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实行精英教育
2月3日，位于东京都荒川区、号称“超级难关校”的名校开成中学张榜发布入学考试合格名单。中国上海出身的沈中元(41岁)在写著合格者号码的合格榜前，为12岁的长子和妻子拍下了一张纪念照(中里友纪摄影)。对于儿子考试合格，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他说，他只是来“最后确认一下而已”。儿子参加入学考试的国立大学附中等其他很难考的私立中学也全部合格了。
沈中元说，他从小就对儿子实行超前教育，儿子在幼儿园时就能解联立方程式，小学就用中学教师用的教科书来学习。
沈中元从京都大学大学院毕业进入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工作，现已成为所里科级干部。他认为儿子很可能会在日本生活下去。他说：“作为中国人成长起来，可能会遇到不利因素，因此我想为儿子创造一个条件更好一点、选择方向更多一点的人生之路。”
现住东京都葛饰区的唐文荣(38岁)在儿子上小学时，曾经告别在日本工作的丈夫，带著儿子回到家乡上海，让儿子在当地的国际学校学习了4年。
起因是儿子在日本上幼儿园时日本开始实行的“宽松教育”。唐文荣曾经看过区立小学的教科书，对其页数之少和内容之浅感到吃惊。她的一个愿望是将来让儿子到美国的大学读书，所以从幼儿园时就让儿子听英语录音带。她觉得，与其让儿子进日本私立小学学习，还不如到学费便宜，还可以学习中、英双语的上海去上小学。
唐文荣至今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时的一个场景，对她来说就像噩梦一样。算术老师手拿秒表，挨个叫起学生，让他们每个人连续回答20个习题，规定时间内答不出来就要到走廊去罚站。唐文荣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方法好，但是人生就是竞争，就业是竞争，婚姻也是竞争。没有竞争的人生是不存在的。”
令人彷徨的学历至上
但是，也有家长无法完全摆脱对精英教育、激烈竞争的怀疑与困惑。
住在东京都内的王凤英（45岁）每天都要做一件事：在10岁的儿子学习用的习题练习册中，把学习内容用中国语一条一条写在习题空白处，让儿子背下来。由于王凤英工作上的原因，儿子从4岁开始就跟著她在北京住了整整3年。“现在儿子已经有了语言障碍，我很担心他是否真的听懂了老师讲的课。”
曾经是北京一所大学物理教师的王凤英1990年来到日本，与在日本留学的丈夫戴昭宇团聚，也从此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儿子的教育。她说：“考不上好大学，就等于拿不到人生的通行证。”
除此以外，对于王凤英还有另一个不能在竞争中失败的理由。那还是在儿子小学二年级时，一天，儿子对她说：“我不想去学校了。”此后，儿子不断向她询问，在学校被骂的话是什么意思。王凤英多次向学校和教委反映与了解情况，却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对此，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外国人只能自己靠自己。”
王凤英的丈夫戴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戴先生是医生，经常和患者接触，这使他认识到：“人生的魅力和幸福，是不能用学历来衡量的”，但妻子却称他为“理想主义”。戴先生无法否定妻子的说法，他说：“我和妻子齐心协力，暗中求路。”
日本和中国——在经历过日中两种教育制度的人们中，也有人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乔蕾与丈夫、14岁的儿子住在川崎市。儿子小时曾在家乡北京读过一年小学，那时每天打电话询问儿子的在校情况成了留在日本工作的乔蕾的“必修课”。
在中国，班主任会指定一些学习态度认真、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担任班干部。一天，儿子得意洋洋地向妈妈汇报：“我被老师指定当电扇委员了，班里只有我一个人有权开关电扇。”乔蕾追问道：“当班干部干什么？”儿子回答：“管人的口贝！”听到这个回答，乔蕾当即决定把孩子接回来。
乔蕾说，在中国她就是个“当官的”，“我不想让儿子在‘谁有权力谁了不起’的意识中走过一生。”她说，在儿子曾学习过的川崎市幼儿园，孩子们是轮流担任各种工作，她对让所有人都参与的日本教育制度深感共鸣。
乔蕾说：“来日本后，才知道世上有多种多样的‘第一名’。”看到从中国回来的儿子，高高兴兴地当上了班里的“回收垃圾值日生”，乔蕾心里总算放下了一块石头。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３月9日朝刊第3版
日文原稿：林望
中文翻译：陈鹰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