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家具生产企业主在一个私人聚会上说,今年我的工厂开工严重不足,来自美国的订单我只能完成三分之一,仅此来说,我今年就少赚了数百万元。这位企业主还说,他的那些办厂的朋友,都面临着与他一样的境遇。
深圳、惠州、东莞、佛山、南海,甚至广东的山区城市的一些工厂,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为招工的事伤透了脑筋。
毫无疑问,“ 民工荒”问题确实存在。
在各界都在为寻求解决“民工荒”问题出谋划策的时候,也在不断地解释着“民工荒”的真相。“民工荒”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被调查的民工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工资低、生活差”,一言以弊之。民工的这一声音究竟意味了什么?
民工工资十年未涨
就在两三年前,每年的春节过后或者学生毕业的高峰期,“ 民工潮”这样的字眼频繁地见诸报端。其时,“民工潮”像潮水一样涌堵了我们的视线。民工一向被认为是廉价劳动力并近乎“无限供给”。
这无疑误导我们的用工企业产生了“ 无限供给”这样一种“充裕的错觉”。实际上,对这几年珠三角企业的招工条件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用人单位受“ 民工潮”的影响,以“ 我国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为由尽可能地向民工压价,而且开出的招工条件是一家比一家高,在工资福利待遇上,虽然这些年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但民工的工资待遇却是1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有调查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
今年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而实际上,即使这不高的工资,工人们还往往不能及时拿到。2004年7月,东莞市劳动局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该市今年上半年受理来信、来电、来访1.6万多件次,其中有47%反映被克扣、拖欠工资,20%反映辞退补偿问题,17%的人反映加班时间过长,还有10%集中在工厂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种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错觉,决定了企业对民工的态度,这实际上是“民工荒”成因的主要因素。
逐利的资本与民工权益
资本是逐利的,这毫无疑义。
在人力资源“ 充裕”的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依靠低工资获得了竞争的比较优势,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相当的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吸纳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一大根本原因。同样在这一前提下,逐利的资本(企业)空前地对工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地给予漠视。
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
2004年9月,一位在广东南海某工厂打工的民工因为一次工伤事故,失去4个半手指,工伤鉴定为四级。在此之前,他曾与自己的老板进行协商解决,但他的老板只答应给出医疗费,另外再补偿1万元。显然,这对右手失去劳动能力的民工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
在此情形下,这位民工找到了律师向劳动部门进行了上诉,意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但由于该企业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连厂牌都没有,属于典型的“ 黑厂”,律师在受理此案件时也忧心忡忡:“ 对于这种黑厂,如果他转移资产,就算是我们胜诉,我们也可能拿不到赔偿金”。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今天仍然在正常生产,仍然没有依法纳税,仍然漠视着工人的合法权益……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究竟在干什么?!
民工逐步在觉醒,这也毫无疑义。但这种觉醒却付出了代价。
早在6月28日,深圳市气象台今年首次向市民发出了高温预警信号,根据这一预警,各部门应当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但深圳一家名叫百利来丝印厂的陶瓷加工厂的工人们一如既往地在上班和加班。
7月1日开始,一名叫王桂荣的女工出现了高烧症状;7月2日,王桂荣体温超过42度,体温计测量不了体温,医生打针时把针扎进去,抽出针来就流血,用药棉都按不住,医生说这是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7月3日凌晨两点,医生宣布王桂荣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王桂荣死后,该企业的负责人竟然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认为王不是在工厂的环境中被“热”出病来的。但欲盖弥彰的是,该工厂身上捂出扉子的数十名员工,在王出事之后被辞退。
当民工跳楼、自杀、爬高压电杆要见老板,目的都是为了讨工钱,但他们是在生死一线之间与老板讨价还价。
拥挤的民工潮不见了珠三角惊呼民工短缺
有数据显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80%的企业是接订单来生产的。这些企业对民工需求量大,他们基本上是拿到订单就招工组织生产,没有了订单就停工并就地解散工人,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既没有劳务储备,也不存在劳务计划。
而这种基于企业生产需要的“劳务计划”,实际上它既是加大企业招工成本,又是增加劳动力就业成本的重要因素。
这种环境波及到一些本来口碑就很好的企业。一家从深圳迁往广东某山区城市的一家著名企业在搬迁后重新开始招工。在开始招募工人时打出了月薪700~800元的广告(事实上该企业也能做到),并一边招工一边生产。由于工人都是生手,缺乏熟练工人,因此在最初的1年时间里工人的工资多数在300~500元。一些工人开始抱怨,并不断有工人辞职,招来的新工人也很难挽留,企业的生产一直没有步入正常轨道。
正是在这种劳资关系决定了企业生产状况的情形之下,在企业为招工付出了成本,而寻找工作的工人也为自己的就业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成本。
在此情形下,该企业开始了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讲明了工资为什么低和未来的前景,并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招工活动。
2004年10月18日,该企业招工办公室负责人说他们已经为工人提高了福利待遇,月薪即将由过去的包吃住后的300~500元,提升到现在的700元~800元。这位负责人表示,之所以提高待遇主要基于员工队伍的稳定,造就了工人熟练程度与效益的增加。
由此可见,劳资关系的改善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