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业松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目前公派出国讲学，任日本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及文学部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及研究，主攻周氏兄弟、左翼文学和当代文学，著有《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等，编有《路翎全集》等。

纪念战后70周年日本华文专辑之三

图说：右起，佛教大学名誉教授吉田富夫、张业松、佛教大学教授李冬木。

2015年7月11日，在日本古都京都的繁华闹市四条乌丸的佛教大学四条中心，我以复旦大学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的身份，应著名汉学家吉田富夫先生之邀，在他主持的“现代中国研究会”发表了题为《丘东平的小说<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发掘报告》的“公开研究会”报告。所谓“公开研究会”，是指面向市民听众开放的研究会活动。因我不谙日语，报告是用汉语发表的，原定担任口译的李冬木先生因事临时不能到场，就由八十高龄的吉田先生亲自上阵，逐句口译。报告大厅济济一堂，现场气氛热烈。事后赶来的李冬木先生告诉我，听众中有人很激动，说，这将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报告。

如此高度评价，不是因为我讲得多么好，而是因为报告主题的象征意义。丘东平是新四军烈士，1910年5月出生于潮汕海丰，1941年7月捐躯于抗日战场，年仅31岁。他的死，与郁达夫1945年南洋殉国，同为抗日战争加诸中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

丘东平的这本《向敌人的腹背进军》，是一部主题鲜明的抗日著作，直接记述了1938-1939年新四军成军初期挺进江南敌后的抗日斗争，包括行军作战、群众工作、政治斗争等。在书中，日军的残暴、狂妄、愚蠢和失败，与新四军的艰苦、顽强、勇敢和必胜信念，战区群众的牺牲、觉悟和同仇敌忾等，都有强烈的表现，决不是什么会令人心情愉快的“亲善”之作。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亚洲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抗日”主题的学术报告得以在日本的学术和文化中心所在地郑重而顺利地进行，的确有点儿不同寻常吗？身在其中，除了专注于活动本身，确保使之成为一次有质量的学术交流外，我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也没觉得整个活动有多大异样。会后，“现代中国研究会”的十余位骨干成员一起聚饮畅谈，“一次会”、“二次会”以至“三次会”、“四次会”，最后吉田先生有点醉了，跟大家告别时步履略有蹒跚，然而兴致十分高昂，对晚辈们自我夸耀口译水平道：“这样的现场翻译只有我能做好，对不对？”说完一个大幅转身，右手拎着的巨大随身公文包扬起来，眼看身体要倒，却又稳住，姿态十分潇洒地走了。弟子中有人随上去陪伴先生，不在话下。

《向敌人的腹背进军》1939年9月初版于皖南新四军战地，当年流传不广，东平逝世后怀念他的人们口耳相传，就是难觅踪迹，以至失传既久，渐渐不为世人所知。2015年5月，在失传七十余年之后，本书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原版影印重版，我为之撰写《前言》，介绍了它的流传、发现过程，及其文献、文学价值和相关问题。京都的学会报告，可算是本书重新问世以来学术界为之举行的第一次研讨活动。重版不在内地出版社、学术研讨不在国内，似乎使得本书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作为本书的追踪、发掘、联络重版和学术报告的整个过程的当事人，我只能说，因缘际会，一切都只是出于巧合吧。

回首当年，东平捐躯疆场的噩耗传出以后，香港《星岛日报•星座》1941年10月15日发表蒙逸的《悼东平》，引其书信，言曰：“我是主张坚忍苦斗的，几十年光景不痛痛快快的干他一下，真白费了！以后埋在土里再不会回来的！”其辞铿锵，不仅为这位才华横溢的热血作家留下了宝贵的性情写照，也好像是专要跟“埋在土里再不会回来”做个挑战似的。青山不老，碧水长流，烈士遗墨终有出土的一天。香港、日本也都曾是东平生前游历寄居之地，他九泉有知，会为身后的此番际遇而感到欣慰吗？

东平可以说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少年时代在海陆丰农村革命风暴中度过，做过海陆丰农民起义领袖澎湃的秘书，后随十九路军翁照垣旅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热河抗战、“福建事变”，“七七事变”后亲历了“八·一三”淞沪抗战，1938年追随叶挺加入新四军，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秘书、一支队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新四军先遣支队随军记者、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苏北文艺界协会理事等职。也就是说，东平首先是一位战士，其次才是一位作家。毫无疑问，他是新四军部队中最著名的作家，也可能是中国现代军人中最著名的作家。

1932年底在上海，东平发表成名作《通讯员》，被鲁迅、茅盾选入意在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左翼文学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并称赞说：“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

1935年在东京，郭沫若写文章赞扬他说：“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东平的眉目》）

鲁迅和郭沫若分别着眼于“题材”和“时代”对东平作品作出的肯定，后来在茅盾的评论中得到进一步明确。1937年东平与欧阳山等合作、东平执笔的中篇小说《给予者》出版，茅盾评论说：“黄伯祥（小说主角）有不少朋友，但是他没有被写成他的思想曾被某一朋友所绝对地领导。他的朋友中间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革命家。他的思想意识的长成和发展，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结果。这是这部小说的优点，不应当被忽略。”（《<给予者>》）

可以说，茅盾所重视的军人的“思想意识的长成和发展”，正是东平给予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军事题材小说的突出贡献。胡风说，展开他的作品，“我们就象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底雕像，在他底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底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东平短篇小说集题记》）。还说：“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只有很少的人理解到我们底思想要求最终要归结到内容底力学的表现，也就是整个艺术构成底美学特质上面。东平是理解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忆东平》）这里的“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和“内容底力学”，很好地把握住了东平的艺术贡献的独特性。区别于传统的战争题材作品的英雄、史诗套路和现代的军事题材作品的反战、宣传套路，东平写出了作为战争主体的军人的“人”的意识，及其“觉醒”和“自我完成”过程。在此过程中，他还写出了伴随“军人的觉醒”和“战争的启蒙”而来的“国家的觉醒”。正是由于“传统的负累”的沉重，以及“现代转型”的艰难，东平笔下由“普通农人”到“旧式军人”到“新式军人”再到“革命战士”的一整个“现代军人”的蝉蜕过程，以及所伴随的“现代国家”锻造过程，才尤为惊心动魄，令人震撼。

丘东平笔下的军人不再是单纯的战争工具，而具备独特的、深度的自我意识，战争不仅是他们的身体经验，更是心灵事件。他写出了战争和政治在这样的个体经验之下的荒谬和愚蠢，写出了人在荒谬和愚蠢之中的磨难和抗争。这里有因为比自己年轻的战友牺牲而自责的林吉（《通讯员》）；有在战场上努力磨砺自己的军校生丘俊（《第七连》）；还有违抗军令取得战斗胜利，为成全人格坦然回自己的营部受死的连长林青史（《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等，他们都是强韧而热血的现代军人，有着强韧而热血的灵魂。

国家的觉醒取决于人的觉醒。丘东平的小说不仅写出了军人对于国家的体认、捍卫和献身，还写出了被卷入战争中的平民的国家意识的普遍觉醒。相比于广为人知的《茅山下》之中的小饭馆老板，收录在《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中的《武装的政治工作队》中的老百姓群体抗战和《母亲》中两位母亲的大义灭亲，是更为明显的例子。国家体现为人民的认知，也体现为领土和“风景”，这方面，丘东平小说也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呈现。

《向敌人的腹背进军》的出土，不仅使得丘东平新四军时期及其抗战题材作品整体上更为完整,也为重新观察他的整体创作提供了新的角度，毫无疑问是非常值得珍视的文学文献。同时，作为新四军早期军中出版物，本书是新四军成军初期军事行动和“敌占区”情况的现场报告，作为军事史料，可与其他史料互为参证，尤其是其中包含的陈毅、粟裕等的言论和活动史料，作为一手材料，弥足珍贵。

2015/7/27，于神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