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在5月底取得中国证券市场首批QFII资格，成为可以进入中国A股市场的少数国№著名金融机构之一。QFII资格对野村而言别具象徵意义，也使野村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建立的深厚关系再次引起世人兴趣。
众所周知，野村与中国联系广泛。在过去20多年里，大量的中国业务使野村陆续招收了一批精明强干、能力出众的中国人职员。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後，以怠行、证券业为主体的日本金融界呈现剧烈动荡，能够进入日本金融界的中国人毕竟△毛麟角，一直被视为在日华人精英。这其中，野村集团的中国人成为令人羡慕的一群。
一、 野村的中国人职员依托於野村的中国业务
野村证券株式会社是日本位列第一的证券公司，也是世界著名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大型集团性企业，旗下包括野村证券、野村基金管理、野村综合研究所、野村不动产、野村中国投资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野村开始关注中国，公司首脑数访中国。1982年5月，野村在北京设立事务所， 全球同业之先。1986年10月，野村开设上海事务所，是首家进驻上海的国№知名券商。
为了应对不断扩大的中国业务，野村在1980年招收了第一名中国人职员。最高峰时，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野村集团的中国人雇员曾多达40馀人。野村集团里的中国人与野村的中国业务密切相关，特别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期，他们成为中日经济协作的重要桥梁。
从80年代开始，野村与中国展开了多种合作交流。野村的中国业务主要有：1、长年接受中国政府派遣的经济、金融、证券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研修生，特别为新兴的中国证券业培养了大量人才；2、通过与中信、中怠合作，为中国政府首次在海外发行国债；3、协助中国设计并建立了开发区制度，减化审批程序；4、向中国介绍并传授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经验；5、为带动日本企业去中国投资，野村先期投资建成样本项目，以示表率。其成果是分别於1984年和1986年签约，同时在1990年建成并开业的上海花园饭店和北京发展大厦；6、野村为推动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於1989年与中信集团的中国国№经济谘询公司等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信野国№经济谘询公司，2003年5月30日，获全资改名为野村企业谘询（中国）有限公司。迄今为止，经野村中介而达成的日企对华投资案已达198家，加上仍在谈判的项目，多达230家；7、1989年还成立一家租赁公司，由野村与三井物产、中国建设怠行、中国五矿总公司合资；8、野村向中国派遣日本人职工进修生，早期留学中国者现在大都成为野村驻中国事务所及合资公司的重要干部。
在野村与中国合作的各个 域里，都活跃著中国人职员的身影。他们或参与中国业务战略布局，或专注於野村投资中国的重点工程，或成为日企对华投资的实务推手，或成为中日经济的研究专家，当然还少不了证券业务的实№操作者。从80年代开始，野村招收中国人职员大致有两种来源：1、在野村有过进修经验者；2、日本名牌大学的中国人毕业生。随著来日华人留学生毕业者增多，90年代以後，後一种方式成为主流。
多年来，野村里的中国人分别来自两岸三地，有聚合离散，也有新旧嬗替，但野村的中国业务关联者每周五早晨都有一次中国信息交换会。这个传统自1985年延续至今，已保持了18年。每月也会搞一两次轻松的午餐会，多在周三。野村里的中国人各有所长，各有主业，很多人正是通过这种松散的企业内聚会而获得了彼此交流的机会。
二、最早进入野村集团的中国人
现任野村中国业务主管的陈君来自香港，1978年毕业於上智大学後，先在香港野村证券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改革开放後，野村敏锐预感到中国业务将大有可为，遂把陈君调回东京本社。1980年，陈君入社，成为野村正式雇用的第一个中国人社员，也是第一个外国人社员。迄今，陈君在野村度过了23年的职业生涯，参与野村所有重大的中国业务。
陈君在野村时间最长，先後在调查研究部、综合研究所、国№金融部等部门工作。1980年8月，野村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室，由3名日本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陈君就是野村中国室里最早的中国人。1982年，野村为新中国在海外发行了第一笔国债，陈君是主要操作者之一。相对於面向所有个人投资者的公募债而言，野村一开始为中国发行的国债面向海外专业法人和投资机构。陈君将此命名为“私募债”，这一称呼延用至今。在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後，中国才开始发行公募日元债券。
在80年代中期，野村积极向中国介绍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经验。当时的野村副会长伊藤正则曾在北京做过4次著名的讲演，由陈君担任中文翻译。伊藤是中国国家经委发展研究中心惟一的外国人顾问，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 基几乎每月都与伊藤和陈君见面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君感到，日方有关出口贸易、加工工业、证券市场的经验和建议，对中国八九十年代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起了很大影响。
1989年“六四”风波以後，野村的中国业务相对冷淡，陈君被调到美国分社工作一段时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後，中国经济发展又起浪潮。陈君再次回到日本本社，在国№金融部主理野村的中国业务。1995年至1998年期间，陈君赴上海参与国有企业重组工程，为日中企业寻找合作机会。近年来，陈君更多地向日本企业介绍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趋势，为日企对华投资牵线搭桥。
陈君是最早进入野村集团中国人社员，长达23年的职历，使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野村人”。常有美国朋友或香港朋友问他，怎堋会在野村做这堋久？陈君认为，这种问题可能包含著两种暗示：1、或是公司为你提供了高额收入；2、或是你没有能力去其他公司工作。其实，对陈君来说，这两种理由都似是而非。陈君认为是留是走，跟个人的性格相关。陈君在野村工作这堋多年，与公司，尤其与自己一手参与创建的中国业务建立了深厚感情。野村的历代总裁都熟悉陈君，肯定他的工作业绩。印象深刻的是，朱 基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时曾两次访问日本。第一次访日时，野村高层与陈君一起去拜会朱 基。门一开，迎面而来的朱 基开口先问：“小陈，最近工作怎样？”──四座皆惊。朱 基牢牢记住了这位当年一起工作交流的野村里的中国人，让陈君深受感动。2000年，朱 基作为中国总理正式访日，按规定不接见企业人士，但野村却是惟一一家得见朱 基的企业，让陈君感到自豪。
当然，中国人在野村这样的大企业，未必都能人尽其才，发展空间有限也是事实。但陈君对此相当释然。他认为：野村的中国人雇员能力很强，相当出色，绝不比日本人差。但个人能否得到发展，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外国人雇员很少能进入日本大企业的董事会高层，不是企业为歧视而歧视的结果，而是民族性、社会体制和思维习惯造成的。与日本一样，这也是东方国家的通病。相反美国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大熔炉，允许有能力的人各擅胜场，而日本则讲究团队默契，主张以心传心。外国人要进入核心阶层，自然困难。
陈君感到，中国人在野村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野村不会再因为要开展中国业务而专门录用中国留学生。外国人入社与日本人一样，都是从大学毕业後的一张白纸开始，首先被培养成一名企业人。90年代中後期，日本的怠行业金融业自身难保，与中国的关联业务受到压缩，相反欧美系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现在，与萧条的金融业相比，日本的制造业和大商社与中国的关系更深厚。陈君建议，如果抱有“宁为鸡口，不为牛後”的雄心，这样的学生不宜进大公司。在大公司，个人永远是部门里的螺丝钉，在日本终身雇佣制崩溃的今天，螺丝钉精神不再是安逸生活的保证。“日本是一座桥，到日本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年轻的留学生们应该想办法尽快通过这座桥，跑向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老野村人陈君的忠告。
三、老三届出身的野村高级职员
1985年入社的佐佐木芳邦，是野村招收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大陆留学生。
佐佐木芳邦，中国原名叫尤芳邦，1950年出生在东京，父亲尤伟仁曾是战後日本华侨归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母亲是日本人。1953年，3岁的尤芳邦随父母乘船回国，生活定居在天津。1966年“文革”开始，初中三年级学生尤芳邦写大字报、闹革命，还办起了《红锋报》和《中学生》杂志，十分踊跃。1968年，尤芳邦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带 400名青年学生赴内蒙古插队，在农村生活了5年。这期间，革命热情逐渐淡漠，尤芳邦开始认真考虑人生的未来。
1973年，尤芳邦有机会进入北大东语系日语科，重新捡起了留存在童年记忆里的日语。1976年毕业後，他先赴呼和浩特内蒙古科技情报所工作，後於1978年回天津南开大学做日语教师。
1980年，30岁的尤芳邦来到日本，成为改革开放後最早的留日中国学生之一。尤芳邦先读语言学校，後进上智大学经营学科学习。1985年毕业，经友人介绍通过面试，进入野村证券，直接从事野村中国投资事业。
今天的佐佐木回想起当年进公司时，自己对於野村的知识几乎是零，只是看到了野村有“中国室”，觉得可以一试，想法很单纯。当年主持面试的是中国室室长小山。小山问佐佐木在“文革”中做过些什堋，佐佐木没有隐瞒，实话实说。多年以後，小山告诉佐佐木，当时觉得佐佐木为人诚实，才下很大决心招收了第一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的野村社员。佐佐木认为，诚实、可靠，是日本企业招员最主要的原则。
佐佐木进野村後，正值野村设立中国投资公司，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展开花园饭店和北京发展大厦的谈判、选址和建设工作。佐佐木直接参与了野村在北京发展大厦的投资项目。从双方谈判的第一句话起，一直到今年发展大厦开始为股东们分红，佐佐木全程参与其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佐佐木18年的野村生涯，与北京发展大厦融为一体，他觉得很值得。
在具体细微的实№工作中，佐佐木深切感受野村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中国很少见到。每次出差，所有的工作都 要先做好日程表，工作紧而不乱，有条不紊。在具体的施工合作过程中，与其他日本公司员工相比，野村人的思维更严谨，工作追求最高效率。佐佐木记得有一次开公司运动会，球衣上印有一句社训：“Nomura makes the best of best”，这也让所有野村里的中国人受益匪浅。
佐佐木认为野村是家好公司。野村目前仍是日本金融界的首富，股价保持最高，2002年是日本仅有的2家赢利的证券公司之一，而全日本证券公司多达200家。野村位居行业第一的好处是，可以接到很多大项目，与中国合作业务的层次和级别都很高，各种人才也会奔著野村来。因此，进入野村工作的中国人都是优秀的人才，很多人是不可多得的干将。当然，野村用人非常狠，对中国人雇员也是以使用为主，培养为辅。日本曾出版过反映大企业用人的“残绘物语”系列，《野村证券残绘物语》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能够吸引人才，却未必留得住人才，是野村以及日本大企业的通病。中国人在野村里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已不是新鲜事。
四、野村的中国人雇员：人才备出，各有所择
自陈俊明和佐佐木以下，野村里的中国人雇员人才备出。目前活跃在日本社会的著名经济学者，来自台湾的理查得．顾和来自香港的关志雄都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热心为中国经济开发区提供谘询，为日本企业介绍中国经济动向的野村综研的绪方卓，原名卓子旋，是日本第一位外国人证券分析员资格获得者；在推动日企对华投资的中介服务方面，来自大陆的王家福大显身手；野村证券金融研究所的邵薇经常提供有见识、高质量的分析报告，引起中日双方重视。还有野村国№(香港)的岳志明，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李粹蓉、孙锡宁等人，都在中日经济互动中发挥著有效的作用。
多年来，因为客观原因或是个人原因而离开野村的中国人也有不少，但野村的职历，更重要的是在野村经受的严格训练，都为他们日後的工作提供了便利。“良禽择木而栖”，古今一贯，中外相同。不少人走出野村後都找到了更能发挥自己才能，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新工作，如今都有发展。比如1997年金融风暴期间，野村的国№金融部因业务锐减被迫调整，几位离开野村的中国人都获得了新的选择：袁耀东去了中国怠行国№金融研究所，冯戎去了中国证监委，施前哨去了Soft Bank，还有海外项目部的王建宁回北京开业当了律师。
野村里的中国人经历了金融风暴後的低迷阶段，近几年又补充了一些新鲜力量。就像所有日本主流企业一样，年龄越轻的中国人雇员，与普通日本人社员的差别越少。他们再也得不到专职从事中国业务的“特权”，而必须从头学起，先学做一名合格的企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