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中国大学教师手持自备的斧头和榔头，以最原始的方式砸毁了位于安徽歙县的明人王直墓。原因据说是，该墓由日本人捐资重修，而王直本人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海盗之王、倭寇之首，更是450年前大汉奸。这起事件经过媒体的讨论和传播，已成为中国民间反日言行的最新典型性事例，其情绪级数和轰动效应直追当年冯锦华在靖国神社门前涂抹高丽犬的壮举，两相对照，相得益彰。
　　 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比较低落，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火爆。作为对日情绪反应链上的最新一环，大学教师夜砸汉奸墓显然已不局限为突发性的个别事件，而是偶然之中有必然。个人砸墓，最直观地表现了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宣泄方式，暴露了社会公众忽视行政程序、无视法律权威的客观现实。
　　 有关砸墓事件，可以分两个层面来探讨：一、墓该不该砸。二、个人砸墓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事发后，从当事人、社会公众到专家、媒体，都在热衷于讨论王直是倭寇还是汉奸，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找理由来冲淡现实行为的轻率和鲁莽。隐含在这起事件背后的行为逻辑是，只要论证王直是汉奸，只要修墓的钱来自日本，就可以使砸墓行为本身获得顺理成章的正当性，砸墓人就是民族英雄。似是而非的认识成为不受置疑的社会公理，率性任意的反日成为不受谴责的原教旨主义，这种情绪和现象非常危险。
　　 王直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生前事与身后名与现实已没有直接关联。有关王直的身份定位和历史评价，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可以交给专家讨论。围绕这个问题所做的学术探讨应涉及：明朝海禁与倭寇扰边的因果关系如何？汉奸究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专用概念，还是放之四海、任意扣压的实用政治帽子？王直是海上贸易的先驱还是祸国殃民的盗贼？王直居留日本及其所作所为，是否受到日本政府直接指使？……在专家学者都对这些问题见仁见智，难有定论的时候，媒体却直道而行地肆意炒作日本人为明代倭寇修建墓碑，引发出新一轮激越的民情，直接导致某些个人不受任何法律程序支持而动手砸墓，酿成了令人惊骇的公共事件。
　　 说老实话，这件事其实与日本人无关。长崎?江市与安徽黄山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当地日本人捐资修墓是为了显示友好善意，没想到事隔多年之后被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日本的中国人解读为蓄意污辱人格国格，备感惶恐不安。以此为鉴，越来越多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人今后可能再也不敢去“惹事生非”了。
　　 中国的公共舆论在热炒该不该砸墓之余，却对砸墓行为是否合法缺乏关注，政府机构和执法部门也没有以法律为依据提出明确说法。这就是说，在民族激情与民主宪政之间，中国的社会舆论哄抬前者而漠视后者，保持政治正确的“原因论者”大大超过了坚持理性法制的“结果论者”。这是砸墓事件在大肆渲染民间反日之余，暴露出的另一个严重的社会现实。
　　 历史学者朱学勤去年曾在题为《百年理性，百年酒性》的文章里举过如下事实：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纵火犯提出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胁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不消10年，北大之父蔡元培被北大之子殴打；沈崇事件之后，五四领袖胡适之在任何一个大学登台，总被事先安排好的口哨、尖叫打断，已不能从容演讲。
　　 近百年过去了，中国在20世纪最为难得的理性，在21世纪初始依然难得。当民族主义激情掩盖并冲乱了民主宪政的建设脚步，真实的社会景象令人担忧。如果连大学教师都认为只要主义真，万事皆可率性而为，那么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认知水平距现代化仍有百年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