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李春雁）9月6日，徐家明终于从加拿大飞回了日本，伴随他回到日本的还有他破碎了的婚姻。这对结婚12年，曾携手奋斗，经历了中国、日本两地4年分居的夫妇，终于没能挺过短短2年的第二次分居，无奈以离异结了尾。据调查了解，像徐家明这样来日后又移民第三国，夫妇一方在日、一方在外的华人候鸟一族中，二次分居中出现的情变困扰，已不足为奇。
第462期《中文导报》曾报道部分在日华人从日本移民第三国后，为了工作，夫妇一方又返回日本就职，再次两地奔波，形成了华人中的特殊群体──候鸟族现象。一方面，日本是非移民国家，移民条件苛刻，移民的老后福利并没有全面保障，不少华人选择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移民；另一方面，日本是高消费，高工资，移往第三国的华人工作难找，不少人又选择回日工作，从而过上了二次分居两地奔波的候鸟生活。近日，本报记者对候鸟一族华人进行了追踪调查，却发现两地奔波的华人队伍在急剧减少。举其原因令人震惊：一个原因是候鸟倦飞渐归巢，另一个原因则是有许多华人在二次分居中一方或双方发生情变导致最终分手。
徐家明就是候鸟族二次分居遭遇情变的典型事例。徐家明在孩子刚满周岁时来日留学。他介绍说，初来日本时打工上学，日子过得很苦很累，妻子刘梅也不容易，在国内中学作英语教师，边工作边独自照顾孩子。那时为了省钱，他2年回一次家，打电话也要长话短说，夫妻间的交流大多靠书信来往。但也正是这些承载着绵绵夫妻情感的书信，支撑着他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时光。徐家明讲，那时妻子和孩子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从没想到会有劳燕分飞的一天。4年后，就职的徐家明终于把妻子和儿子接到了日本，夫妇间更体会到了一种在异国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心灵默契。后来，为了摆脱在日生活的漂泊感，为了结束不确定的生活，寻找一个可以长期稳定的生活基地，他们决定移民加拿大。3年前移民申请获得了批准，他们举家来到了温哥华，但随之而来的是重过语言关和再找工作难。失业半年后，徐家明重新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回到原公司工作。妻子留在温哥华，开始了第二次留守。没想到，这次独身带给已年过40的徐家明难以想象的孤独寂寞，不到半年，徐终于冲破对妻儿的思念，开始和公司里一位日本女职员有了私下往来。后来，刘梅在加拿大也接受了一名华人男子的“关照”。在残酷现实面前，徐家明和刘梅终于选择了平静分手。
像徐家明夫妇的经历，在二次分居的候鸟族中并不少见。在日立制作所工作的刘美丽和已是新西兰国民的丈夫分居了5年，她最怕给孩子打电话时，丈夫身边的那个女人接电话。她说自己不怨恨丈夫，他们现在也没打算离婚，但说起夫妻的未来，她说不能确定。郭敏是搞艺术的，3年前不愿放弃在日本拼搏了10年打下的事业基础，没有随丈夫移民澳大利亚。现在丈夫说她没资格谴责自己又有新欢，郭敏明白他们的婚姻陷入了绝境。还有更多人近中年，在二次分居中遭遇情变，家庭沉没的人们不愿透露姓名，或不愿谈起私事……但这样一种事实却浮出了水面，即二次分居的华人遭遇情变冲击已不再是个别的现象。
为什么在一次分居中两情相守的夫妇，却难过二次分居关？为什么华人候鸟族情变多发？徐家明在反思自己的婚变后认为：首先，二次分居后，夫妇分开久了，思念替代不了现实的需求。中国人爱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现实是两情若要久长时，重在朝朝暮暮。一次分居时，尚有理想，有希望，分离的目标就是为了重逢，什么苦都可以忍耐，也会用忙碌打工去打发时间；二次分居后，生活相对稳定了，条件也好了，心思活了，周围环境对自己的诱惑大了，寂寞的感受难以抵御，难保不对身边人日久生情。其次，文化氛围的改变也不容忽视。刘梅讲自己第一次分居时在国内作留守女士，尽管苦，但身边有亲人相帮，周围投来的也是羡慕的眼光，那4年没觉得苦就挺过来了。但在加拿大不同，举目无亲，朋友同事看到她一人带着孩子生活，投来的都是怜悯和同情的眼神。在这种氛围下，她很难控制自己……还有就是对二次分居的目标迷茫也是促成夫妻情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华人社会学者介绍，华人第一次出国时，夫妻间为摆脱贫困，为有更好的发展前途，都有一个很现实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夫妻可以互相鼓励，渡过分居难关。但二次分居后，这些现实的目标没有了，很多夫妇开始感到了迷茫。分居久了，夫妇的生活环境不同，也容易在价值观、世界观及对事物的看法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即人变了，这样情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462期《中文导报》曾报道部分在日华人从日本移民第三国后，为了工作，夫妇一方又返回日本就职，再次两地奔波，形成了华人中的特殊群体──候鸟族现象。一方面，日本是非移民国家，移民条件苛刻，移民的老后福利并没有全面保障，不少华人选择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移民；另一方面，日本是高消费，高工资，移往第三国的华人工作难找，不少人又选择回日工作，从而过上了二次分居两地奔波的候鸟生活。近日，本报记者对候鸟一族华人进行了追踪调查，却发现两地奔波的华人队伍在急剧减少。举其原因令人震惊：一个原因是候鸟倦飞渐归巢，另一个原因则是有许多华人在二次分居中一方或双方发生情变导致最终分手。
徐家明就是候鸟族二次分居遭遇情变的典型事例。徐家明在孩子刚满周岁时来日留学。他介绍说，初来日本时打工上学，日子过得很苦很累，妻子刘梅也不容易，在国内中学作英语教师，边工作边独自照顾孩子。那时为了省钱，他2年回一次家，打电话也要长话短说，夫妻间的交流大多靠书信来往。但也正是这些承载着绵绵夫妻情感的书信，支撑着他度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时光。徐家明讲，那时妻子和孩子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从没想到会有劳燕分飞的一天。4年后，就职的徐家明终于把妻子和儿子接到了日本，夫妇间更体会到了一种在异国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心灵默契。后来，为了摆脱在日生活的漂泊感，为了结束不确定的生活，寻找一个可以长期稳定的生活基地，他们决定移民加拿大。3年前移民申请获得了批准，他们举家来到了温哥华，但随之而来的是重过语言关和再找工作难。失业半年后，徐家明重新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回到原公司工作。妻子留在温哥华，开始了第二次留守。没想到，这次独身带给已年过40的徐家明难以想象的孤独寂寞，不到半年，徐终于冲破对妻儿的思念，开始和公司里一位日本女职员有了私下往来。后来，刘梅在加拿大也接受了一名华人男子的“关照”。在残酷现实面前，徐家明和刘梅终于选择了平静分手。
像徐家明夫妇的经历，在二次分居的候鸟族中并不少见。在日立制作所工作的刘美丽和已是新西兰国民的丈夫分居了5年，她最怕给孩子打电话时，丈夫身边的那个女人接电话。她说自己不怨恨丈夫，他们现在也没打算离婚，但说起夫妻的未来，她说不能确定。郭敏是搞艺术的，3年前不愿放弃在日本拼搏了10年打下的事业基础，没有随丈夫移民澳大利亚。现在丈夫说她没资格谴责自己又有新欢，郭敏明白他们的婚姻陷入了绝境。还有更多人近中年，在二次分居中遭遇情变，家庭沉没的人们不愿透露姓名，或不愿谈起私事……但这样一种事实却浮出了水面，即二次分居的华人遭遇情变冲击已不再是个别的现象。
为什么在一次分居中两情相守的夫妇，却难过二次分居关？为什么华人候鸟族情变多发？徐家明在反思自己的婚变后认为：首先，二次分居后，夫妇分开久了，思念替代不了现实的需求。中国人爱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现实是两情若要久长时，重在朝朝暮暮。一次分居时，尚有理想，有希望，分离的目标就是为了重逢，什么苦都可以忍耐，也会用忙碌打工去打发时间；二次分居后，生活相对稳定了，条件也好了，心思活了，周围环境对自己的诱惑大了，寂寞的感受难以抵御，难保不对身边人日久生情。其次，文化氛围的改变也不容忽视。刘梅讲自己第一次分居时在国内作留守女士，尽管苦，但身边有亲人相帮，周围投来的也是羡慕的眼光，那4年没觉得苦就挺过来了。但在加拿大不同，举目无亲，朋友同事看到她一人带着孩子生活，投来的都是怜悯和同情的眼神。在这种氛围下，她很难控制自己……还有就是对二次分居的目标迷茫也是促成夫妻情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华人社会学者介绍，华人第一次出国时，夫妻间为摆脱贫困，为有更好的发展前途，都有一个很现实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夫妻可以互相鼓励，渡过分居难关。但二次分居后，这些现实的目标没有了，很多夫妇开始感到了迷茫。分居久了，夫妇的生活环境不同，也容易在价值观、世界观及对事物的看法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即人变了，这样情变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