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彻底明朗化之后，中国面临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在过去20余年里，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重大的国际安全事务中惯以低调而暧昧的弃权手法来韬光养晦。中国誓言不做出头鸟，虽然赢得了发展时间，却逐渐丧失了国际威望，因为中国不再代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而是谨小慎微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能否大有作为，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无涉，而与国家的实力和能力相关。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每年负担着20%的联合国费用，并拥有国际贡献的能力和实绩，自然会萌生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日本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事物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客观地来看，如果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必要扩大成员，日本无疑是最有资格提出申请的国家之一。至于日本能否如愿以偿，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目前的情况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日本已经取得多数国家支持，能否晋身常任，中国的表态是关键。
联合国诞生近60年，基本格局仍是二战产物──美英法俄中以战胜国之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战后半个多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不小变动。特别在冷战解体后，再以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来看待联合国的权力划分，显然落伍于时代。联合国改革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因为传统体制不适应形势需要。世界的多极化，首先应该是联合国的多极化，而不仅仅只有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甚至是美国一强拥有发言权。因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扩员，正是实现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性步骤。
中日同为亚洲强国，结下友谊，也不乏宿怨。日本申请加入常任理事国，不是日中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国际性政治事务，需要以长时段和宽范围的历史眼光来审视。如果从历史的合理性出发，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日本在政治上的上升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中国经济威胁论”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都是杯弓蛇影，画猫成虎的可笑话题。日本申请成为常任理事国，美国强力支持，英法俄不反对，中东、中亚各国纷纷同意，非洲和拉丁美洲热烈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多名高级官员都明确认可，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中国面临的是“ Yes or No”的选择，没有“ 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弃权可能。
亨廷顿早在10年前就以文明为依据，提出过新的联合国制度设计：“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1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3个文明拥有。”具体说来：“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林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作出选择，把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盟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这样，7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当然，现有的既得利益国，尤其是政治强权国家不会同意这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但以上设想至少可以说明日本与印度达成互相支持协议，不仅仅是政治利益的互换，也是对彼此文明价值的再确认。
由于传统历史纠葛和现实政治冲突，中国人向来不惮以最坏的用心来想象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因此中国不会预期从日本获益，惟愿不受损害已可满意。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只要不支持台独、不干涉中国内政，已是上上大吉，中国从不奢望日本会全力支持中国统一。按此类推，在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中国无论同意还是否决，都不可能受益，更不会达成双赢，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这应成为中国最终的选择依据。
如果中国单独行使否决权，其结果不啻于向日本公开地正面摊牌。这种选择使中国逆国际潮流，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更把日本彻底推向了美国，在中国的近侧直接树起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台湾问题上，日本将获得赤裸裸的反中借口。如果中国不表反对，助成日本晋身常任理事国，尽管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在安理会表决的另一只手，但日本将不会正面地公开地与中国作对，日本反而有可能在中美之间扮演缓冲者的角色。民族主义者主张中国坚决行使否决权，防患于未然；新思维学者认为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阻挡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不如顺水推舟。中国政府必须从理性的战略眼光出发，权衡政治利弊，观察国际大势，才能做出明智选择。
在过去20余年里，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重大的国际安全事务中惯以低调而暧昧的弃权手法来韬光养晦。中国誓言不做出头鸟，虽然赢得了发展时间，却逐渐丧失了国际威望，因为中国不再代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而是谨小慎微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能否大有作为，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无涉，而与国家的实力和能力相关。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每年负担着20%的联合国费用，并拥有国际贡献的能力和实绩，自然会萌生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日本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事物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客观地来看，如果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必要扩大成员，日本无疑是最有资格提出申请的国家之一。至于日本能否如愿以偿，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目前的情况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日本已经取得多数国家支持，能否晋身常任，中国的表态是关键。
联合国诞生近60年，基本格局仍是二战产物──美英法俄中以战胜国之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战后半个多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不小变动。特别在冷战解体后，再以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来看待联合国的权力划分，显然落伍于时代。联合国改革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正因为传统体制不适应形势需要。世界的多极化，首先应该是联合国的多极化，而不仅仅只有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甚至是美国一强拥有发言权。因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扩员，正是实现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性步骤。
中日同为亚洲强国，结下友谊，也不乏宿怨。日本申请加入常任理事国，不是日中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国际性政治事务，需要以长时段和宽范围的历史眼光来审视。如果从历史的合理性出发，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日本在政治上的上升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中国经济威胁论”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都是杯弓蛇影，画猫成虎的可笑话题。日本申请成为常任理事国，美国强力支持，英法俄不反对，中东、中亚各国纷纷同意，非洲和拉丁美洲热烈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多名高级官员都明确认可，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中国面临的是“ Yes or No”的选择，没有“ 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弃权可能。
亨廷顿早在10年前就以文明为依据，提出过新的联合国制度设计：“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1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3个文明拥有。”具体说来：“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林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作出选择，把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盟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这样，7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当然，现有的既得利益国，尤其是政治强权国家不会同意这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但以上设想至少可以说明日本与印度达成互相支持协议，不仅仅是政治利益的互换，也是对彼此文明价值的再确认。
由于传统历史纠葛和现实政治冲突，中国人向来不惮以最坏的用心来想象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因此中国不会预期从日本获益，惟愿不受损害已可满意。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只要不支持台独、不干涉中国内政，已是上上大吉，中国从不奢望日本会全力支持中国统一。按此类推，在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中国无论同意还是否决，都不可能受益，更不会达成双赢，但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这应成为中国最终的选择依据。
如果中国单独行使否决权，其结果不啻于向日本公开地正面摊牌。这种选择使中国逆国际潮流，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更把日本彻底推向了美国，在中国的近侧直接树起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台湾问题上，日本将获得赤裸裸的反中借口。如果中国不表反对，助成日本晋身常任理事国，尽管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在安理会表决的另一只手，但日本将不会正面地公开地与中国作对，日本反而有可能在中美之间扮演缓冲者的角色。民族主义者主张中国坚决行使否决权，防患于未然；新思维学者认为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阻挡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不如顺水推舟。中国政府必须从理性的战略眼光出发，权衡政治利弊，观察国际大势，才能做出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