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 顾 莉

在日本，我有幸成为一名汉语教师，教的学生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三四岁的娃娃。有的课我已记不起来了，可有一次课，是我来日本后上的第一次课，站在日本小学课堂的讲台上，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99年底我来日本后，开始住在大学宿舍内，两三个月后搬到神奈川县镰仓附近，那是丈夫大学里一位教授的家（当时没人住），周围环境很好，独门独户，带一个小花园。来这儿第二天，丈夫和我带孩子就到离家最近的一所小学报名。这所小学不大，只有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每个年级最多三个班，大多是两个班，每班只有20多人，全校也就三百多名学生。当校长把我们领到二年一班门口时，一位50多岁的女老师立即热情地迎过来，拉著女儿的手走进教室。此时全班的同学几乎全部涌过来，簇拥著女儿来到座位，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著。这时女儿还不会说日语，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只能呆呆地望著他们，或低下头。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同学们有的整天围著女儿，有的离得远远的。各位孩子妈妈们也是经常邀请我去她们家或聊天儿或聚餐。我这时的日语除了几句打招呼的用语外，其它一概不知，有时既使勉强听懂了，也不知如何回答。

好在彼此认识汉字，就用笔谈。她们问我很多中国的事情，当她们明白了我说的话，非常高兴，好像听到从未听过的什么新鲜事，而这些问题又是我们每位中国人都能回答上来的。如中国的女人都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中国男女青年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吗？中国夫妻吵架都到外面让大家听吗？为什么中国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等等。

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已20多年，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还有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完全不了解。

渐渐地我才知道女儿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位中国学生，而我们也是住在这儿的第一个中国家庭。她们从未接触过中国人，这跟住在东京的日本人不太一样。

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叫中村，是一位可亲可敬，极负责任的好老师，她第一次教不懂日语的学生，第一次遇到完全不懂日语的学生妈妈，不知怎样才能把学校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而经常周末来家访，告诉丈夫学校的事又觉得失礼。我也为不能全部了解孩子的学校生活而烦恼。

就在这时，一位三年级的学生妈妈找到中村老师，说出了谁都不知道的家中秘密，她的父亲是中国人，一位60多年前来日本的老华侨。当他听说我们的近况时，让女儿告诉中村老师，他愿意每星期到学校一次，义务为我们做翻译。

当我见到这位头发斑白７８岁的老华侨时，竟感动得几乎掉下了眼泪。他是广东中山人，日本的姓叫广中，带有一种浓浓的思乡情。

他普通话虽说得不太标准，但我能听得懂。以后我们每星期三下午在学校和老师见面，互通情况。一次老师对我们说，自从你们中国人到学校后，学校竟出现了一股中国热，学生、老师经常讨论中国，很想了解现代的中国，可不可以请两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一听广中先生的翻译很高兴，他也很兴奋。当时就决定由我主讲，老先生翻译，并拟定出讲课题目。

一个星期后，这一堂特别的课在学校的会议室举行了，全校二、三年级的80多名学生及校长和部分教师参加了。那天我特意穿了件红色的中国丝绸衬衣，老先生是西服领带，神采奕奕。黑板上挂著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讲台旁边放著一个大大圆圆的地球仪。

为了调动大家的情绪，活跃课堂气氛，我先请一位同学走上前来，在地球仪上找一找中国在哪儿？他转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下下面可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告诉他，有说在美国的旁边儿,下边儿（都知道美国的位置），还有说在非洲，竟有两位同学上来帮他一起找。当他们终于找到时，我和大家拍手向他们祝贺。

当我告诉完他们北京和上海的位置后，又请一位同学上来用手量一量东京到北京的距离，上海到横滨的距离，当他们真切感到如此之近时，不由发出惊奇的叹声。接著我又拿出图片介绍了北京的长城、天安门广场，上海的东方明珠，哈尔滨的冰灯等名景，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最后我让大家说一说都吃过什么中国菜，一时下面又热闹起来了，“麻婆豆腐，青椒肉丝，扬州炒饭，小笼包子”等等，将他们在横滨中华街吃过的“中华料理”一一数出来。

就这样一个多小时的课在这种热烈的、激情未尽的气氛中结束了。

打这以后，同学们跟我女儿的关系更近了，她的日语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三个月后基本不用翻译也能明白学校的事了。学校还打算抽出时间让我们为高年级的同学讲一讲。可惜，由于丈夫工作的调动，不久我们就离开这儿搬到东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