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

　　记得焦国标先生来大阪的时候闲聊起，他在美国遇到过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持不同政见的流亡者，他说新加坡那么一弹丸之国，还有政治流亡者。

　　新加坡城市清洁，碧绿如画，整齐划一且富有效率，就像政府严格管理下的钟表发条，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地运转著。新加坡刑事犯罪与贪污罪也极少，因为警察工作效率高，制定了严厉的内部治安法令，根据该法令，对于任何危害国家与社会稳定的政治犯与私会徒党可以随时拘捕或驱逐出国。有人说，新加坡是全球最安全的经商地，加之政府对夜生活的限制严格，因此对于移居国外的人来说，新加坡是他们在亚洲感到最轻松如意的地方。

　　我忘记问焦先生那位新加坡人究竟持何种不同政见，以何种罪名如何被驱逐出去的。但是我知道新加坡杰出的戏剧家郭宝昆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因“涉及政治活动”被判刑整整四年。

　　被称为“新加坡华语戏剧之父“的郭宝昆先生是世界华语戏剧圈的推动者。八十年代，他请来赖声川、余秋雨、荣念曾、高行健为新加坡华语戏剧营传道授业，开世界华语戏剧圈交流之滥觞。那时除了台湾的赖声川，其馀人未有太大名气，如今这些人已经成为华人世界的文化坐标。余秋雨称他为“小国家的大眼光”。

　　七十年代，中国的“文革”也震荡到南洋，新加坡政府恐红色势力渗入，展开大规模的清洗左翼人士行动。郭先生因为在戏里号召抗日，而政府正要争取日本的经济投资，因而四出戏被禁演。此外，引进外资需要开发土地，建造工厂，强制底层人民迅速拆迁，郭先生不与时俱进，为国摇笔歌功颂德，反而疾“钉子户”之苦，代言奋笔疾书，又与政府的“国策”背道而驰，因此而受四年牢狱之苦。

　　龙应台女史十年前写过一篇《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么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十年后她在新加坡演讲，再次说，我还是不选择新加坡。

　　新加坡是个高度严格管理化的富丽堂皇的宾馆，穿背心、打赤脚的“自由短裤党”、“散漫的叫化子党”肯定要被保安客客气气地挡在外面，不，有损国家形象，或遣送收容站，或驱逐出境。

　　我有一诗人朋友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小姐淑女可穿背心超短裙进出高级宾馆，为何男人就不能？

　　记得有年去台北，见一小猪仔与我一起横过马路，遇红灯，我停，小猪仔也停；遇绿灯，我阔步，小猪仔也阔步，莫非台北的猪仔识信号灯？

　　幸好在台北，小猪仔，要是在新加坡或者大陆，早被寝皮食肉或驱逐出境、或列入不许出境的五种禽兽类啦。

　　作为人，钟表分秒再准，总想知道钟表内部的装置，精密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