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春出生在渖阳，1961年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毕业，遵循组织分配进入《人民中国》编辑部。李惠春当年的想法是把青春献给《人民中国》，不想一转眼，人生走过了35年。1993年9月，李惠春结束为期4年的《人民中国》驻日记者工作，回到北京担任《人民中国》翻译部主任。1995年，李惠春退休，完整地把一生献给了《人民中国》和对日报道事业。
现在，李惠春是创刊50周年的《人民中国》的老人中惟一生活在日本的一位。回忆起与《人民中国》一起走过的日子，李惠春感慨良多。当年，中国对日宣传渠道很少，“北京放送”和《人民中国》不仅是主要宣传窗口，也是培训和锻炼日语人才的基地。李惠春进入《人民中国》後，感觉是进入了第二所大学，那里的日语学习和工作环境，至今想来让人羡慕。当年《人民中国》的主编康大川，翻译组组长刘德有、安淑渠等人，都是中国不可多得的高级日语人材，也是中日交流的重要人物。
李惠春在《人民中国》工作了35年，切实感受到《人民中国》是现代中国的缩影，更是中国对日报道完整的历史记录。李惠春经历了《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20周年、30周年和40周年纪念——历史的变化和《人民中国》的变迁，令人感叹。1963年10周年纪念，《人民中国》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大型宴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等亲自到会，周总理逐桌敬酒，高度赞扬了《人民中国》的作用；1973年20周年纪念，正处文革期间，没搞大型活动，编辑部仅写了一篇纪念性社论；1983年30周年纪念，在北京饭店举办了隆重的庆祝宴会，廖承志因病未出席，10天後谢世，令人惋惜。当时，王震代表中方高层到会祝贺，日方由宇都宫德马、井上靖、茅诚司等著名友好人士出席，规格极高；1993年40周年纪念，《人民中国》在西苑饭店举行庆祝，当时的活动民间意味较浓，官方色彩已大大降低了。
《人民中国》作为一本对日宣传刊物，读者是纯粹的日本人。怎样使杂志更能符合读者 要，是《人民中国》在50年历程中一直面对的老课题。李惠春记得1963年外文局代表团访日回国後，就提出了《人民中国》要革命，内容 要贴近中国现实，报道手法要变硬为软，为此，形象上 要改变，增加视觉部分，注重编排效果。今天，《人民中国》的传统读者已经老化，与时代要求相比，杂志的信息量不够，风格不够活泼等，依然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李惠春回忆道，同辈中有不少人都把一生献给了《人民中国》，这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像的。90年代以前，没有电脑，排版全靠检字工人手工操作，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那些细心看稿、日夜校读的岁月里，李惠春被女儿戏称为“李惠稿子”。在《人民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安淑渠、李惠春、陈忆春、石英（石川英子）这些平凡而认真的编辑记者们坚守在第一线，把中国的信息和现状传递给了日本读者。记得当年每次编完一期稿子，从印刷厂里出来时，编辑部的夥伴们一路骑车，人带人，喜欢唱歌的刘德有往往会高歌一曲，唱出轻松的心情。这些歌声依然留存在年轻的记忆里。当年虽然很穷很忙，但人人拥有责任感。李惠春承认现在有时做梦都会想到下印刷厂的情景，非常怀念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
李惠春在《人民中国》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但退休以後，也多了反思的时间。她的体会是，在中国出一本日文杂志，由中国人把中文稿译成日文，确实很难，可能搞一辈子都达不到完美的境界。《人民中国》里的编辑记者们文字功底很好，但最後还是离不开洋拐棍，离不开日本专家。今天，《人民中国》是“ 北京三刊”中硕果仅存者，看著由600期封面组成的回顾版面，李惠春期待《人民中国》在创刊50周年纪念之後能继续走向新生。
现在，李惠春是创刊50周年的《人民中国》的老人中惟一生活在日本的一位。回忆起与《人民中国》一起走过的日子，李惠春感慨良多。当年，中国对日宣传渠道很少，“北京放送”和《人民中国》不仅是主要宣传窗口，也是培训和锻炼日语人才的基地。李惠春进入《人民中国》後，感觉是进入了第二所大学，那里的日语学习和工作环境，至今想来让人羡慕。当年《人民中国》的主编康大川，翻译组组长刘德有、安淑渠等人，都是中国不可多得的高级日语人材，也是中日交流的重要人物。
李惠春在《人民中国》工作了35年，切实感受到《人民中国》是现代中国的缩影，更是中国对日报道完整的历史记录。李惠春经历了《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20周年、30周年和40周年纪念——历史的变化和《人民中国》的变迁，令人感叹。1963年10周年纪念，《人民中国》在北京政协礼堂举办大型宴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等亲自到会，周总理逐桌敬酒，高度赞扬了《人民中国》的作用；1973年20周年纪念，正处文革期间，没搞大型活动，编辑部仅写了一篇纪念性社论；1983年30周年纪念，在北京饭店举办了隆重的庆祝宴会，廖承志因病未出席，10天後谢世，令人惋惜。当时，王震代表中方高层到会祝贺，日方由宇都宫德马、井上靖、茅诚司等著名友好人士出席，规格极高；1993年40周年纪念，《人民中国》在西苑饭店举行庆祝，当时的活动民间意味较浓，官方色彩已大大降低了。
《人民中国》作为一本对日宣传刊物，读者是纯粹的日本人。怎样使杂志更能符合读者 要，是《人民中国》在50年历程中一直面对的老课题。李惠春记得1963年外文局代表团访日回国後，就提出了《人民中国》要革命，内容 要贴近中国现实，报道手法要变硬为软，为此，形象上 要改变，增加视觉部分，注重编排效果。今天，《人民中国》的传统读者已经老化，与时代要求相比，杂志的信息量不够，风格不够活泼等，依然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李惠春回忆道，同辈中有不少人都把一生献给了《人民中国》，这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像的。90年代以前，没有电脑，排版全靠检字工人手工操作，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在那些细心看稿、日夜校读的岁月里，李惠春被女儿戏称为“李惠稿子”。在《人民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是安淑渠、李惠春、陈忆春、石英（石川英子）这些平凡而认真的编辑记者们坚守在第一线，把中国的信息和现状传递给了日本读者。记得当年每次编完一期稿子，从印刷厂里出来时，编辑部的夥伴们一路骑车，人带人，喜欢唱歌的刘德有往往会高歌一曲，唱出轻松的心情。这些歌声依然留存在年轻的记忆里。当年虽然很穷很忙，但人人拥有责任感。李惠春承认现在有时做梦都会想到下印刷厂的情景，非常怀念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
李惠春在《人民中国》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但退休以後，也多了反思的时间。她的体会是，在中国出一本日文杂志，由中国人把中文稿译成日文，确实很难，可能搞一辈子都达不到完美的境界。《人民中国》里的编辑记者们文字功底很好，但最後还是离不开洋拐棍，离不开日本专家。今天，《人民中国》是“ 北京三刊”中硕果仅存者，看著由600期封面组成的回顾版面，李惠春期待《人民中国》在创刊50周年纪念之後能继续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