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后记》中，关于创作意图、中日文化冲突、性的挣扎以及文中自然描写的运用意识等等，均有说明和提示。笔者在这里仅就自己在阅读流程中获得的感受做一点记录。也许有些地方远离作者的构思方圆，但由于有作品一将写出，它就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读者这一客观性质，笔者便可以就此随意一些。
　　1、人物和情节构造
　　主要人物是一对表兄弟夫妇，这个设定使人物间有自然的粘连关系，便于每个人在关键时刻的登场衔接，使情节变化自然而紧密复杂，富于戏剧性，做成电视剧也会很好看。每个人物就读专业不同，性格也各有特征。印象最深的是非主要人物小六子，像一块粘着力极佳的上等泥子，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并且说话直达爽捷，把各段情节铺铺得天衣无缝。人物塑成上，男性人物比女性人物真切，中国人比日本人丰满。
　　2、自然描写
　　花鸟鱼虫猫狗空气天色季节。书中有很多关于自然生物以及动物的描写，有配合人物心绪的“天阴雨湿声啾啾”的“视点自然”，也有“霜叶红于二月花”般的清丽季语。自然景观的选入，静止中暗示着对人物的公平抚慰和伴随，缓解着疼痛。是小说节奏的间歇和过度也是对读者心情起伏的一层关照和体贴。在某一个剧烈的打击之后，人将视线转向天空海洋地平线树木花草，或者走在风中沐浴雨雪而不感肌寒风厉，便是自然大力对人的慈祥收容。自然大于人。对自然的观察和引用，可以看到作者对生存于自然界之人类的宏观认识以及对人物的善意，像是对每一个处于孤苦无助的人在说“即使你什么都没有还有属于你的大自然”。
　　3、性意识与性描写
　　小说中两对夫妇导致分离的冲突高潮都由于彼此间误解了性的背叛。这也许跟他们赴日的年代有关。今天坐台在“菲菲鸟”的中国姑娘未必还有当年那种精神折磨。这十年来，中国的都市人无形中接受着灵魂与肉体分离的精神训练。21世纪的达菱和菽薇不再像她们那样痛苦艰苦。出生在70年代前的中国人和那以后的中国人，精神肉体观发生划时代性差异。肉体离商品近了，而精神则离痛苦远了。到故事中主人公们这一代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儿女这般爱家顾家到坚韧不拔奋不顾身的程度。悲切而可怜，悲壮而感人。而现在的年轻人似乎要洒脱得多，在情感和性的纠缠中似显得头脑清晰，甚至目标明确，非但不为此背上包袱，还要精神肉体同时获得清爽。
　　关于性描写，上边提到有人说过作品中的频繁“插入”问题，事实上小说中没有那样密集的性情节。同时这里描写的“插入”也不是三级片或身体写作那类作品中刻意吊读者口味的佐料效果。没有插入的性是非常态的性，而只有插入的性是机械单调的性。作品中性场面性交涉有三类，一是发生在爱情和婚姻关系中作为夫妇互慰的，此属健康正常类。一种是发生在婚外场合伴随交易的，此类为生活所迫要付出精神折磨的代价。还有一种是只为求欢不论对象类，而这种行为发生的背景和动机来自于各种各样的情感纠葛和扭曲的心态。他（她）们找不到真正的敌人来报复，心中充满着毁灭世界的怨恨却都用来堕落了自己毁灭了自己。菽薇去找男妓获得一次升天的性满足后，大骂几个男人“我们扯平了”，读者也为她豁出自己的拼杀行为感到痛快淋漓，而达菱疯了。她的性满足带来的瞬间升仙境界只不过是痛不欲生时的饮鸩止渴。因为她灵魂未死，爱心尚存。卖出的性和买来的性，填补不上她们失去了爱人失去自信的心灵空间，性在这里成了人物藉以攀缘的求生麻醉剂，令人心酸。
　　4、小说中演现出的两国异色情结
　　中日文化观价值观的虚拟对比，有时很精彩。如对“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解释，以及日本人借用中国的“橘生淮南则为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驱赶中国女婿等等，以其矛刺其盾的巧妙设计，流露出中国文化在日本渗透过程中的演变，在尊重中国文化原汁味的前提下又大胆作出适合自己民情国情的解释，这正是聪明谦虚而又实用的日本在吸取外来文化时的特色。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挑剔日本指责日本。两个女主人迫于生存自动走进“司那库”，又分别投向伸手接受他们的日本男人怀抱。渡边和藤谷老头都是怜香惜玉的普通男人，他们怀着正常的私欲收养走投无路的中国女人。她们做上日本人的妻子过上比日本女人还悠闲的寄生虫生活，有吃有穿，不劳不做。书中表达的中日间人物冲突并非十分激烈，李蕴藉跟岳母的冲突实际来自于他自己，来自男人的自尊。即使岳母是中国人他也会有同样的郁闷。被教授赶出来也一点不过分，他的生存方式是逆日本常规之道的。
　　三、大于文学的记录意义
　　概读全篇，这里只有哀伤而无怨恨，要说怨只能怨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恨只能恨自己的无能而使亲人间无力相助。除去对逝去一切的哀伤，什么都没有。李蕴藉“ 因为已经无路可走也再无所谓迷路；因为没有去处也就没有归程”。作者对何必在这里受煎熬，而不逃回去养伤修复从而消失在世代生息延续着的故土大国去的回答是作品最后对“ 边缘人”的解释（328页）。边缘人是被时空忘却的一族。既然已走上这条流浪飘摇的异乡路，便只有挣扎在努力寻找中去靠上自己的岸。
　　《东京伤逝》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将有待于文学史的延续和沉淀，但作为二十世纪末一代留日华人生活的记录，它的问世本身就是价值。作者对同族人的关照、同情、理解和责任感难能可贵。没有对本民族的挚爱就不会有这种对同胞的深切观察和体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