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社论
作者：申文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在樱花绽放的美好时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月21日-23日出访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在日本期间，他还与日本外相岩屋毅共同主持了第6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取得了积极成果。
本次三国外长会议，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意在增进互信、加强合作，规划下一阶段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努力方向，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为早日实现三国首脑会谈推进协调。正如王毅所说：“中日韩关系搞好了，地区和平稳定就多一份保障。中日韩合作深化了，地区国家就能更好应对各种外来挑战。”
中日韩合作机制始于1999年，为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自2008年起，在国际会议外还举行三国领导人单独会议，每年由三国轮流做东，聚焦三边多领域合作和地区稳定发展。2019年以后，受到新冠疫情、双边关系恶化、外部力量干扰等影响，三国合作机制一度停摆。直到去年5月在首尔举行5年来首次三国领导人会议，被视为中日韩合作整装再出发。本次，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美国关税威胁不断升级之际，中日韩外长会议应时召开，向外界释放三国合作和地区发展的积极信号。
首先，在特朗普挥舞着“美国优先”高压强棒的霸凌下，东亚国家面临着调整并重塑区域格局的紧迫性。目前，地缘政治卷土重来、世界经济碎片化、全球供应链分叉加剧、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因素黑云压城，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关系。中日韩强化磋商与对话机制，凝聚共识、增进互信，在国际政治的疾风暴雨中抱团取暖，强化对外抵抗力，已是必然的选择。
尽管日韩是美国的盟友，扮演着对华遏制的“急先锋”角色，但是美日韩合作框架与中日韩合作模式正在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日韩长期处于“争市场”与“保安全”的战略对冲之中进退维谷。本次特朗普扬言要对日韩施加钢铝关税和汽车关税，以及农产品贸易壁垒等，日韩更需要中国市场来对冲经贸风险。特别是当特朗普政权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演绎了对乌克兰背后捅刀、对欧洲割席断袍的丑陋表演后，与欧洲同病相怜的日韩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即使在国际政治中不会马上战略更张，至少也会做出战术上的调整。中日韩在外压的逼迫下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抗风险能力，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也有益于区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为此，中日韩需要推动并强化各个层面的交流和磋商机制，比如在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下设专项工作组，对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地缘政治、政局变化等风险提供预警，加强对三国合作主体的利益保障。从地方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到推动部长会议和高级别政府磋商，到举办三方领导人会议，到实现首脑互访，都需要常规化、定期化、有效化。本次三国外长会议为年内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营造氛围，日本首相石破茂也筹划在今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出访中国。如果实现，这将是2019年安倍晋三访华以来，日本首相首次正式访华。
其次，中日韩合作中的经贸合作意义重大。2023年，中日韩分别位列全球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大经济体，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全球总量的24%，三国间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0%，三国贡献了亚洲经济增量的70%和全球经济增量的36%。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国连续多年是日韩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日韩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不到20%，远低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65.7%）和北美自贸区（40.2%），这表明三国间的贸易仍有增长空间。
中日韩自2012年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谈判，进行了16轮正式谈判，惜好事多磨，迄今未果。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成为三国经贸合作的首个自贸性制度安排。借助RCEP，中日韩合作实现制度性突破，有助于促进三国间贸易与投资的扩大，也能推动三国间产供链合作，提升区域内贸易水平。由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自由化和规则水平受限，需要构建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自由贸易协议。在2019年4月的中日韩FTA第15轮谈判中，三国同意在相比RCEP更高的水平上实现自由化，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海关、竞争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可惜在第16轮谈判后陷入暂停。中日韩能否重启FTA谈判，将是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要课题。
其三，国相交在于民相亲。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王毅表明，三方将办好2025年—2026年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努力实现到2030年4000万人次人员往来目标，夯实三国合作民意基础——这也是去年9月举行的第15次中日韩文化部长、旅游部长会议设定的目标。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百闻不如一见的体验，不断增进三国国民的好感度，同时加强社会民生和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当前，时代风云突起，各国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中日韩三国合作符合三方利益，承载各方期待。期待中日韩能从地区共同利益出发，照顾彼此战略关切，以东亚智慧化解历史分歧，用实际行动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作者：申文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在樱花绽放的美好时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月21日-23日出访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在日本期间，他还与日本外相岩屋毅共同主持了第6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取得了积极成果。
本次三国外长会议，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意在增进互信、加强合作，规划下一阶段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努力方向，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为早日实现三国首脑会谈推进协调。正如王毅所说：“中日韩关系搞好了，地区和平稳定就多一份保障。中日韩合作深化了，地区国家就能更好应对各种外来挑战。”
中日韩合作机制始于1999年，为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自2008年起，在国际会议外还举行三国领导人单独会议，每年由三国轮流做东，聚焦三边多领域合作和地区稳定发展。2019年以后，受到新冠疫情、双边关系恶化、外部力量干扰等影响，三国合作机制一度停摆。直到去年5月在首尔举行5年来首次三国领导人会议，被视为中日韩合作整装再出发。本次，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美国关税威胁不断升级之际，中日韩外长会议应时召开，向外界释放三国合作和地区发展的积极信号。
首先，在特朗普挥舞着“美国优先”高压强棒的霸凌下，东亚国家面临着调整并重塑区域格局的紧迫性。目前，地缘政治卷土重来、世界经济碎片化、全球供应链分叉加剧、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因素黑云压城，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关系。中日韩强化磋商与对话机制，凝聚共识、增进互信，在国际政治的疾风暴雨中抱团取暖，强化对外抵抗力，已是必然的选择。
尽管日韩是美国的盟友，扮演着对华遏制的“急先锋”角色，但是美日韩合作框架与中日韩合作模式正在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日韩长期处于“争市场”与“保安全”的战略对冲之中进退维谷。本次特朗普扬言要对日韩施加钢铝关税和汽车关税，以及农产品贸易壁垒等，日韩更需要中国市场来对冲经贸风险。特别是当特朗普政权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演绎了对乌克兰背后捅刀、对欧洲割席断袍的丑陋表演后，与欧洲同病相怜的日韩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处境，即使在国际政治中不会马上战略更张，至少也会做出战术上的调整。中日韩在外压的逼迫下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抗风险能力，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也有益于区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为此，中日韩需要推动并强化各个层面的交流和磋商机制，比如在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下设专项工作组，对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地缘政治、政局变化等风险提供预警，加强对三国合作主体的利益保障。从地方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到推动部长会议和高级别政府磋商，到举办三方领导人会议，到实现首脑互访，都需要常规化、定期化、有效化。本次三国外长会议为年内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营造氛围，日本首相石破茂也筹划在今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出访中国。如果实现，这将是2019年安倍晋三访华以来，日本首相首次正式访华。
其次，中日韩合作中的经贸合作意义重大。2023年，中日韩分别位列全球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大经济体，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全球总量的24%，三国间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0%，三国贡献了亚洲经济增量的70%和全球经济增量的36%。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国连续多年是日韩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日韩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不到20%，远低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65.7%）和北美自贸区（40.2%），这表明三国间的贸易仍有增长空间。
中日韩自2012年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谈判，进行了16轮正式谈判，惜好事多磨，迄今未果。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成为三国经贸合作的首个自贸性制度安排。借助RCEP，中日韩合作实现制度性突破，有助于促进三国间贸易与投资的扩大，也能推动三国间产供链合作，提升区域内贸易水平。由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自由化和规则水平受限，需要构建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自由贸易协议。在2019年4月的中日韩FTA第15轮谈判中，三国同意在相比RCEP更高的水平上实现自由化，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海关、竞争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可惜在第16轮谈判后陷入暂停。中日韩能否重启FTA谈判，将是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要课题。
其三，国相交在于民相亲。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王毅表明，三方将办好2025年—2026年中日韩文化交流年，努力实现到2030年4000万人次人员往来目标，夯实三国合作民意基础——这也是去年9月举行的第15次中日韩文化部长、旅游部长会议设定的目标。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百闻不如一见的体验，不断增进三国国民的好感度，同时加强社会民生和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当前，时代风云突起，各国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中日韩三国合作符合三方利益，承载各方期待。期待中日韩能从地区共同利益出发，照顾彼此战略关切，以东亚智慧化解历史分歧，用实际行动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