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山冈庄八起意写小说《德川家康》是1946年正月。1950年3月开始在北海道的晚报上连载，长达四千七百二十五回。讲谈社从1953年结集出版，1967年出齐，计二十六卷，印数为一千四百八十万册。当初销行并不好，但1962年刊行第十八卷、十九卷蓦地畅销，连续三年高居出版排行榜前六位之内(多卷合计)。那时出版业惯行的“检印”尚未废止，需要在每册书的版权页贴上一枚小邮票似的“检印纸”，上面盖有著作权人的印章，既作为防伪标志，又核定印数，据此算“印税”(版税)，于是，全家快乐总动员，起早贪晚往上贴。版税上亿，文坛纳税榜独占鳌头，但六千万日元以上部分百分之七十五交国家，百分之十四交区政府，百分之四交东京都，不由地恨道：山冈庄八挣钱，藤野庄藏纳税。

原来他本姓山内，名庄藏，倒插门改姓藤野。生于1907年，读了几年书，十四岁离乡进东京。做过拣字工，办印刷厂、装订厂接连受挫。转战出版行，先是当编辑，创刊并主宰《大众俱乐部》，尽管作家皆一时之选，刊物却乏人光顾，两年后收摊。从此专事写小说，笔名叫山冈庄八。战争期间被派赴海军基地，大写从军记鼓舞士气，获得讲谈社文艺奖励赏，以致战后一度被美国占领军列入开除公职的名单。他在《德川家康》第一卷后记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历史这东西并没有用奇异的强度抓住我，鞭打我。大约有一年左右，我丢下赖以糊口的笔，整天眺望生来第一次迎来的占领军的情形啦对策啦演变的风俗啦。……经常到海边垂钓，呆然度日，那时，突然浮现在我头脑里的是，战争结束了，但‘和平’还丝毫没出现在地上。这是极为普通却严酷的事实。……我思考：人类不过是依然在具备不打仗就没完的所有条件的战国世界中声嘶力竭地寻求画饼似的和平。这么想来，重新眺望支配我们的文明，凝视被占领下日复一日的现象，心里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焦虑撞击。我丢下钓竿，伏案与自己苦闷地空转的绝望相对。”

日本虽战败，却有幸只是被美国占领，而美国又马上在朝鲜半岛打仗，使日本得以百废俱兴。到了1960年代，满街是“社长”(老板)，捧读从美国舶来的经营学，但毕竟不易与现实相结合。那时正好有一股日本历史热，特别是小公司老板们，便盯上这本小说，把德川家康的预见、决断、分析、忍耐诸能力运用于前途难卜的商战更可亲，更生动。如果说山冈庄八用小说随心所欲地改变了德川家康的历史形象，那么，读者自以为是的读法又改变了德川家康的小说形象。媒体炒作，讲谈社也见好就上，给大大小小的企业老板寄广告，狂飙销路。老板读，普通员工也跟著读，就像读《孙子兵法》一般。把《德川家康》读成经营指南，其实有违了庄八的初衷，虽然他最终也不曾感叹自己播下的是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不过，此书畅销还另有个时代背景。1960年，岸信介政权垮台，池田勇人当上总理，用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经济计划造势，并提倡宽容与忍耐，以避免政治论争。他和松下幸之助对谈，说“丰衣足食是为了造就优秀的人的一个方便，造人、造国才是政治的目标”。所以，《德川家康》在精神建设上也成了一大好书，连无意于经营的人、向来不爱看打打杀杀的年轻女性也追捧，读德川家康的处世哲学。庄八向来自觉为体制说话，热心用小说载道，不仅著书立说，也积极在社会上出头露面，其一是参与组建“日本守卫会”，继任为会长(总裁为总理)，大力开展“总和谐运动”。可想而知，《德川家康》歪打正著似的迎合了时潮才是他最感欣慰的。

山冈庄八非常爱说教，惟恐读者不明白他的写作意图，良苦用心，曾言之再三，这样表明过“小说背后的心里话”：

“为缔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首先文明必须被改变；要改变文明，就必须产生可当作脊梁的哲学。用新的哲学完成人革命，被革了命的人改变社会、政治、经济之时，原子科学才会变为‘和平’的下一代人类的文化财富□□作者这么梦想，寄托于‘德川家康’，奋然描写人革命的可能性的限界”。

他要写“伟大的(？)警告性故事：人本身不革命，人类将毁灭”。(引文中的问号为原文所有)

这里说的人革命，日文是写作“人间革命”，若照搬过来，“人间”一词可能被误解。据《广词苑》解释，“人间”的含意之一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譬如日本说“人间蒸发”，就是人不知去向了，照搬固然不对，而译作“从人间蒸发”也只是自作聪明。战败之后，庄八认识到天皇的伟大，没有他就没有天下和平，这位昭和天皇发表诏书说自己是人，不是神，被叫作“人间宣言”。双管齐下，庄八写《德川家康》的同时还写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长篇小说，要以武家政权统治天下的织田信长被他描写成保皇志士。

说到人革命，这正是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思想与行动的大旗。何谓人革命？创办罗马俱乐部的佩切伊问池田大作：“我迄今提倡人性革命，并付诸行动，但现在我认为，若深究下去，最终归结于人革命。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池田回答：“人性革命的大前提是变革形成人性的生命。生命的根源性变革，我们称之为人革命。对于人性革命来说，人革命是不可或缺的。”佩切伊说：“原来如此，我以后也要搞人革命。”

池田大作是创价学会的名誉会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盛赞：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和平活动家、作家、桂冠诗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池田先生拥有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见日本报纸)世界二百四十二所大学、研究机构授予他名誉称号。在中国，1984年北京大学率先，陆续向他颁赠八十多个名誉称号。2001年北京大学成立池田大作研究会，继之有二十多个大学设置专门机构，研究池田大作的思想，也就是人革命的思想。2008年5月池田大作在创价学会例行讲话，引用《德川家康》中的名言指导会员，如“当此乱世，要率领一个国家的人必须锻炼出相应的强大，那种强大就会是领导力量”；“不满在一切场合都是停滞的原因，分裂的原因”。池田出版过长篇小说《人革命》，现在正撰写《新．人革命》，已连载三千九百九十五回，超过《德川家康》也指日可待。

日本的历史故事好些是中国古已有之，但是读日本的，或许由于它是在四海之外，而且被译成现代文，读来就几乎没有了历史之隔。有人说中国落后日本二十年，不知所据何在，但若从社会来看，日本的毒奶粉事件和大读特读《德川家康》都发生在四、五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