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汪洋、杨洁篪、克里、雅各布•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举行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记者会。
中文导报综合消息（记者 张石）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约翰•克里共同主持了战略对话，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双方回顾了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成功落实情况，就重大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再次确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作用，深化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建设性管控分歧，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对话达成了涉及8个领域的116项共识。
中美认识到管控对抗危机的重要性
2012年，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导致中日关系骤然紧张，这一动荡成为西太平洋安全局势发生快速变化的开始。由于中美双方在战略安全方面的高层对话缺失与错位，用“战略”和“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显得无所适从。当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相继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发生领土利益冲突后，战略经济对话在双方安全问题上的沟通无力暴露无遗。5月香格里拉论坛上，中国军方和美国国防部长激烈交锋，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在6月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公开呼吁，要就安全问题“建立两国高层之间的战略对话”
在这次对话中，习近平主席致开幕辞时表示，中美互斗会为全球带来灾难，呼吁两国能彼此尊重。他9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重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主要目标是“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承认这项工作“出现一些困难和波折”，但“不足为怪”。
习近平致辞最重要的两句话是：“中美两国如何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将直接影响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我始终相信，开阔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两句话代表了中方在困扰中美关系的两大根本问题上的基本信仰。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称“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会致力与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关系。克里亦指出，本年正值中美建交35周年，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并非不能避免，两国虽然有分歧，但有能力找到共识。他又说，美国有决心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走上一条和平、繁荣、合作，甚至竞争，但不包括对抗的道路。
中美两国领导态度清晰表达了两个大国都希望以坦诚的方式增进了解，以合作的方式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同意加强在反恐、执法、反腐、海关、渔业、海事、交通、领事、残障人士保护、能源与气候变化、核安全、环保、科技与农业、卫生、地方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认真落实两国两军领导人就发展两军关系的共识，深化两军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设。
双方承诺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做出努力，并就亚太事务加强沟通与协调。双方认为，中美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负有重要责任，将就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等问题保持密切磋商与协调。
中方强调双方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和摩擦。中方重申了在台湾、涉藏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二、投资与汇率问题出现亮点
在这次对话中，双方同意争取2014年就双边投资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美方承诺对各类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
台湾《联合报》报道，中美双边投资协议如预期取得新进展，北京愿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着手，主因是具有示范效果，有利于日后与欧盟等国洽签，二是若可先成功投资美国资产，可降低他国的顾忌，减少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最后当双边经济利益越密切，安全自然更有保障。
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鼓励和便利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
中美最近在投资领域摩擦不断，如美国要求中国撤消面向新型半导体等产品征收的关税，而希望培育本国半导体企业的中国则表示谨慎，以《反垄断法》为武器拒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案件的情况屡次出现。应全美商工会议所等机构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弗罗曼呼吁中国慎重运用反垄断法。
而中国的对美投资呈逐年增加的倾向。中国企业对原油等美国能源企业的投资尤为引起注目。美国议会调查局官员表示“除了资源外，中国还希望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中国企业面向IT等尖端制造业的投资意愿也很旺盛，致使美国方面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担忧出现升温。
而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所谓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学术上的说法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此外，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取得进展。中国改革派代表人物、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10日表示如果市场稳定，货币制度改革有望加速，对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灵活化的主张显示出一定的理解，中方今后将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J. Lew)信心十足地表示，“这是巨大的变化”。而中方颇为满意的成果是，美国承诺今后在制定金融政策时不仅考虑本国利益，还将“考虑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
三、仍然留下针锋相对的问题
尽管这次中美对话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美互不让步的分歧点也非常引人注目。
美方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继续要求中方停止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基建等活动并接受国际仲裁，还提交了相关书面备忘录。主管中国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美中共同记者会上针对东海和南海问题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中方要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杨洁篪强调了中方坚决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并申明“将与当事方直接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坚信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基本面是遏制中国，彼此战略互疑情绪根深蒂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多个国家有领土纠纷，而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支援着与中国对立的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加深着中美之间的沟壑。
对此，美国国务卿克里在10日晚召开了美方单独记者会，批判“中国的行动给周边国家带来忧虑”。认为中方在周边海域的作为纯属“单边”行动，并要求中方不要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而应遵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克里还指出，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有损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和竞争力。批评中国“网络黑客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严重损害技术革新和投资的热情”。美国国内就此问题对中国的批判在逐渐增强，因此美方不得不在此次对话时提及此问题。
中文导报综合消息（记者 张石）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约翰•克里共同主持了战略对话，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双方回顾了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成果成功落实情况，就重大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再次确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作用，深化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建设性管控分歧，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对话达成了涉及8个领域的116项共识。
中美认识到管控对抗危机的重要性
2012年，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导致中日关系骤然紧张，这一动荡成为西太平洋安全局势发生快速变化的开始。由于中美双方在战略安全方面的高层对话缺失与错位，用“战略”和“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显得无所适从。当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相继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发生领土利益冲突后，战略经济对话在双方安全问题上的沟通无力暴露无遗。5月香格里拉论坛上，中国军方和美国国防部长激烈交锋，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在6月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公开呼吁，要就安全问题“建立两国高层之间的战略对话”
在这次对话中，习近平主席致开幕辞时表示，中美互斗会为全球带来灾难，呼吁两国能彼此尊重。他9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理念，重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主要目标是“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承认这项工作“出现一些困难和波折”，但“不足为怪”。
习近平致辞最重要的两句话是：“中美两国如何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将直接影响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我始终相信，开阔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两句话代表了中方在困扰中美关系的两大根本问题上的基本信仰。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称“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会致力与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关系。克里亦指出，本年正值中美建交35周年，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并非不能避免，两国虽然有分歧，但有能力找到共识。他又说，美国有决心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走上一条和平、繁荣、合作，甚至竞争，但不包括对抗的道路。
中美两国领导态度清晰表达了两个大国都希望以坦诚的方式增进了解，以合作的方式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同意加强在反恐、执法、反腐、海关、渔业、海事、交通、领事、残障人士保护、能源与气候变化、核安全、环保、科技与农业、卫生、地方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认真落实两国两军领导人就发展两军关系的共识，深化两军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设。
双方承诺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做出努力，并就亚太事务加强沟通与协调。双方认为，中美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负有重要责任，将就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等问题保持密切磋商与协调。
中方强调双方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和摩擦。中方重申了在台湾、涉藏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二、投资与汇率问题出现亮点
在这次对话中，双方同意争取2014年就双边投资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美方承诺对各类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
台湾《联合报》报道，中美双边投资协议如预期取得新进展，北京愿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着手，主因是具有示范效果，有利于日后与欧盟等国洽签，二是若可先成功投资美国资产，可降低他国的顾忌，减少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最后当双边经济利益越密切，安全自然更有保障。
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鼓励和便利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
中美最近在投资领域摩擦不断，如美国要求中国撤消面向新型半导体等产品征收的关税，而希望培育本国半导体企业的中国则表示谨慎，以《反垄断法》为武器拒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案件的情况屡次出现。应全美商工会议所等机构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弗罗曼呼吁中国慎重运用反垄断法。
而中国的对美投资呈逐年增加的倾向。中国企业对原油等美国能源企业的投资尤为引起注目。美国议会调查局官员表示“除了资源外，中国还希望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中国企业面向IT等尖端制造业的投资意愿也很旺盛，致使美国方面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担忧出现升温。
而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所谓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学术上的说法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此外，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取得进展。中国改革派代表人物、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10日表示如果市场稳定，货币制度改革有望加速，对美国要求人民币汇率灵活化的主张显示出一定的理解，中方今后将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J. Lew)信心十足地表示，“这是巨大的变化”。而中方颇为满意的成果是，美国承诺今后在制定金融政策时不仅考虑本国利益，还将“考虑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
三、仍然留下针锋相对的问题
尽管这次中美对话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美互不让步的分歧点也非常引人注目。
美方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继续要求中方停止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基建等活动并接受国际仲裁，还提交了相关书面备忘录。主管中国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美中共同记者会上针对东海和南海问题重申了中国的立场，“中方要求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恪守不选边站队的承诺”。杨洁篪强调了中方坚决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并申明“将与当事方直接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坚信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基本面是遏制中国，彼此战略互疑情绪根深蒂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多个国家有领土纠纷，而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支援着与中国对立的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加深着中美之间的沟壑。
对此，美国国务卿克里在10日晚召开了美方单独记者会，批判“中国的行动给周边国家带来忧虑”。认为中方在周边海域的作为纯属“单边”行动，并要求中方不要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而应遵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克里还指出，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有损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和竞争力。批评中国“网络黑客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严重损害技术革新和投资的热情”。美国国内就此问题对中国的批判在逐渐增强，因此美方不得不在此次对话时提及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