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5月30日发下通知，要求提高农村中学校舍的抗灾标准，要科学选址，加强质量把关，而且校舍的抗灾水平要高于当地一般建筑，在特殊时期可作公众避难场所。

　　6月5日才对外公布的官方文件指明，要“坚决杜绝出现‘豆腐渣工程’”。文件还说，不得因造价不足影响工程质量，校舍出现质量事故将追究领导人责任。

　　上述文件算是官方表示负责的又一次表态。在此前，政府官员也多次重申，一定会严肃查处被发现偷工减料的学校。

　　5．12汶川大地震后的几天里，中国教育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校舍倒塌6898间（汶川、北川数字未包括）。至今地震过了三个星期，究竟有多少学生在教学楼遇难，还没有完整的数字。

　　英国路透社综合中国国内媒体报道，计算出有超过9000名师生在地震中遇难。官方承诺追查到底，但他们还没有兑现承诺前，哀伤的家长的不满已开始转变为愤怒。

　　在另一方面，地方官对受灾家长的温和态度，也明显发生了变化。5月30日，西方媒体报道说都江堰的警察带走了100多名恫言要状告当地官员的聚缘中学遇难学生家长。还有报道说，公安和武警这几天开始阻止家长在学校废墟上集合，而地震后政府和外国媒体的蜜月期似乎也在走向收场，数名在废墟旁采访家长的外国记者被公安短暂扣留。

　　中国民众集体请愿、上访、抗议，被公安部门阻挠，这不是新鲜事。这个震后的“故态复萌”，其实反映了当局的危机感，对于如何安抚灾后社会，如何真正去回答农村校舍质量差的棘手问题，当局大概还没有最佳对策。

　　一些国内媒体的报道透露，遇难学生家长集体请愿、上访并非个别地区的孤立现象。都江堰只是较吸引外国记者目光的地方，绵竹不少乡镇的家长也闹得厉害，什邡也出现此类苗头。

　　地震是天灾，在救灾的最初阶段过去后，天灾中的“人祸”因素终将成为人们下一步探讨的焦点。家长讨公道只是其一，逃不掉的尖锐问题还包括地震局的责任，为什么没有提醒生活在地震断裂带的居民和当地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建筑的防震功能？为什么在大城市如北京，政府对建筑的防震规定是8级，而对于处在山区，地震的潜在破坏性更大的四川阿坝，建筑的防震规定只是6级，这是否代表了另一种城乡不平等？

　　民意如流水，可以团结一致救灾，也可以集体追讨灾难责任。对政府来说，后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灾”，也是更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