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文凯
经历了激荡的2008年，中日关系在2009年将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令世人关注。在2月4日举行的日中俱乐部活动中，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蒙古课垂秀夫课长应邀向与会者讲解了最近日中关系的进展，与大家一起分享了他个人对日中关系发展走向的看法。
垂秀夫课长认为，2009年日中关系将是安定的、健康的，总体基调是良好的。日中两国在推进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同时，也会注重大国外交，比如与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不过，2009年对中国而言是“敏感之年”，有许多逢十的纪念日；对日本来说又是“选举之年”，存在不确定性。日中在扩大内需市场、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农村和地域困境、缓和个人收入和地区发展的落差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存在著互相携力的必要。
垂秀夫首先回顾了小泉时代中国对日政策的三大支柱：1.重视对日关系，胡温都强调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在历史问题上不让步，把靖国参拜问题与首脑互访挂钩，同时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3.面对“政冷经热”状态，大力推进民间交流和经济交流，实行“以经促政”、“以民促官”。
最近几年来，随著中国实力增强、地位上升，以及日中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日中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构造的变化。日中两国都在寻找既符合国益、又能取得双赢的新型日中关系，其结果是达成战略性互惠关系，并为此展开了多层次的制度建设。主要过程有：2006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中，首次提出“战略性互惠关系”概念；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日中共同声明》，一致同意日中建设新型的战略性互惠关系；2008年10月，麻生太郎首相访中，提出了“友好是手段、共益是目的”的麻生流解释；2008年12月，首届日中韩首脑峰会在福冈召开，日中双边会谈进一步确认战略性互惠关系。
垂秀夫总结说，日中为构建“战略性互惠关系”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首先是强化互惠合作：日中加强首脑互访，深化沟通理解；中国各地开设了介绍日本技术的“节能环保协力相谈窗口”，计划3年内接受1万人研修实习；在国际气候变动方面，日中提出了共同声明；麻生首相访中期间，两国交换了《日中刑事共助条约》批准书，并签署了日中领事协定。
其次，日中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往来，促进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日中强化了安保交流和军事交流，实现了舰艇互访；中国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先后访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将于今年访日；解放军青年将校和自卫队青年干部也将实现互访；2008年是日中青少年交流年，各地交流活动频繁热烈，青少年交流受到高度关注；从2006年12月开始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项目仍在继续，2008年1月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在2008年7月15日，两国重开了中断8年的日中人权对话。
其三，在地域和国际社会上加强合作。比如重视朝鲜问题六国会谈、对应国际金融危机、承认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对亚非地区国家的援助等。
在2008年，日本为四川大地震的灾后救援和复兴提供了很多援助，促进了中日关系，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地震发生后的5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提供总额5亿日元的无偿资金协力和紧急物资援助；5月30日，日方追加援助资金至5亿日元，并派出了61人的国际紧急救援队和23人的医疗队。6月29日－7月2日，日本政府向灾区派出调查团，为灾区复兴提出了五大方面的支援计划，中国方面在50个项目上希望得到日方支持，两国首脑7月会谈达成一致，目前正在逐项实施中。7月23日－30日，灾区青少年应邀访问日本；7月27日－8月2日，灾区防灾和复兴干部代表团访日；9月18日，日方成立了中坚干部交流实行委员会，中方的第二批灾区复兴视察团于12月访日，第三批访日团将于近期来日。
不过，对于2009年的中国和日本，垂秀夫认为不能掉以轻心。2009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敏感之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建国60周年、也是达赖亡命海外5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法轮功事件10周年等，中国已经提出了经济增长“保八”大目标，更需要安定雇用市场；2009年，对日本来说则是“选举之年”，各种政坛变数让人不易把握。2009年的日中关系，整体基调是好的，但如果两国在处理国内问题（如成长钝化、雇用锐减）方面失败，可能会影响到外交层面。垂秀夫指出，当前日中双方都关心的问题，包括东海资源开发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遗弃化学武器处理关联问题、西藏问题等。其中，两国政府虽然在去年6月18日就和平开发东海油气达成共识，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问题涉及民族主义冲突和主权冲突，尤其不能掉以轻心。
有关2009年中日高层互访的日程，垂秀夫没有否定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日的可能性。他说，每年秋季，两国领导人在国际会议场合见面会谈的机会很多，所以首脑互访一般会安排在上半年。胡锦涛主席在1984年负责接待过3000日本青年访中；1998年4月，他作为国家副主席成功访日，受到日本瞩目——这两次经历，对胡锦涛形成对日印象，以及日后处理中日关系，肯定产生了积极作用。如果中国方面正式向日方提出希望，习近平副主席愿意访日，日本一定会表示最大欢迎，尽最大努力做好接待工作。
另据内阁府调查，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在2008年跌至历史最低，令人忧虑。日本年轻一代，对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事情不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容易被当前的现实所左右而固定化。同以前相比，两国关系虽然有了进展，但国民感情却益发脆弱了。面对日中关系的现实，不仅要“以民促官”，也需要“以官推民”，这是从事日中关系工作的所有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