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海观）黄文炜

最近网络上热议《南方周末》新年社论被替换事件，中国知识界刮起声援言论自由的浪潮，有的媒体人士因抗议当局而丢掉饭碗，这确实是可敬可佩的。说起来自己与《南方周末》还是很有缘份的，曾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多篇报道和评论，其中批判过激民族主义情绪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言论还被日本的杂志翻译转载。这份报纸在中国的媒体里是思想前卫，引领潮流的。

但是，不要以为从此中国言论自由的春天就要到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媒体都是存在于体制内，不存在民间、个人的媒体，所以呼吁言论自由的内部造反是很难实现的。最重要的是媒体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谁出钱谁就把握媒体的舆论导向，这对外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

百年前的清朝，个人办报是可能的，而今天，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办报是不被允许的，这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悲哀。在宪法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三十五条中写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实际上这些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这才是问题的征结所在，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宣传部这样一个大老虎挡道的情况下，媒体要从根本上改变面貌是不大可能的。所谓舆论监督只能是“焦点访谈”式的曝光一些小地方的政府和企业的阴暗面。

坦率地说，就算在《南方周末》内部也有忠实于体制的人，所以元旦社论才能够被替换。多年来，《南方周末》还有个重要欠缺，总是批评异地政府，对当地政府还是相当手下留情的。说白了，当地政府是顶头上司，不得不有所顾忌。这并不是《南方周末》的错，是体制内报纸的现状。

前不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因为去瑞典领奖，自然曝光于国际舆论的机会比较多。难免被问到言论自由问题，莫言不得不含糊带过，说言论审查就像是在机场接受安检，非常正常。这话与国际上共通价值观显然是有差距的。本来像莫言这样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荣誉，已经站到了一个制高点，无论说出怎样的话，当局应该也不会把他怎样。他尚且要顾及当局的面子，尚要受牵制，更勿论他人了。

微博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是一条微博的寿命太短，过了几个小时就被淹没了，所以宣传部门管起微博来还是不在话下的。中国政府在网络上的管制还是相当严格的，“脸书”和“推特”在中国无法使用，中国的网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还是无法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的网民人数世界第一，但是网络的“本质”和朝鲜没有什么两样。

等到哪一天，任何一个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办自己的报纸了，那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