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亦农
虽然没有接到招待券，五月八日那天还是到学校去了，目的当然仅是为了参加寄本先生的讲义课。或许，十年前参加江泽民来校讲演的印象太深，所谓状况只联想到主会场，意识上确是没把胡主席到访早稻田同圣火在长野传递时的遭遇联系到一起。不过在接近早稻田的路上已开始感觉有些怪异，直到目睹了现场才发现情况远比预想得要严重得多。中午十二点多，被临时封闭的早稻田正门那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特别是入口的台阶上至少出现有几十面雪山狮子旗。应该说，当时的厌恶感是确实的，但并不觉得有多不可思议。十年前江主席来访的时候，所谓西藏问题早就存在了，但当时中国还不够强大，现在不同了，任何风吹草动想必都会成为西方杯葛中国的理由。
尽管如此，后来的感受还是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上完讲义课后，透过窗口在人海里看到终有红旗点缀其中时，内心涌上一阵阵激动。再次赶到正门，本来的开阔地已经置于警方严格控制之下，而两个表现为尖锐对立的阵营也被众多警力以近乎人墙的方式隔绝了。可以说，对峙的另一方里面没有几个真正的藏族，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不明真相的参与者或日本右翼，但到底聚集有上千人。与之相对，人数最多也没超过百人的留学生阵营显然处于劣势。当时即令笔者感叹的，远不是洋溢著温馨和荣耀感的主会场，而是在场外被一方所独占、在警方决意设置的隔离区、在清一色的反华喧嚣中，有我留日学子能毅然让五星红旗招展的勇气，以及不难想像曾出现过的类似抢滩作战一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中国留学生的方阵处于正门右侧偏北至二三十米外的位置上，受人数限制，占据的仅是差不多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空间；从那里往左，越过绿化带和横贯的公路就是早稻田的象徵——大隈讲堂。就地理位置而言，不管出于最初结集者的意愿、还是警方的有意安排，留学生欢迎本国元首的目的还是得到了尊重。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一布局并没任何实际效果，也就是说在胡主席进出之际，突然出现的首尾相衔的大型警车完全遮掩了人们的视线。这种做法可能包含了警方的苦心，目的是不让中国元首看到有抗议者出现。问题是，这里还有欢迎的一群，想必针对日方的决策，中方在参与的问题上还未升华到类似其他大国那样更直接更豁达、在感受上更突出考虑自己侨民感情的层面！
换一个方位来说，两军对峙的主战场集中在大隈讲堂左侧公路对面的绿化地带，留学生聚集在靠近校园的一侧，而对方几乎占据了公共经营科大楼朝向的全部空间。当时的现场气氛确实很对立、很激昂，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全在于两个阵营之间由警方划分出了十馀米的隔离区，且在两方都配置了相当的警力。不过这仅是前半段的现场分布，到了后半段，除大隈讲堂一侧，学子们占据的阵地早已形同孤岛，遭到了右翼的合围。
可否说，我方学子的集会起于自发本应受到称颂，但因没有组织者而理应视作一个遗憾呢？确实，从地主之便的角度看，集会应以早稻田的留学生为主，但这不等于要把从外校赶来的学生仅定位成声援者。事实是，所有参与的学子在已经承担和准备付出方面早已形成了一个主体。那里确实没有见到有东大来人，不过一位尚在一桥大学读书的姑娘和另一名自我介绍是专门学校的高个男生就很勇于担当，且自觉成为主力中的主力。但是，组织上的不备，装备上的欠陋，还有缺少权威的问题就十分明显。例如，当时可被舞动的国旗只有一面，因为没有旗杆，馀下的旗帜只能由人遮护在胸前；再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麦克风，虽然在对方扩音器高分贝的进攻下，几十个年轻的喉咙曾用国歌壮势，但却难于长时间继续，所以留学生们在声势上充其量只是自卫，根本无从谈到反击！后来有国人提供了一套扩音设备，但音量不足，且持护者在相当一段时间用来转接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实况，更受到清晰度的限制，不但自己人没有听清，对周围也根本没有形成震撼能力！
这对不去过分刺激对方或许有相当意义，不过从没有酿成大的冲突来看，与留学生的理性相比，警方始终恪守职责才是关键！尽管如此，对立阵营除了没有组织化的正式暴力攻击外，在其他方面均已达到了极限。应该说在对应上，我们的青年学子在斗争艺术方面是非常高超的，例如对方高音喇叭传出对胡总的人身攻击时，学子们就用“胡主席、我爱你！”来回应；有支持西藏独立的呐喊出现时，大家就非常技巧地以“ONE CHINA”来表明西藏属于中国的心声。不过面对诸如“支那人”的侮辱以及要求我们立刻滚出日本的狂吠，仅诉之以“中日友好”口号就不能简单以和者盖寡来论定了。显然，对手的蔑视以及根本并没把我们当作平等对手的显见敌意早已激怒了学子当中的一些人，理性原则终究要有个底线！
准确地说，整个过程中我方共遭受过三次偷袭。最初是一个日本小男人蹑手蹑脚地想来偷走国旗，结果被我们细心的姑娘们发现后，他在一阵尖利且极具威慑力的叱骂声中钻进人群逃走了。第二次偷袭是一个类似亡命之徒的日本小子先从后面径直走到前排，在跻身到警戒线另一侧之际顺手撕毁了我们一面纸制的小型国旗！第三次偷袭作为事端已被搬上了电视屏幕，但内容被遗憾地缩减为一名日本右翼被警察四脚朝天拖走的画面。事实是这名身高不会低于一米八五的壮汉也是从后面插进来的，但却比前两个嚣张，拥到前排竟然挤在学子当中用反华口号做面对面的挑战。结果在推搡中，他的眼镜先被划掉了。在警方的助力下先被按倒，遂又被我们的人在其脸上狠狠地踹了两脚。如此，对中国学子在长野被右翼殴伤该否算是争回了一些颜面无须多议，但因有警察在场，确实没有第三脚出现。但给笔者的印象是，这个躺在地下的家伙原来也懂得胆寒，其神态就像注定会有第三脚飞过来那样。对方屈辱地用手遮住头，之前的狂傲没有了，那张惊慌失措的近乎绝望的脸显得既狼狈又胆寒，并且出奇的下贱！
笔者无法揣则该人的归属，尽管此前曾把对峙一方简单抽象为不明真相者或日本右翼。对于不明真相的人，我们能够寄予的只是时间，但对右翼以仇华为宗旨的做法，笔者向来存有太多的疑义。也就是说，对东京实施大轰炸且报以核攻击的是美国，而中国人却在战后把日本遗孤抚养成人，并千方百计送他们回到亲人身边去。蒋老先生当年以德报怨的气度，本不该招致自喻很有民族意识和男子汉气概的右翼如此仇华；而毛老人家连战争赔款都白白送掉的做法，更不该成为备受鄙夷的根据！我们没有和他国争雄野心，更不奢望占据他人一寸土地，追求的只在管好自己的事务，且最后防线也仅定位在不允许外人插手我们的核心利益！问题在于，如果不甚恰当地把眼下西方的杯葛同当年的八国联军联系起来，所谓的右翼们真相信中国人还会把耻辱充当历史的记忆？！笔者是典型的非暴力主义者，不过基于人的良知和理智，却视我早大华人学子的果敢反击为在日华人最振奋的壮举！
警方是在确定胡主席离开之后主动与我们协商撤出事宜的。鉴于其馀的三个方向已全被右翼封锁，建议我们通过警戒区向左，走通往图书馆的那条路线，表示这一段由他们提供保护，之后由我们自行解散。我们提出就近的方案，即直接进入早大校园，他们先是反对，直到我们坚持留在现场的人都是早大学生才答应去同学校交涉。等到放行还有一段时间，其间有几个从主会场欢送走胡主席的学生代表赶来关照：其中两个神态轩昂，但自始至终没表现出想听取学生主张的意愿，他们仅同警察交流，并凭藉手里的那张出席证从警方那里把我们本已确定的方案再聆听一遍。因为他们都身穿西服，最初误以为是警视厅的，直到催问他们撤离时间才知道原本不是日本人，其中一个还是东大的留学生会长。
相比之下，一道赶来的早大留学生会长要随和得多。在从主会场回来不多的时间里，为安全撤出他已经喊哑了嗓子。撤退时我们一起走在最后，在通过校内临时设置的第二道防护围栏时，他握住笔者的手哭了。他自责说“工作没有做好”。受整个环境感染，笔者的内心也很澎湃，但能够做的仅是以男人对男人的方式把手搭在对方肩头，并安慰他“已经可以了”。走笔至此，对方的感慨当中是否包含了前述的无奈尚不十分清楚，只是通过这次偶然的经历，笔者想把面谒国家领袖和捍卫国家尊严的实际作比较，无论内心荣耀还是基于付出而在精神上得到的回馈，后者绝不会比前者更少。从这位年轻的会长于事后反思中表露出的责任感和赤诚来看，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在今后履行职责方面会更倾向于付出、且更成熟。然而，集中在期待上，却希望他对主会场外的情况做全面了解后，其内心涌动的是与笔者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