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拥有7条高速公路的上海茂盛国际集团董事长刘根山近日案发被刑拘。据工商资料，刘从2004年起陆续抛售高速公路资产，案发前可能仅剩甬金高速绍兴段和沪青平高速公路。
短短2年，包括张荣坤、郁国祥在内，曾显赫一时、掌控长三角1000多公里高速公路的3位富豪接连落马，跌宕如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令人唏嘘。
“几位‘公路大王’案发的缘由各不相同，但折射出一个共同问题——公路投融资体制的困惑”，7月17日，一位长三角交通投资观察者说，不确定因素太多、单体资金需求量巨大，以及越收越紧的宏观调控，使民资在公路投资领域危机重重。
“公路富豪”陨落
同被冠以“公路大王”的刘根山、张荣坤和郁国祥曾是各类富豪榜的常客，其发迹史均有神秘色彩，共同特徵是：白手起家、行事低调、出手阔绰。
张荣坤，1973年出生于苏州市上塘街一户寻常人家，中学就开始倒卖木材等，2000年进军上海。2002年，张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32.07亿元，收购上海城市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所持上海路桥公司99.35%股权，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
初尝甜头的张荣坤衔枚疾进。2003年，出手51亿拿下上海迄今投资额最大的A5（嘉定-金山）高速25年经营权；2004年，出资5.88亿元收购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公司20%股权。至2005年6月底，旗下公路里程超过200公里，投资额约100亿。上海社保案事发后，上述2条公路权益被用以偿债。
张荣坤在公路领域屡有斩获之时，另一个陌生的名字“郁国祥”进入公众视线。2003年6月，上海首家五星级全外资酒店——静安希尔顿15周年店庆之际，郁以1.5亿美元购得酒店90%股份。就在外界对其身份颇多猜测之时，次年12月30日，郁国祥的兄长郁能建控制的上海祥融投资有限公司豪掷10亿美元，签购国内最长绕城高速公路——约123公里的杭州绕城高速公路，郁氏兄弟名声大噪。
事后，2次收购出资近百亿的郁氏兄弟谢绝所有媒体采访。关于其发家史，普遍的说法是，生于1970年的郁国祥为浙江象山人，小学文化，初中未毕业即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原为当地1家针织厂普通工人，靠银行贷款，从基建、房地产业起家，进而到上海淘金发迹。2006年4月，上海市工商联宁波商会成立，郁国祥任副会长。
公路投资“新贵”张荣坤和郁氏兄弟，与“大佬”刘根山相比则“小巫见大巫”。刘长期居住香港，行事极其低调。
刘根山1958年出生于上海杨浦区，在崇明岛农场插队，种过地，当过工人。1990年从北京市通县交通局下海，回上海做了段时间“个体户”后，开始在香港做贸易，并掘得第一桶金。1991年，刘氏的香港茂盛国际集团杀回上海，成立上海茂盛企业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2000年前后，刘首度染指高速公路，与上海城建合作投资嘉浏高速，从此一发不可收。此后，茂盛集团陆续投资沪青平、南环、北仑港、甬金等高速公路，巅峰期囊括长三角7条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900公里。
曾叱口宅一时的这几位“公路富豪”在坐上了急剧震荡的过山车后，如今一同跌回原点。今年6月22日，吉林省高院对张荣坤案的终审维持原判——张“五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郁国祥涉嫌向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单位行贿”373.7万元，今年6月11日在安徽铜陵市中级法院接受一审，将于近期宣判；刘根山今年6月5日被浙江警方刑拘。
宏调的必然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刘根山、张荣坤、郁国祥决意进入公路领域淘金，正是长三角“路桥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这波“公路建设高潮”的主角就是刚获准进入基建领域的“民资”。
2000年3月，上海高速公路投融资体制实行重大改革——上海市政工程局宣布，全长650公里、总投资400亿的上海高速公路网10大项目将向国内外投资者招商，形成“市场化运作、项目化建设、投资者回报、社会化管理”的新局面。3月31日，沪嘉浏高速公路二期、同三国道（上海段）、沪青平、莘奉金、沪芦首批5条高速公路项目对外招商。
“老公路”出身的刘根山最早嗅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嘉浏、同三国道、沪青平高速公路后来都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此时，浙江在交通领域的投融资改革已进行了8年。早在1992年，浙江发文鼓励利用社会资本筹措资金，倡导“四自模式”（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掀起公路建设高潮，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涌入。
正在此背景下，2002年，刘根山的茂盛集团陆续在浙江投资甬金高速绍兴段、宁波北仑港和宁波绕城西段等，彰显其扩张野心。张荣坤和郁氏兄弟也注意到高速公路商机，不吝巨资拿下江浙沪多条高速公路。
2003年至2004年，是长三角“公路富豪”的巅峰时刻。过而立之年的张荣坤和郁氏兄弟，与年过不惑的大佬刘根山，掌控著长三角1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
“几位‘公路大王’案发的缘由各不相同，但有共同的背景——政府开闸鼓励民资进入公路领域”，温州某高速公路公司负责人说。
“从刘根山抛售5条高速公路看，回报不如预期乐观”，温州某高速公路公司负责人说，公路项目启动一般需35%资本金，可分批到位，其馀靠贷款，“但始于2003年的宏观调控越收越紧，银行融资成本高昂，企业资金流转出现困难。”
“刘涉嫌的抽逃项目资本金的行为，其实在公路建设领域普遍存在”，上述人士说，“高速公路单体投资太大，支撑‘路生路’的模式需要大量资金。”
上述人士说，在公路项目引资过程中，政府与投资者有著双向渴求，地方政府又掌握收费年限等，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可佐证的是，据公开报道，已获刑的浙江省前交通厅厅长赵詹奇曾收受郁国祥300万元贿赂，帮助后者完成杭州绕城高速转让的报批；而张荣坤收购的沪杭高速，更是在陈良宇的亲自过问下获取。
在国家审计署今年2月公布的《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中，沪杭高速、杭州绕城均被“点名”。调查称，“上海市沪杭高速公路等12条公路发生收费权转让18次，其中有12次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浙江省转让杭州绕城高速公路等4个项目的收费权获得125.75亿元，其中86.6亿元是受让方以公路收费权作质押取得的银行贷款。”
收费公路融资困局
“公路富豪”的陨落，折射出运作20多年的收费公路融资体制的困局。
国家审计署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存在的问题：收费公路规模过大、债务负担偏重，部分公路存在偿债风险；部分公路经营权转让不规范等。
前述温州某高速公路公司负责人说，公路投资最常用的是BOT模式（投资-营运-移交），投资方通过取得一定时限的特许经营权获取回报，但要在动工前就签订投资合同，社会资本的赢利期望，只能“押宝”在政府所做的该项目的投资回报预测上，“但从建设到运营的周期中，政策变化、替代性工程出现、造价上涨等都是不可控因素，暗藏很大的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