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的垃圾

　　和日本人结婚，意味著在生活上要承受很多观念和习惯上的冲突，能和日本公公婆婆一起生活，面临的问题应该更棘手。虽然我的老公并不理想，但我却有高水准的公婆，使我的家庭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和温馨。

　　结婚以后我依然早出晚归地打工上班，晚上公婆比我们早早地就入睡了，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公婆都已经各自忙活著了。婆婆清扫，倒垃圾，公公出出进进地既要照顾院子里花花草草，也要处理一家4口大大小小的琐碎事务，我在家的工作大约只是烧一顿晚餐，洗衣服是老公的事情，就这样日覆一日地过著每一天。我的婆婆本来就有老年痴呆症，有一次扔垃圾的时候迷路，家人和警察多方寻找才找到，以后此类现象又发生过，我感到很过不去，就说今后不许再出去，垃圾我来扔。本来4口人的垃圾，我应该有一半责任的，但一直都是婆婆在扔垃圾，婆婆笑著说：“你来我们家，垃圾才多了，这是幸福的垃圾。”多少年来，和公婆共同生活里，我们家庭没发生过任何两代人之间的摩擦。在我的观念里80几岁的人，是应该休息得到照顾的年龄，但我的公公说，能动就该做。现在我的婆婆已经完全不认识人了，丧失了生活的能力，我们安排她住进了老人院。但婆婆的人品，音容笑貌，则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 日式丧仪及场面

　　3年前公公查出了直肠癌晚期，医生说可以活3个月到一年，公公很希望听到我的意见，我说不怕，手术切除以后就没关系了，肠子的手术没危险，效果也好，于是当医生徵求患者意见决定是否手术时，公公则清晰地表示“手术”。手术以后稍休息几周后，公公又和往常一样出出进进地忙碌了，同时也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烧掉自己和已故亲属的照片，书写遗嘱。我们几乎怀疑医生说的话，公公几乎是健康地活了一年多，今年初发生肺炎，住院治疗，我把他的房间空调换了个大频率的，但最终挡不过癌症的侵袭，公公上个月故去，手术后活了将近2年。

　　按照他的愿望，举行了小型家庭丧仪，来殡仪馆的亲属和单位的同事参加了悼念，仅仅40几分钟的仪式花去70多万日元，以后还有刻灵牌入墓又花50多万日元，据说这已经是最低的花费了，对于我这样每小时几百日元辛苦劳作获得酬金的人来说，为已经死了的人这样的花费很是心痛，但我的老公和其他日本亲族无一例外地认为昂贵的丧仪有必要。

　　意外和震惊的是火化场面。火化仅仅支付了1万日元，火化场异常得美丽考究，车载著遗体的棺木，来到专用入口时候已经有人在等候了，工作人员一身黑色的服饰，一幅庄重认真的态度，将棺木移到专用的车上，家属跟著来到火化炉前，全员一起合手祈祷，然后看著木棺推进炉室，工作人员把亲属带到楼道不远的一个大房间落坐，桌上已经备有充足的饮料及饭菜，人们似乎在为一个远行的朋友饯行，相互寒暄问候进食，没有任何人落泪，伤心。大约1小时左右，有个工作人员报告，炉子已经熄火，于是我们跟随著工作人员来到炉子前，按动电钮炉子的门自动开启，载有遗骨的车子被拉出，还有扑面而来带有焦味的热气，整齐的、清晰可见的头颅骨、四肢骨摆在车上，其他部分已经粉化。工作人员开始用一双长筷子往一个坛子里夹放骨头，我既震惊又恶心，努力著不使自己晕倒。很快就让家属自己夹骨头入坛子，我说不行，我做不来的，我想日本人真可以，能想出这样的方式，这也是日本文化吗！？好的是骨头搞不错罢了。我最终没有答应的是“通夜”，就是遗体在家放置一个晚上，亲属守候，以及骨灰在家放置一段时间。这次丧仪和活动场景，留给我的是深深的疑惑和刺激。

　　做为普通百姓，生前的快乐以及死后的意义，日本和中国在认识上有著很大的差异。

                   　　茨城 张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