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意识到2005年已经开始的时候，属于我们的这一年已经只剩下11个月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年既是从元旦开始的，更是从春节那天开始的。
　　眼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对于当下社会状态来说，最大的变化，一是传统文化习俗的日渐式微，一是人的社会处境的多元化以及分层化。
　　站在转型期的中国春节门坎上，一边刻着传统文化的印记，一边涌来城市文明的浪潮。而中国人必将选择，同时把这个选择的过程加载历史。

　　庄仔：守望直航

　　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学生的时候，庄仔每年都要回家过年。为了省钱，他选择坐火车，需要花两夜三天时间，先从北京坐到广州，从那里搭早班的火车到深圳，再经过罗湖的关卡进入香港，从那里转机到台湾，回家光单程就需要一个礼拜。而过完年，庄仔又得像候鸟迁徙一样，遵循着同一条路线，花费同样的时间返回北京。
　　1997年，庄仔毕业了，娶了昵称小猫的长沙女孩李若帆，两人一起在北京创办了“雕刻时光”咖啡馆。经济条件宽裕了，回台湾不用再坐火车了，但因为小猫的大陆身份，回家过年反而更加麻烦了──要先把两人的结婚证复印件和照片邮寄给庄仔的哥哥，由哥哥从台湾发邀请函，办理好小猫的赴台证，再邮寄回大陆。小猫在大陆这边也要办手续，因为不是北京户籍，还得拿着赴台证回趟长沙，而后再返回北京与庄仔一起走，一趟下来，光办证就要花两到三周的时间。
　　而后，他们还需要从香港或者澳门转机，中间至少需要等两到三个小时，有时候也会在香港住个经济的旅馆，四处逛一逛。
　　直到去参加包机动员会前，庄仔还不知道，此次包机直航仅限于台商及台籍眷属，他的大陆籍太太尚无资格乘坐。至于他自己，因为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的台商组织，还不晓得自己应该如何归类，“我是在经商，可是我应该也算台湾学生一类吧？”庄仔有些困惑。而按照规定，台湾学生也是不得乘坐包机的一种，理由是台湾教育部没有允许他们来大陆念书。得知规矩后，庄仔十分不解，“愚蠢！”这个看上去厚道、愉快的台湾青年迅速地反应。
　　尽管如此，庄仔还是为这次直航顺利完成而高兴。毕竟，现在从北京到台北只用不到4个小时，而以前从香港转机，最快也要一整天。庄仔盘算着将来有一天，两岸完全通航后，可以把自己店里的大陆员工送到台湾去培训。
　　虽然不回家，但庄仔还是会将过年孝敬父母的“压岁钱”特地委托朋友带回，因为目前两岸之间，可以寄信，但还不可以寄钱。

赵章光：烈火烹油锅大年

　　1943年，赵章光出生在浙江温州乐清市象阳镇的一个小村庄，初中毕业后曾任大队会计、赤脚医生。20世纪80年代，因发明和推广章光101生发产品，成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人。
　　赵章光有一个惹人羡慕的大家庭：全家20多口，四世同堂。有100岁的老父亲，老伴是相伴40年的原配夫人。5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分散在全国各地。除了大女儿在打理北京章光101的业务外，其余的孩子们都经营着自己的企业。光奔驰600，家族里就有3部。
　　因为赵章光乐清的家是镇上最高的建筑，在乐清颁布春节禁放令之前，每年除夕辞岁时，赵章光都会斥资上万元在9层自家楼顶尽情燃放焰火，周围的居民争相观赏，几乎已成当地除夕夜的保留节目。
　　按说，儿孙们是不缺钱花的。但做家长的，过年时的压岁钱自是一分不能少。去年，赵章光给孙辈们的压岁钱是每人5000元，“ 让他们买台计算机用用。”今年，他预备给他们每人压岁钱6000元。“ 这次让他们做什么用？”赵章光想了片刻，说：“买一台质量更好一点的计算机用用。”
　　1988年赵章光和101产品在第十六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个人发明最高奖和产品金牌奖。赵章光深知科学能够创造奇迹，他认准计算机是送给孙辈的最好礼物。
　　不仅给自家人压岁钱，每年过年回家，赵章光都要给村里的困难户、五保户发压岁钱，每家给500～1000元。碰到从小一起长大而现在生活比较困难的同龄人，一句“老赵你来啦！”给得就更多一些。这样的压岁钱，他每年总要花出去五六万元。
　　从两手空空，做到15亿的资产，6000名员工，二十多年来，无论工作多忙，赵章光没有一个除夕是在外面度过的。原因很简单：“ 父母在，不回去让人家笑话。”母亲8年前去世后，赵更记得常回去陪陪老父。
　　去年父亲过百岁寿辰。为给父亲庆寿，14人一桌的寿宴，开了100桌，一些亲戚朋友天天在家吃住。还请来越剧名角唱了三天三夜大戏，方圆几公里的人家都赶来看。庆寿的钱共花去50万。
　　今年大年初五，又赶上赵章光岳父的80大寿，估计要比着去年给父亲做寿的派头，好好庆祝一番。赵章光以往过年成本都在20万元左右，而今年的过年成本就有可能突破70万元。

吴文起：回家成了问题

　　1992年，吴文起和自己的姨夫来到这家建筑公司打工。那时工资低，每月赚300多块钱，但是建筑行业的整体效益尚好，工资都能按时发放，所以每次过年他都能带几千块钱回去。后来工资慢慢涨上来，最高的时候是2000年前后，过年时他能攒下好几千，最高纪录是8000元。
　　不幸的是，此前，吴的父亲患上晚期肝癌。孝子吴文起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搭进去不算，还借了数万元的债。1995年，父亲留下了一大笔债务撒手人寰。为了这笔债，全家辛辛苦苦工作到2002年才全部还清。
　　2002年，其实对于吴文起来说，运气还挺好的。一方面他偿还完了家里的债务，准备大干一场。另一方面，他成了一个小包工头，从最低一级民工中上了一级台阶。然而，这一年里建筑行业的效益却一落千丈，拖欠工资成风。打那时起，吴文起就没有足额拿到过工钱。累计到现在，建筑公司已经欠了他4万多块钱。最惨的是2004年，12个月他没领过一分钱。
　　元旦之前，吴文起的几个工人去找当地信访局，没有任何效果，因为欠老板工程款的是当地的国营企业。最后是老板从别处借钱来给每个工人发了1000块钱，作为路费和第一笔工资。吴文起作为小工头，没有领到钱。他说公司欠了他的工人一共20多万的工资。
　　一晃12年，他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龙口。可他从心底里不认为这里是他的家。他的家在阜阳临泉的那个村里。
　　再过四五天，龙口到阜阳的长途汽车就停运了。如果那时才能回家，吴文起不得不辗转到潍坊再坐火车，得两天时间，到家可能就是年三十上午。关键是，能不能拿到钱回家还是个问题。

张欣：中产过年

　　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张欣开出的年夜饭菜单，与寻常百姓家大同小异；她的先生潘石屹即使在过年也要吃甘肃老家的羊肉泡馍和面筋。
　　杂志出版人洪晃评价她为“中国最聪明的女性”，认为他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创意无限，对当今中国中产阶层的趣味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个14岁在香港流水在线做女工、以挣到1400元为毕生奋斗目标的女子，如今与丈夫潘石屹并列为SOHO中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对张欣而言，春节只意味着一个悠长假期，过不过年倒是次要的，她圈子里的朋友们也一样，过年的时候会纷纷选择到暖和的南方度假，比如海南岛、东南亚等。春节还呆在北京的，大多是临时没有安排好的。
　　今年，她决定在北京过年，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张欣想照规矩好好过个中国年。
　　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但是2月2日一早，她还是要赶早去置办年货。之所以要亲自去采买，是要显得过节的气氛更浓一些，同时还可以带上两个儿子，让他们体会到办年货有多热闹。
　　这个剑桥经济系硕士此时如同普通家庭妇女，掰着指头，一点点数着，要炒点菜，炖点肉，煲一个老鸭汤，烙饼子，老公潘石屹是甘肃人，要吃羊肉泡馍、面筋；大人打扑克时，瓜子、水果、花生、糖也是必不可少，包饺子也是必须的，还要给孩子准备一些小吃。她甚至计划好大年初一早上吃煎年糕，而她和潘石屹都是要下厨的。
　　“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大家怎么过，我们家也一样，和农民工没什么区别。”张欣一再强调。不过，她还是决定要在新年时做一个蛋糕。并预备安排全家到附近滑滑雪。她已经无法想象自己会嗑着瓜子，全家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的过法了。但还是礼貌地对此表示了兴趣，“赵本山还演小品吗？倪萍还做主持吗？”问得很诚恳。谈及拜年，张欣有些诧异，“我从来不拜年，给谁拜呢，没有重要的老师在这里，没有机关了，也没有领导了。”
　　这个在商业上精明剔透的女人甚至在一番犹疑后，才算出了今年该给孩子多少压岁钱，“ 我给100吧，老潘给100。”不过她接着说，过一阵就会从孩子手里收回来，“我会跟他们说妈妈替你们保管”，张欣此刻露出了天真得意的表情。
　　张欣承认，从小跟着他们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上国际学校，过众多洋节，两个儿子对过年已经没有太清晰的认识了，她打算在大年初一带孩子们到天安门广场看看，“ 过节嘛！”张欣说，天安门，才是所有北京人春节时应该聚集的地方。

　　“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中国，春节仍然是最具感召力的社会动员令。无论一个人在这一年的收获如何，在过年的时候，都要尽可能地和家人团聚。
　　实际上，无论传统文化和人的精神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作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的春节，始终是中国人遵循的一个美好的传统，一个敬畏的习俗，一个心灵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