗仁的确是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现在赶上老年丧偶，日常生活没人照料，他是需要一个妻子来尽这份责任的呀！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心事重重，真正尝到了失眠的痛苦。脑子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时间难以理清思路。半夜里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刚打了一个盹，突然脑子里闪现出一个人来，那就是张成仁，是啊！这个时候，应该去问问他才对呀！既然李宗仁公开主动地向我求婚，我想肯定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我真想半夜就去找他说个明白。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约他出来当面谈一谈。正在这时，李宗仁派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倒也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没有说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宗仁在第一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最早，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样做了，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周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的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人逢喜事精神爽
1966年7月26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号”李公馆里隆重而热烈地举行。当年27岁的我和已经76岁的李宗仁将军正式挽起了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当时，我和李宗仁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幸福当中。我自信自己一定会和李宗仁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在一起配合好的，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其他方面。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像报界所渲染的那样有多么隆重的场面，但整个过程还是很热烈欢快的。因为前来出席婚礼的嘉宾和前来祝贺的人士，都是经过李宗仁亲自列出，并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一审定的，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或者说都与李宗仁私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婚礼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婚礼的前一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副局长还为李宗仁和我颁发了结婚证书，并亲自把结婚证书送到我的手里，我看见证书上写有北京东城区区长戴庆元的签字和民政局盖的公章。由于婚礼就定在早已经整修一新的李公馆举行，许多事情都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来办理，也不需要购置什么嫁妆、家具什么的，李公馆都有，其他的装饰呀、婚宴呀、人员服务等，都是公家来办，我根本就不怎么操心，只是一向爱讲究的李宗仁请来上海师傅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了两套西装，说新娘子就应该穿着漂亮些。结婚当天，程思远夫妇、黄琪翔夫妇、邵力子特订了三个大花篮，提前送来，装点在大客厅里，特别鲜艳，也十分显眼。刘仲容、黄绍、刘斐、余心清等十几个李宗仁的旧时好友都前来祝贺。
我们的婚宴很快就开始了。因为李宗仁是南方人，所以他一直喜欢吃广东菜，为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为他请来了北京华侨饭店的名厨掌勺，大师傅烧得一手正宗的粤菜，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可以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佳肴了。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胃口也大开啊！酒宴办得十分丰盛，大家吃得也很开心。客人们一边向李宗仁和我不断地祝贺新婚之喜，一面饮酒叙旧，气氛热烈，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觉温馨无比。这一天的婚礼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在自己遇到更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就会仔细回忆我和李宗仁的婚礼场面，以此来安慰自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坚强地活下去。
当天的婚礼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才尽兴地陆续告辞。大家主要是考虑到李宗仁的身体，也就没有像年轻人结婚那样还要闹洞房了。我笑着一一与来宾们握手告别，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时，我这才感到自己很疲倦。我想此时的李宗仁肯定很困乏，就赶忙回到客厅。想不到李宗仁还处在极度的亢奋当中，他一见我走过来，就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今天因为多喝了两杯酒，一点也不困，他还说自从郭德洁走了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热闹过了。接着，我就扶着李宗仁一道来到楼上的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的新房。
走进卧室，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脱下西装，换上—件白色的睡袍。这时，李宗仁坐在一旁，轻声地对我说，以后我就叫你“若梅”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也礼貌地回敬道，那我称呼你“德公”吧。
洞房花烛之夜，我向李宗仁直抒胸臆:“德公，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很敬佩你。我愿意嫁给你，是真心诚意的，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我不图你的财产，只要你能安度晚年，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尽管人们称我们的婚姻是‘梨花伴海棠’，或者说是带有荒诞色彩的‘老少配’，但我不在乎这些，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你对我好就足够了。”
胡友松，北京市知名画家，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上海。那时她叫胡若梅，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般美丽坚强。由于是私生女，若梅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谁，也不曾问过。母亲只是跟她说过：“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胡友松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母亲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子在场里来回走动。她有漂亮衣服，能坐高级轿车，但是她却没有自己的家。她从小就住在酒店包房里。“她会露出半张脸，然后问你是不是很像她母亲胡蝶。”采访过胡友松的记者杨东晓说，在她的台案上，一些平时不轻易能见到的影片光碟被整齐摆放：胡蝶的《姊妹花》、周璇的《夜店》、赵丹和秦怡的《遥远的爱》、阮玲玉的《十万苍生》等。
胡友松的母亲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6岁考入中华电影学校,从此步入影坛，并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成为民国三四十年代的第一电影明星，一度被观众评为“电影皇后”。
6岁时，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看医生，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建议胡蝶最好将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此时，恰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记忆里，沈文芝这位养母对她特凶，常常无缘无故地冲着她大发脾气，拿她出气，有时还不给小若梅饭吃。
1951年，已移居香港的胡蝶得知女儿的艰难处境后，便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但沈文芝一口拒绝，无奈之下，胡蝶留下了一只装满金银首饰的手提箱给沈文芝，并嘱咐她用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供若梅生活、上大学。然而，沈文芝很快将这满满一箱的财物挥霍掉了，到若梅中学毕业时，箱子已是空无一物了。
若梅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医专就读。医专毕业后若梅便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在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无论她怎么努力工作，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也得不到组织的承认，相反还承受着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时刻都有成为“专政”对象的可能。
1965年，原国民政府代总统、台儿庄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携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第二年，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因患乳腺癌在北京去世。为此，刚刚从海外高高兴兴归来的李宗仁先生的情绪十分低落。为了帮助李宗仁先生从痛苦中走出来，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对李宗仁先生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为他物色了60多位女士。当这些女士的资料和照片放到李先生面前时，都一一被李先生婉言谢绝。然而年轻貌美的胡友松女士却被李宗仁先生一眼看中。此时，李宗仁先生最担心的是自己已经年过古稀，而胡友松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未婚女性，李宗仁知道这桩婚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胡友松。
李宗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胡友松会同意这桩婚事。因为胡友松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爱国将军早已敬佩不已。加之她长期在原单位受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胡友松欣然答应了李宗仁先生的要求。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下，1966年7月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李宗仁先生的官邸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从此这对红颜少女和白发将军终于走到一起了。
胡友松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而且正好从事的是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胡友松。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这桩婚姻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误解胡友松，以为她爱慕虚荣，看中的是李宗仁的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对此，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曾经向有关部门表示，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李先生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他的亲属都在国外，我作为他的妻子，有责任照顾好他。我责无旁贷！”关于和李宗仁的结合，胡友松终于向我吐出了两句话，让我听得热泪盈眶。两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已经逝去的喜悦、伤心、委屈、艰辛和磨难啊！她不愿意回头看，是因为她不愿意发出叹息。而实际上，她与李宗仁相隔阴阳的交流似乎从未停止过。尽管胡友松一直依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过着清淡的生活，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即使是李宗仁的生活用品，也会是珍贵的文物，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好它们。在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文物。她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的生活费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等共计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全部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幅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近年来，她自己节衣缩食，却不断把微薄的退休金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她把自己的卖画所得52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先生的爱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
台儿庄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李宗仁，也在四处打听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她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有关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回到北京，她决定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胡友松于13年前在北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胡友松生前一直居住在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当地政府为其安置的别墅内，2008年腊月29日查出患上直肠癌，正月十六日在枣庄市立医院进行手术治疗，11月4日病情恶化，11月18日住进海岛金山寺，11月25日去逝。胡友松一生简朴，没有后人。
胡友松身世，即其为胡蝶女儿一说，一直有人存疑。兹列举如下：
（1）所谓“不知道父亲是谁”？ 按照“胡友松”或“若梅”的年龄可以推算，她应该在上海生于1939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 胡蝶在1935年年底与潘有声结婚，在上海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举办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礼。此后夫妻和睦，从来没有外遇。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姓潘，怎么可能“随母亲姓的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更荒谬的是所谓“她也曾多次问过自己的母亲，而母亲的每次回答都是‘不知道’？”
（2）所谓“从小就随母亲生活在南京或上海”？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有声胡蝶夫妇举家逃难到香港。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出生于香港，根本不可能在南京或上海！ 既然她生于1939年，那么，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有40年代中（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夫妇举家到了重庆！
（3）所谓“若梅小时候对于母亲的印象，她说总是片场的记忆”？ 上面说了，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可能在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在重庆苦苦煎熬于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淫威、软禁之下，根本就没有在“片场”拍摄过电影！这位“若梅”的记忆也未免太玄乎了。她胡说什么“明星公司带着胡蝶穿梭在各地片场，从上海到天津，有时还会跑到东北”？其实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抗日战火之中，在1938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上海、天津、东北，当时都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这期间胡蝶根本就不可能“穿梭”到什么“上海、天津、东北”各地去。
（4）所谓“6岁时，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 这位“若梅”6岁时，也就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胡蝶根本没有可能“委托若梅的养母”把她“带到北方”！
（5）所谓“将她送给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 所谓“当胡友松6岁的时候, 她母亲就将她送给了旧军阀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张宗昌暴尸山东后，沈姨太一直带着小若梅(胡的小名)住在南京一家饭店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1881—1932），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 ，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1932年9月4日张宗昌在山东济南火车站被仇人枪杀。这距离“胡友松6岁的时候（1945）”已经有13个年头。时间根本对不上。再说，张宗昌的九姨太“富贵儿”原是一个杂耍艺人，平日里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有一次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经人撮合，收为九姨太。哪里叫“沈文芝”？
（6）所谓“1951年胡蝶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 1951年胡蝶根本就没有来到北京。…… 而我们搜寻早一些的资料，看到这样的证据。也许是较可信的吧：
胡友松的生身父母根本不是名人，1937年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胡被送到红十字会孤儿院。后来被张宗昌的妾从院中领走抚养，辗转来到北京，与一胡姓男子同居，这也是胡友松胡姓的由来。胡友松从小与养母无感情，护校毕业后先分配到安外结核病医院，后又调到积水潭医院和复兴医院。后来是经过张常介绍认识的李宗仁。以上资料见尹冰彦先生（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六届北京政协委员，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馆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1994年，北京出版社）
文摘自《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作者：胡友松/口述，出版：九州出版社
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她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
见面“红包”300元
1959年，我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
由于彼此都熟悉，所以，我们每次一见面，我就会把单位里的一些事情以闲聊的方式告诉他。有一次，我请他帮忙换个工作，因为我对自己干的这一行实在是感到厌倦了。张成仁很热心地对我说，他在北京的政界也有些朋友，有机会一定帮我多询问一下。看从哪个方面入手能够办成。我很感激。
早在1966年的6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好像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已经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等着，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在路上，我静静地听着张成仁和程思远在随意地说着话，但话题的内容我也听不懂。所以，也没有插上一句话。轿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门牌“西总布胡同5号”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张成仁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我带你见的大人物是谁吗？我自然是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成仁说这个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听了并没有感到太吃惊，只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因为我在乡下的时候听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过有关他回国的报道，但为什么要带我来见这位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
我们三个人已经穿过小院子，来到客厅里。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比程思远还要清瘦的老人，一看他明显的五官特征，尤其是那突起的颧骨，就知道是个南方人。我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让我见的李宗仁吧。果不其然，程思远快步走上前来，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李先生，又对李宗仁说我是小胡姑娘。李宗仁微笑着操着一口浓厚的地方口音请我们坐，我也不知道他是广西人，更听不太明白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手势，才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们坐下来后，我在李宗仁和张成仁互相寒暄时禁不住偷偷打量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当时的李宗仁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年过花甲，他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尼龙衫，下面穿着颜色较浅的好像是亚麻做成的裤子，虽然他坐下来以后人就显得更加矮小，但精神和气色倒还不错。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明显地看出来他有常人所不可能具备的独特个性，显示出一副威武的将军气概。我心里想，大人物毕竟是大人物，尽管他外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只要一和他接触，那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就会不自觉地扑面而来。
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这个大人物虽然不是我在电影和图书中看到和想象当中的那种浓眉大眼、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但浑身上下却不经意地展示出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据说他在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日军的流弹曾经击伤了他五颗牙齿，后来还做过胃、胆切除的大手术，但仿佛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损伤过他的健康。此时他在我的面前非常健谈，还很直白地发表对事物的看法和个人的一些意见，我心里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真诚、很实在，也不甘寂寞的好老头儿。这就是李宗仁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李宗仁很健谈，他一边和程思远说着话，一面又转向我来问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随后，他又把话题转向张成仁，但说上两三句后，又把话题拉扯到我这里，真像是一场外交谈判。初次见面，我当然是想给这个大人物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在回答李宗仁的问话时，发挥得还算不错。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在时针敲响七点钟的时候，李宗仁热情地留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我们互相礼貌地让着坐，四个人坐定后，晚饭就开始了。望着一桌很丰盛的佳肴，我心里很开心，一是意外地见到了李宗仁这个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二是我真的好久都没吃上这么既好看又好吃的菜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李宗仁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着菜，还说让我不要客气，按照西方人用餐的习惯是不应该用他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的，但他又解释说，这是在中国，要按照中国的吃饭习惯，这样才显得主人热情好客。他还说，他在海外就一直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干吗要改掉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的好习惯呢。我们听了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是一个很风趣的老头儿，浑身上下充满了幽默感。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因为早已厌倦了在医院的护士工作，一听是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真是感到特别的吃惊，心里一阵狂喜，表示自己很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了点头，对我说，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吧，你看什么时候能来，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另外，由于单位人多嘴杂，是是非非的事情就特别的多，我感到自己终于修成正果，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别的不说，就单凭能在李宗仁身边工作，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更何况100块钱的高工资也是十分诱人的呀！我从内心里特别感激张成仁。
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我当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连忙推辞，一旁的程思远让我接下，说这样推掉德公会不高兴的，我只好双手接下，连忙道谢。张成仁说他还要和李宗仁及程思远再谈一谈别的事情，就不留我了。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着刚才在李宗仁家里的每一个场景，而在临走的时候李宗仁给的一个大红包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我心里充满了好奇。我知道，这样的红包一般都是到了过年或有喜事的时候赠送的钱，但我都这么大了，又没有什么喜事来临，这个大人物总不会送我钱吧？但那又是什么呢？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300块钱。我一下子愣住了。
“你有没有男朋友？”
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我记得那天的天气不好，阴沉沉的，还下着小雨，李宗仁叫人把我接到了李公馆。那一天，程思远和他的夫人石泓也来了。看得出，让我到李宗仁这里工作，他们是很慎重的。我们见面后又是一番长谈，我晓得，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另外也好从我的言谈举止中来判断是否适合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这天下午，由于到的时间比较晚，到了晚饭时间，李宗仁照例热情地留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
虽然是第二次来到李公馆，我依然是很小心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这次见面自然是记忆深刻。我记得我们吃完饭之后，程思远和夫人石泓在客厅里休息，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一下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看厨房，再看一下他住的卧室，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到了二楼的书房。李宗仁在介绍书房里一些图书摆放位置的时候，语气很恳切地对我，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了点头，对李宗仁明确表态说随时可以来报到。李宗仁很满意地说好，让程思远来具体安排时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要住在他这里。房子很多，完全够用，这样工作起来方便。我听了他的这些话，也没有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我也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表态说，我到这里工作是心甘情愿的，你让我住在这里我也没有意见，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其实，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对于今后能否碰上志同道合的男朋友，心里也没有底。但既然话是这样说了，我不知道李宗仁听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在话音刚一落地就抬头看他一眼。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尽管只是刹那间，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他赶紧掩饰住失态表情，然后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做出了一个叫我始料不及的动作，他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就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当时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整个脸，心脏也感觉在怦怦地直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学的西方国家的礼节习俗吧！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外国人不是在一见面都会热烈拥抱和脸对脸亲吻吗？我转念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了。想到这里，我马上恢复了常态。
接着，李宗仁又对我介绍书房里的摆设，我却没有完全听得进去。后来，程思远对我讲了一些有关李宗仁的婚姻和家庭的点滴往事，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在书房对我的亲吻非同寻常。再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又看了李宗仁的结发妻子李秀文所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从中更多地了解到了李宗仁的家庭生活。我再结合李宗仁亲口给我讲述的有关他的婚恋情形，再把从许多渠道得到的一些事情连贯一起，从中也就知道了更为翔实的故事。当初李宗仁抛下李秀文和郭德洁结合，也是事出有因，决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种简单的喜新厌旧。李宗仁与郭德洁结婚后，李秀文是心甘情愿地退居在后，她知道李宗仁应该有一个更适合他在政界发展的得力助手，所以，就默默地把她和李宗仁的亲骨肉李幼邻抚养成人。李宗仁偕同郭德洁一道出入各种社交活动当中，逐渐显示出个人的超人才智。当然，我没有见过郭德洁，她陪同李宗仁回到大陆半年后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很悲伤，也很痛苦。他多次向程思远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他说自从郭德洁离开他之后，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程思远，不能眼看着李宗仁一天天地消沉下去，在与张成仁碰面的时候，两个人偶然把话题谈论到这里，是张成仁出于好心把我推荐给了程思远，只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到公开的那一步。这些情况也都是在日后与程思远交谈的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程思远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全面了解到我的家庭出身和工作的情况，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那时我自然是蒙在鼓里的。程思远见了我之后，对我的初步印象还不错，这才当即决定带我到李宗仁公馆里去。在与李宗仁见了两次面后，李宗仁喜欢上了我，可我却茫然无知。就在第二次见面后，李宗仁亲自用专给他配用的红旗车，把我直接送回了医院宿舍。在我下车回头向李宗仁礼貌地告辞时，我看见李宗仁笑眯眯地冲我挥着手。后来，程思远的夫人石泓告诉我:“德公那天特别高兴，在我们面前一直夸你好。”
这是第二次见到李宗仁的情景，既然自己能得到李宗仁的认可，我想马上就可以到他身边开始工作了。于是，我的心情也就放松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回来那样急不可待了。果不其然，不久，就又有了第三次会见李宗仁的安排。这一次，李宗仁直接对我说，你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是做保健秘书。我一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开始不是说是做机要秘书吗？怎么又变成保健秘书了呢？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当即点头，而是请他容许我再考虑考虑。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李宗仁让我做保健秘书，那机要秘书莫非不适合我来做而另选他人不成？
这样的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第四次见到李宗仁。这一次，李宗仁是照例又留我吃晚饭。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陪同吃饭的既没有张成仁，也没有程思远夫妇，而是来了许多看上去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陌生人。大家只是相互客气地问个好，接着就各自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说笑，我感到这个样子怪怪的，但除了李宗仁，由于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所以也不好多说多问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也就是只有李宗仁和我在说着一些闲话，其他的人说的话很少。这一次，李宗仁并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到他这里来，也没有直接挑明让我到他这里报到的时间，而只是随便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莫非是李宗仁看不上我的工作能力，准备另换他人了？也许上次告别，自己听说是做保健秘书而考虑一下出现了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完了这顿晚饭，感到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只有往最坏的地方去设想，难道这顿饭就是打发我从此不要再来李公馆的暗示吗？正想着，那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纷纷告辞离开。李宗仁照例派车把我送回宿舍，只是没有像第二次那样亲自上车来送，但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总不能每一次都得他亲自把我送回家吧。我总感到不会是什么好事情。咳！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那一夜，我朦朦胧胧的，没有睡好。
突如其来的求爱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到李宗仁时听说要到他那里去当秘书是一阵欣喜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离开李公馆之后我的心情是一落千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不到答案，我自然郁闷起来，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地消磨时光。这时候，李宗仁又派车把我接到了他那里。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本来从当初所说的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了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才27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我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凭空掉下一个大馅饼的好事。因为我对像李宗仁这样的大人物毕竟还是充满了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的，通过张成仁能够认识他总归是一件荣幸的好事情。但对于李宗仁突如其来的求婚，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残存的一丝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对他一口回绝，这样太伤他的面子，或许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我又绝对不会去点头认可，因为这是我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大事情。看着一脸诚恳的李宗仁，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我想，当时李宗仁在很冒昧地向我求婚时，他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毕竟这样冒失地脱口而出，也一定是感到很紧张的。当他听到我这一说，没有马上回绝，自然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只见他似乎夸张地松了一口气，嘴里一连声地说着“可以，可以……”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我真是矛盾极了。那天晚上，我是彻夜未眠。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目前自己不如意的工作，想到今后自己的前途，想到如何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我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可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49岁的老头子那该如何是好？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又并非等闲之辈，自己如若是跟了他，那下半辈子的命运将毫无疑问地重新改写了！虽然李宗仁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他总不能一直沉陷在丧妻之痛的悲哀中不能自拔，他有权利在有生之年选择一份属于他自己所享有的爱！对于李宗仁的历史，我当然是从书本上知道一二的。当年的他，雄姿勃发，纵横疆场，叱咤风云，曾经在1938年指挥过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战，与来犯的日寇决一死战。1948年，在蒋介石被迫下野时，他又曾临时充当过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亡国外……李宗仁的确是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现在赶上老年丧偶，日常生活没人照料，他是需要一个妻子来尽这份责任的呀！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心事重重，真正尝到了失眠的痛苦。脑子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时间难以理清思路。半夜里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刚打了一个盹，突然脑子里闪现出一个人来，那就是张成仁，是啊！这个时候，应该去问问他才对呀！既然李宗仁公开主动地向我求婚，我想肯定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我真想半夜就去找他说个明白。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约他出来当面谈一谈。正在这时，李宗仁派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倒也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没有说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宗仁在第一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最早，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样做了，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周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的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人逢喜事精神爽
1966年7月26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号”李公馆里隆重而热烈地举行。当年27岁的我和已经76岁的李宗仁将军正式挽起了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当时，我和李宗仁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幸福当中。我自信自己一定会和李宗仁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在一起配合好的，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其他方面。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像报界所渲染的那样有多么隆重的场面，但整个过程还是很热烈欢快的。因为前来出席婚礼的嘉宾和前来祝贺的人士，都是经过李宗仁亲自列出，并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一审定的，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或者说都与李宗仁私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婚礼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婚礼的前一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副局长还为李宗仁和我颁发了结婚证书，并亲自把结婚证书送到我的手里，我看见证书上写有北京东城区区长戴庆元的签字和民政局盖的公章。由于婚礼就定在早已经整修一新的李公馆举行，许多事情都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来办理，也不需要购置什么嫁妆、家具什么的，李公馆都有，其他的装饰呀、婚宴呀、人员服务等，都是公家来办，我根本就不怎么操心，只是一向爱讲究的李宗仁请来上海师傅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了两套西装，说新娘子就应该穿着漂亮些。结婚当天，程思远夫妇、黄琪翔夫妇、邵力子特订了三个大花篮，提前送来，装点在大客厅里，特别鲜艳，也十分显眼。刘仲容、黄绍、刘斐、余心清等十几个李宗仁的旧时好友都前来祝贺。
我们的婚宴很快就开始了。因为李宗仁是南方人，所以他一直喜欢吃广东菜，为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为他请来了北京华侨饭店的名厨掌勺，大师傅烧得一手正宗的粤菜，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可以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佳肴了。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胃口也大开啊！酒宴办得十分丰盛，大家吃得也很开心。客人们一边向李宗仁和我不断地祝贺新婚之喜，一面饮酒叙旧，气氛热烈，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觉温馨无比。这一天的婚礼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在自己遇到更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就会仔细回忆我和李宗仁的婚礼场面，以此来安慰自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坚强地活下去。
当天的婚礼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才尽兴地陆续告辞。大家主要是考虑到李宗仁的身体，也就没有像年轻人结婚那样还要闹洞房了。我笑着一一与来宾们握手告别，在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时，我这才感到自己很疲倦。我想此时的李宗仁肯定很困乏，就赶忙回到客厅。想不到李宗仁还处在极度的亢奋当中，他一见我走过来，就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今天因为多喝了两杯酒，一点也不困，他还说自从郭德洁走了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热闹过了。接着，我就扶着李宗仁一道来到楼上的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的新房。
走进卧室，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脱下西装，换上—件白色的睡袍。这时，李宗仁坐在一旁，轻声地对我说，以后我就叫你“若梅”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也礼貌地回敬道，那我称呼你“德公”吧。
洞房花烛之夜，我向李宗仁直抒胸臆:“德公，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很敬佩你。我愿意嫁给你，是真心诚意的，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我不图你的财产，只要你能安度晚年，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尽管人们称我们的婚姻是‘梨花伴海棠’，或者说是带有荒诞色彩的‘老少配’，但我不在乎这些，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你对我好就足够了。”
胡友松，北京市知名画家，台儿庄李宗仁纪念馆名誉馆长。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上海。那时她叫胡若梅，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般美丽坚强。由于是私生女，若梅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谁，也不曾问过。母亲只是跟她说过：“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胡友松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百乐门”，参加给前方战士募捐的活动，母亲在台上表演，她提着小篮子在场里来回走动。她有漂亮衣服，能坐高级轿车，但是她却没有自己的家。她从小就住在酒店包房里。“她会露出半张脸，然后问你是不是很像她母亲胡蝶。”采访过胡友松的记者杨东晓说，在她的台案上，一些平时不轻易能见到的影片光碟被整齐摆放：胡蝶的《姊妹花》、周璇的《夜店》、赵丹和秦怡的《遥远的爱》、阮玲玉的《十万苍生》等。
胡友松的母亲胡蝶，1908年生于上海。16岁考入中华电影学校,从此步入影坛，并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成为民国三四十年代的第一电影明星，一度被观众评为“电影皇后”。
6岁时，小若梅因患湿疹（俗名黄疱疹）看医生，医生根据孩子的病情建议胡蝶最好将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时间。此时，恰好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记忆里，沈文芝这位养母对她特凶，常常无缘无故地冲着她大发脾气，拿她出气，有时还不给小若梅饭吃。
1951年，已移居香港的胡蝶得知女儿的艰难处境后，便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但沈文芝一口拒绝，无奈之下，胡蝶留下了一只装满金银首饰的手提箱给沈文芝，并嘱咐她用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供若梅生活、上大学。然而，沈文芝很快将这满满一箱的财物挥霍掉了，到若梅中学毕业时，箱子已是空无一物了。
若梅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医专就读。医专毕业后若梅便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在那“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里，无论她怎么努力工作，这位“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也得不到组织的承认，相反还承受着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时刻都有成为“专政”对象的可能。
1965年，原国民政府代总统、台儿庄会战的总指挥李宗仁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携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第二年，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因患乳腺癌在北京去世。为此，刚刚从海外高高兴兴归来的李宗仁先生的情绪十分低落。为了帮助李宗仁先生从痛苦中走出来，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对李宗仁先生的晚年生活十分关心，为他物色了60多位女士。当这些女士的资料和照片放到李先生面前时，都一一被李先生婉言谢绝。然而年轻貌美的胡友松女士却被李宗仁先生一眼看中。此时，李宗仁先生最担心的是自己已经年过古稀，而胡友松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未婚女性，李宗仁知道这桩婚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胡友松。
李宗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胡友松会同意这桩婚事。因为胡友松对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爱国将军早已敬佩不已。加之她长期在原单位受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胡友松欣然答应了李宗仁先生的要求。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下，1966年7月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李宗仁先生的官邸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从此这对红颜少女和白发将军终于走到一起了。
胡友松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而且正好从事的是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胡友松。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这桩婚姻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误解胡友松，以为她爱慕虚荣，看中的是李宗仁的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对此，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曾经向有关部门表示，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李先生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他的亲属都在国外，我作为他的妻子，有责任照顾好他。我责无旁贷！”关于和李宗仁的结合，胡友松终于向我吐出了两句话，让我听得热泪盈眶。两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已经逝去的喜悦、伤心、委屈、艰辛和磨难啊！她不愿意回头看，是因为她不愿意发出叹息。而实际上，她与李宗仁相隔阴阳的交流似乎从未停止过。尽管胡友松一直依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过着清淡的生活，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即使是李宗仁的生活用品，也会是珍贵的文物，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好它们。在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文物。她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的生活费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等共计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全部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幅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近年来，她自己节衣缩食，却不断把微薄的退休金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她把自己的卖画所得52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先生的爱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
台儿庄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李宗仁，也在四处打听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她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有关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回到北京，她决定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胡友松于13年前在北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号妙惠居士。胡友松生前一直居住在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当地政府为其安置的别墅内，2008年腊月29日查出患上直肠癌，正月十六日在枣庄市立医院进行手术治疗，11月4日病情恶化，11月18日住进海岛金山寺，11月25日去逝。胡友松一生简朴，没有后人。
胡友松身世，即其为胡蝶女儿一说，一直有人存疑。兹列举如下：
（1）所谓“不知道父亲是谁”？ 按照“胡友松”或“若梅”的年龄可以推算，她应该在上海生于1939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 胡蝶在1935年年底与潘有声结婚，在上海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举办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礼。此后夫妻和睦，从来没有外遇。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姓潘，怎么可能“随母亲姓的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更荒谬的是所谓“她也曾多次问过自己的母亲，而母亲的每次回答都是‘不知道’？”
（2）所谓“从小就随母亲生活在南京或上海”？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有声胡蝶夫妇举家逃难到香港。如果“若梅”确实为胡蝶的女儿，她应该出生于香港，根本不可能在南京或上海！ 既然她生于1939年，那么，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有40年代中（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夫妇举家到了重庆！
（3）所谓“若梅小时候对于母亲的印象，她说总是片场的记忆”？ 上面说了，这位“若梅”记事的年代，只可能在1942或1943年以后。而这时候胡蝶在重庆苦苦煎熬于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淫威、软禁之下，根本就没有在“片场”拍摄过电影！这位“若梅”的记忆也未免太玄乎了。她胡说什么“明星公司带着胡蝶穿梭在各地片场，从上海到天津，有时还会跑到东北”？其实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抗日战火之中，在1938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上海、天津、东北，当时都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这期间胡蝶根本就不可能“穿梭”到什么“上海、天津、东北”各地去。
（4）所谓“6岁时，胡蝶便委托沈文芝将若梅带到了北方”？ 这位“若梅”6岁时，也就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胡蝶根本没有可能“委托若梅的养母”把她“带到北方”！
（5）所谓“将她送给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 所谓“当胡友松6岁的时候, 她母亲就将她送给了旧军阀张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养女。张宗昌暴尸山东后，沈姨太一直带着小若梅(胡的小名)住在南京一家饭店里。” 张宗昌是山东军阀（1881—1932），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 ，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1932年9月4日张宗昌在山东济南火车站被仇人枪杀。这距离“胡友松6岁的时候（1945）”已经有13个年头。时间根本对不上。再说，张宗昌的九姨太“富贵儿”原是一个杂耍艺人，平日里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有一次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经人撮合，收为九姨太。哪里叫“沈文芝”？
（6）所谓“1951年胡蝶来到北京，准备将若梅接到香港”？ 1951年胡蝶根本就没有来到北京。…… 而我们搜寻早一些的资料，看到这样的证据。也许是较可信的吧：
胡友松的生身父母根本不是名人，1937年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胡被送到红十字会孤儿院。后来被张宗昌的妾从院中领走抚养，辗转来到北京，与一胡姓男子同居，这也是胡友松胡姓的由来。胡友松从小与养母无感情，护校毕业后先分配到安外结核病医院，后又调到积水潭医院和复兴医院。后来是经过张常介绍认识的李宗仁。以上资料见尹冰彦先生（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五、六届北京政协委员，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馆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载《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1994年，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