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末，记者来到位于东京都江户川区的区立小松川2中的夜间班，看了一下三年级的数学课：来上课的6名学生当中，有5名学生是中国人。
“从口袋里取出2个球时，2个球都是蓝色球的概率是多少？请听好日语，意思听懂了吗？”
老师简明易懂地说明问题后，学生们聚在一起用中国话互相解释。孙年同学被叫到黑板前，他红著脸用拘谨的日语说明了正确的解题方法。
从战后混乱的时期开始，为了给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完成义务教育的人提供学习场所的夜间中学，现在中国人学生正在急速增加。
小松川2中有90名学生，其中中国籍学生66名，超过7成；其次是菲律宾国籍的学生有12名，日本学生只有8人。一方面中国残留孤儿及其家属在1999年达到高峰后减少，然而目前减少的部分正在迅速得到补充，因为因工作或结婚等来日本的中国人及其家属增加了。
东京都内的8所夜间中学都有相同的倾向，55%的学生是中国籍。拥有11所夜间中学校，数量在全国占首位的大阪府，中国籍学生也占1/3。
孙年原是黑龙江省一所中学学生，在他上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前年年末，他被与日本人再婚的父亲叫到日本来了，去年4月插班到小松中学三年级学习。住在日本的熟人劝他父亲说：“夜间中学的中国学生多，比普通中学更容易习惯。”学生人数少，老师讲课耐心细致，而且学费免费，再加上在江户川区学生伙食费由区里负担，在夜间中学学习的费用只有实习课的费用等，一年才8000日元左右。
在小松川2中，中国籍学生的父母多是以厨师身份来日本的，或是与日本人结婚，几乎全都接受区里的就学援助。
孙年的父亲在东京都内的盒饭连锁店工作，早晨7点30分开始工作，月收入20多万日元，还要支付妻子去医院看病的费用，几乎没有存钱。他说：“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但实际上每天忙于工作，孩子只好完全拜托给学校了。”
刚来日本的时候，孙年根本不会说日语，但是，他一天都不缺课地坚持上学，今年春天，在倍率为3.7：1的推荐入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考入了全日制都立高中。“老师一边翻著日中字典一边非常耐心地教课，面试前还给我理发。”说话时孙年脸上泛起了微笑。
但是，像孙年一样升入高中的学生只有全体学生的一半左右，有近一成的学生中途退学。岛袋恒男副校长介绍：“因为父母的原因被带到日本来，有很多学生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到日本的。”特别是被在日本再婚的父母带来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很严峻，不仅要在不习惯的学校里生活，在家里还要面对语言不通的新的继父或继母。因为长年被寄放在中国的亲戚家里，有的孩子甚至与亲生父母在感情上也是很生疏的。
打短工优先，或是泡在网吧里——这种生活渐渐地使他们不愿意去学校了。老师虽然连日地打电话和家访，但父母不懂日语不能交流，因此难以取得联系的例子很多。
在小松川2中执教10年的63岁的教师说：“找不到自己放松的场所，夜间中学也难以成为他们最后的栖身之处，就这样从日本的学校制度中掉队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与退学后的孩子们中断了联系，不能把握他们以后的生活状态是实情。
2008年，在江户川区登记的6至15岁的中国人有484人，但是在区立小学、中学读书的儿童只有214人。读私立中小学校的人也极少。那么250多名孩子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区教委说：“有些孩子只是在这里登记，后来搬家了或回中国了。在两国间来来去去的孩子也不少。”有的在日华人担心：“可能也存在没有固定的地方可去，到处彷徨的孩子。”这种现象也存在于都内其他区。
与精英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位于东京都荒川区的NGO法人多文化共生中心，是为由于年龄和日语等问题不能上日本公立学校的外国籍孩子们提供的学习场所。在这里目不转睛地盯著黑板的学生们的表情很明朗，但中心代表、59岁的王慧槿显得很不安。
为了掌握通过高中考试的学习能力，2005年NGO法人多文化共生中心成立了自由学习小组，第一年只有24人次参加，今年已经超过了100人次。2月末在此学习的46人中，有32人是中国人。
在自由学习小组学习的学生家长的情况和夜间中学学生的家长们多有类似。不少父母是为了让孩子们考高中，想把孩子叫到日本来到中学插班，但是孩子来了才知道，因为在中国已经中学毕业，没有资格进日本中学了，这样就急急忙忙把孩子送进夜间中学。
王老师指出：“同样是在日华人，在日本定居的精英层和非精英层的差距，包括经济能力和信息收集的能力都在扩大。”
直到去年年度，以考试科目少的高中为中心，大半的学生都考上了高中，但由于经济不景气，都立高中人气恢复，因此在今年的1次考试中，17人参加考试，5人落榜。
王老师警告说：“如果没有了学习场所，就不能让他们学会更好地在日本生存下去的方法，如果不在行政上给予补助，10年后就会产生新的贫困层。”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３月10日朝刊第3版
日文原稿：林望
中文翻译：李春雁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