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最近率11人组成的日本都市考察团访日，出席第一届日中产学官交流论坛。石小敏在论坛第三部分，代表中方发表基调讲演。石小敏重点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26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进步，同时也阐述了中国在未来十年可能面临的更高层次的挑战。无论是进步还是挑战，都使得“中国问题”令人加倍关注。
石小敏首先指出，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摸索选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从1978年至今，中国逐步摸索并改进了自己的体制。这种进步和发展线索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1、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集市化－小城镇－城市化。2、城市：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0个省会城市－数以万计的开发区－加入WTO；3、价格：小商品－三类商品－农副产品－生产资料－要素市场。除土地、信贷以外，价格作为基础手段，已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4、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引进大量新概念—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中国已形成了混合性经济体制，非国有企业占多数。
这四条线索逐步开放，循序发展，汇聚起来的改革成果也同时影响到科研教育、社会管理、政府管理体制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中国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艰苦探索，现在重新回到了世界文明的大道，回到了共同发展的方向。今后的中国，将继续把完善市场体制作为方向，并带动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孙中山先生在90年前提出三民主义。26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民生发生很大变化：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老者有其保，幼者有其教。20多年来，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开明政治家、知识分子、企业家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是不会后退的，一百年不改变。
中国将沿着选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但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以加入WTO和中共十六大为标志， 中国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遭遇新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变革的总基调是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这构成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在1949年为10%左右，1958年达到15%，1978年为19%。26年来，中国城市化比率已经达到40%。尤其是最近六年提高了10%，比前20年快2倍。中国城市化正在进入迅猛的发展时期。
但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国政府调查，已有1.4亿农民进入城市；社会学家调查，有1.8亿农民进入城市，未来20年内还将有2亿人进入城市。农民进入城市，其中大部分人不能加入最低水平的社保体系，城市每年流失收入有4－5千亿人民币。北京、上海已发展为人口超过15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国刚进入汽车时代2、3年，但这些大城市已经非常痛苦地体会到了塞车之苦的城市病。
面对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体制存在着障碍。中国的铁路公司还是垄断的，城市化建设没有办法像日本一样围绕着线路和车站展开。中国的铁道改革方案已酝酿了五年，但现在仍不成熟。在经济上，中国对WTO的承诺快要到期了，但金融部门改革调整缓慢，非常不适应。政府出了很多钱，国有银行还是改革不力。土地问题是城市化的焦点。中国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的过程中，必须经过政府征购后再转卖。最近十年，农民为城市化贡献了2万亿的差价，而此前30年，中国通过实行剪刀差，农民对工业的贡献不过6000亿人民币。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各地政府在去年一年征地1800万亩，如果每亩少补偿2万元，农民的损失就是3600亿。从这些数字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农民、中央与地方等一系列关系。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重心将转到政府自身，包括：改革公务员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利、扩大地方自治空间、发展行业公会等等。
目前，中日急速加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进程。中日两国的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也非常重视日本的发展成果和经验。未来10－20年，不管存在多少困难和误解，中日合作一定会开展起来。有人把中国古代文化精髓概括为“和”“合”两字，也就是：和而不同、平等竞争、合作共赢。小泉首相讲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是机遇，这表达了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中国的共同认识。
石小敏首先指出，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摸索选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从1978年至今，中国逐步摸索并改进了自己的体制。这种进步和发展线索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1、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集市化－小城镇－城市化。2、城市：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0个省会城市－数以万计的开发区－加入WTO；3、价格：小商品－三类商品－农副产品－生产资料－要素市场。除土地、信贷以外，价格作为基础手段，已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4、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引进大量新概念—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中国已形成了混合性经济体制，非国有企业占多数。
这四条线索逐步开放，循序发展，汇聚起来的改革成果也同时影响到科研教育、社会管理、政府管理体制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中国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艰苦探索，现在重新回到了世界文明的大道，回到了共同发展的方向。今后的中国，将继续把完善市场体制作为方向，并带动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孙中山先生在90年前提出三民主义。26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民生发生很大变化：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老者有其保，幼者有其教。20多年来，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开明政治家、知识分子、企业家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是不会后退的，一百年不改变。
中国将沿着选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但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以加入WTO和中共十六大为标志， 中国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遭遇新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变革的总基调是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这构成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在1949年为10%左右，1958年达到15%，1978年为19%。26年来，中国城市化比率已经达到40%。尤其是最近六年提高了10%，比前20年快2倍。中国城市化正在进入迅猛的发展时期。
但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国政府调查，已有1.4亿农民进入城市；社会学家调查，有1.8亿农民进入城市，未来20年内还将有2亿人进入城市。农民进入城市，其中大部分人不能加入最低水平的社保体系，城市每年流失收入有4－5千亿人民币。北京、上海已发展为人口超过15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国刚进入汽车时代2、3年，但这些大城市已经非常痛苦地体会到了塞车之苦的城市病。
面对快速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体制存在着障碍。中国的铁路公司还是垄断的，城市化建设没有办法像日本一样围绕着线路和车站展开。中国的铁道改革方案已酝酿了五年，但现在仍不成熟。在经济上，中国对WTO的承诺快要到期了，但金融部门改革调整缓慢，非常不适应。政府出了很多钱，国有银行还是改革不力。土地问题是城市化的焦点。中国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的过程中，必须经过政府征购后再转卖。最近十年，农民为城市化贡献了2万亿的差价，而此前30年，中国通过实行剪刀差，农民对工业的贡献不过6000亿人民币。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各地政府在去年一年征地1800万亩，如果每亩少补偿2万元，农民的损失就是3600亿。从这些数字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农民、中央与地方等一系列关系。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重心将转到政府自身，包括：改革公务员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利、扩大地方自治空间、发展行业公会等等。
目前，中日急速加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进程。中日两国的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也非常重视日本的发展成果和经验。未来10－20年，不管存在多少困难和误解，中日合作一定会开展起来。有人把中国古代文化精髓概括为“和”“合”两字，也就是：和而不同、平等竞争、合作共赢。小泉首相讲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是机遇，这表达了日本有识之士了解中国的共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