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摩根寻路日本，
在东京读书，了解真实中国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清明和复活节假期的那一整周，我是在东京度过的。上次来到那里是一年前，也就是日本东部地震和海啸之后。去年的东京几乎是一如往常的，只是更安静，更黑暗，也更压抑。今年寒冷的天气推迟了樱花季，去年因为地震，几乎没有庆祝活动，如今人们再次出发享受这一年一度的赏花季。然而，沿着东北海岸，重建和安置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快乐在许多人的生活中不见踪影。

　　1983年我第一次来到东京，仅几个小时我便深刻感受到了美国的同化影响力。从机场出来的路上，我们开车经过一个球场，当晚正在举办棒球比赛。棒球在英国并不受追捧，于是乎在英国时，日本的形象在我看来是樱花而不是棒球。我很快发现，除了美国半世纪以来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渗透———无论是同化吸收，因地制宜和衍化发展———也是显而易见：在我周围的景观公园，庙宇建筑，更是在书写的文字上，这些影响无处不在。

　　在这次旅程中，我参观了一次日本艺术展，展品来自美国波士顿，再次体验到了（中日）双方共同的文化历史（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由于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上半叶期间那段动荡的历史，这层关系被蒙上了阴影；或者说，其光辉也被战后工业化的成就所掩盖了）。展品中有早期的佛教艺术品；有描绘日本的外交使命前去敬拜唐朝皇帝的卷轴画；有诗人李白和苏东坡的生活场景；还有潇湘河畔的风景画———画中的水墨宛若连接整个展览的纽带。

　　然而，从中国去东京，也让我有了不同的感悟。经过在这里的生活，我的看法有所改变，变得比我原意识到的要多。一如既往地，日本城市生活中充斥的高效，有序，整洁和干净让我感到震撼———这次从中国过去，我则觉得这样的特点尤为值得敬佩和效仿，这些特点和每次我从英国来到日本所体会的是一样的。但有些事情似乎比较陌生，包括人的表情和举止。我发现自己常在火车或者大街上偷偷观察人（至少我希望是偷偷地，虽然很有可能我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有些人的脸部特征，穿着举止其实和广州街头的人并无差别，但也有人让我感到非常的不同，比如面相，姿势和衣服。人们的言论和行为整合在一起，看来似乎也很不一样。

　　通过在公共场合里对人们有限而短促的印象，便试图评判人，城市甚至整个社会，这其实是有些可笑荒唐的。我们不能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且常会对自己的感知产生误解。但是，我宁可以这种方式错误地看待世界，也不愿永久屈服于因熟悉和常规而产生的暗淡印象。换个角度，让我们的意识焕然一新，并且重燃兴趣。

　　1983年，我第一次来到东京，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访问了这座城市，制作了一部短片，并写了本名为《寻找小津》的书。他写道，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死于20年前，他很好奇自己是否能追寻到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印记。小津所有的电影描写的都是日本家庭里的关系，都发生在东京。正如文德斯所说，这些家庭完全是日本式的，但同时又具有普遍性。文德斯表示，在此之前，在此以后，电影从未如此接近其本质和目的：呈现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人的形象，这个有用的真实而可信的形象，令人不仅看到自身，并且认清自我。

　　我认为，在1983年，以及在29年后的今天———也就是小津去世的将近半个世纪后，你仍然可以在东京街头瞥见小津的电影里曾描绘过或再创作过的家庭生活。我认为，小津的电影作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无可超越的，不过，我已经几乎不看电影，所以我的观点也不足为道。

　　这次在东京，我没有重温文德斯或小津的书和电影，但读了两本关于中国的人与地方的书：由英国记者罗布·吉福德写的《中国之路》，和美国的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所写的《寻路中国》。在我看来，这两本书展露了真实而令人信服的中国人的形象，这是外交官很少能接触到的：村民，农民工，卡车司机。这群建造城市和工厂的人们，即便在和我们同坐一辆车，同走一条路的时候，都是隐形而不被人发觉的。

　　我认为，这两本书令人动容，其中流露了对所描述的生活状态及生活片段的同情感和参与感。作者尝试着客观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漠和超然。海斯勒帮助了一个有生病孩子的家庭。而对我来说，吉福德则用动人笔触描绘了那些怀有大爱的人。他还引用了一位美国教授的言论“今日，中国许多人的生活在于追寻。”当我读的时候就在想：是啊，来形容我所遇到的那些中文老师们, “追寻”是个再合适不过的词汇了：他们有着潜力，冒险精神，雄心和独立，同时也由此承受着失望和幻灭的风险。尽管在日本社会也有巨大压力和种种变化（由于我妻子的家庭来自日本，所以某程度上我得以从内部观察），但这次旅程带来的浅层印象是，东京郊区的生活模式比中国建立得更完善，更为传统，有序，稳定甚至平静。

　　《寻路中国》和《中国之路》这两本书展露了看似真实可信的中国形象，但我认为它们都未及张彤禾所著的《工厂女工》中对人物的描绘，作者是海斯勒的妻子。她走访了在深圳和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此书由此创作而成。她对笔下的女性有移情作用，并且道出了她们的热望和信念，这让我备受感染。我把那本书借给了我的一位老师，她出身于东北农村，父母在家务农，她只身一人前往大连上大学，然后去北京工作。她告诉我，当她读这本书的时候，获得了共鸣。虽然年轻女工们很早就离开了学校，但却和她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是我在读完这本书后曾想过的事情，但可能不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有如此的人生。于我而言，这是非常有用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