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宏

全球金融海啸拍打下，跌宕起伏的2008年中国经济最终以成功“保九”尘埃落定。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3日发布数据显示，去年中国GDP达到30.067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9.0%，与2007年调整后13%的增幅相比，大幅下滑了4个百分点，是2003年以来首次个位数增长。各季GDP增长呈放慢趋势：一季度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三季度增长9.0%，四季度增长6.8%。

全球经济由热转冷，中国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长速度，今后主要应该解决哪些问题？这是最令人关注的话题。为此，《中文导报》记者专访了曾担任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的津上俊哉先生。津上俊哉在2003年著书《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清醒地提出“中国经济威胁论”大错特错，并指出日中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将决定21世纪亚洲如何发展。以下是采访摘要。

记者：您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有何解决办法？

津上：面对全球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目前中国政府对应的态度很正确，以扩大内需为主，以内需带动经济发展，为此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人民币，并适当放缓金融政策，降低利息，能做的都做了，速度快，力度大，得到全球的赞赏和期待。

不过以上都是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虽然也有关于民生方面的，以政府固定投资模式来运营，只能靠投资持续几年，但是很难维持长久，还需要看消费。但扣除政府的消费，中国居民的消费在2001年占GDP的45%，然而到2006年仅占GDP的36%，投资太大，消费反而降低。中国政府明知这一点，在这几年期间尽快振兴消费，促进内需，但是今后振兴消费的课题相当大。

首先，中国老百姓的的收入本来就很低。有个数据是“劳动分配率”，就是分配给被雇佣人的工资占GDP的百分比率。2006年中国人的工资占GDP的40%，而日本人在过去十年里工资一直占GDP的66-69%，这里当然有高成长经济和成熟经济等国情的区别，但尽管如此，中国只有日本的2/3以下的现状需改革。但现在是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很难涨工资，怎么办？

其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工问题很严重。这两个大经济区域靠外需发展起来，陷入危机之后，相当多数的农民工受到波及。春节过后，他们回来还能找到工作吗？打工收入是中国农民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有人说4成收入来自打工），如果今后打工收入大幅降低的话，那么8亿农民的收入将大减，那还怎么促进消费？应该说这不仅是农村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大问题。

第三，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存在问题。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财经》杂志指出，目前约116万亿元的中国财富中，有3/4掌握在广义的政府手中（国有土地，国有企业的资产等），而民间资产合计仅为28万亿元。这样的国家财富分配，导致了政府很喜欢的投资（重工业等）太大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消费难的很大理由。这一主张给了我很多启发，我非常赞同。如何解决大小非问题或如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也都关系到这一问题。

严格来讲，与其实现国家财富的“私有化”，不如进行改革，进一步推进经济的私有化，或使所有权和管理权仍然继续掌握在政府手中也可以，但使得国民能更加直接受益。如果这个改革真的能够成功的话，那么这项措施就会将增加的国家财富最公平地返还给国民。

所以要促进消费，中国政府也得进一步进行改革，根本性地改革经济结构。真正实现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难度很大，如果能够实现内需主导的经济模式，那么中国不仅能够维持高成长也能够摆脱只能很被动地累积外汇储备，继续产生外汇亏损的目前困境，因为其与“高储蓄、高投资”的宏观经济结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记者：日本是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现状？下一步打算是什么？有什么希望？

津上：中美关系三十而立，相互依存。眼下美国经济很不好，但仍然是全球的支柱，如果美国倒下了，那么全球经济就会崩溃，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现实。

目前，中国经济在支撑著全球经济的主角美国，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一是购进外债并支持美国融资财政赤字，另一个是给全球提供需求。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对全球都有好处。这里也有日本得为全球经济之恢复做点贡献，它由金融海啸受到的影响对比其他发达国家较小，但我们国家无论财政方面，还是金融（利息政策）方面空间都很小，很明显中国的力量要比日本还要大。

日中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将决定21世纪亚洲如何发展。随著欧美经济的下滑，亚洲相互依存的关系将越来越大，亚洲现在应该努力争取实现亚洲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的环境，这包括很多方面，政治也是其中之一，这方面日中关系比几年前好得多了。

目前我认为很重要、但不够努力的是亚洲货币汇率稳定问题，将来如日元与人民币之间波动很大，这直接影响到两国及整个东亚经济。欧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保持国与国之间货币汇率稳定机制。亚洲这方面的努力明显不够。

但为此首先人民币需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中国的贸易、外向投资已经开放，但是外汇交易还没有开放。不开放人民币交易，就永久不能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如何实现亚洲货币稳定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最后是“亚元”。我个人认为这是日中两国将来应加强合作的领域。

日本十分期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为此日本是否能够做点贡献？像上述的那样，中国改革分配结构，扩大内需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但是在环保（投资）方面是日中两国合作的大方向，空间很大。

还有一点，中国在短期内彻底降低外贸顺差很难，今后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否也可以考虑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日元资产？眼下，中国持有的日元资产量太低，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对外投资适当地提高日元资产比率，实现多元化，分散风险，日本政府非常欢迎，如果中国能够购买日本资产，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也会改变。日本对华投资，今后可以期待的是第三产业、金融等方面，日本银行业对外资参与中国金融界有一种“迟到”的感觉，但由于金融海啸彻底破坏了先进去的欧美金融业，今后不排除日本银行购买中国银行的股票，投资中国金融业。

记者：中日双方需要沟通的是什么？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日本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津上：会有很多问题可以互相谈。比如，在今年4月的20国家金融峰会之前，日中两国可以提前沟通一下，来调整相互的立场。在购买美国国债方面，日中双方也可以相互商量，互通有无，这是很重要的，否则小心被人利用。

日本目前还是处于政治改革的过程之中，政治模式在转变的过程中“阵痛”是必要的，但是时机太不凑巧了。由于中国国家的实力升值了，日本更加重视中国了，只是日本目前没有对华政府的一套政策，希望尽快能够恢复。

现在，国与国之间靠单一的渠道沟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日中两国媒体的作用很大，不能只依靠一个特定的人与人之渠道。日本一方面期待中国的经济复苏，另一方面日本人喜欢中国人的比率在降低，现在双边关系难度更大，每个小事件都将影响到国家的形象。“毒饺子”问题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问题马上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这就是相互依存的铁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万能药”，只有好消息多一点，负面的消息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