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柠

　　2007年，随著奥运会的临近，中国经济开始冲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去年全国GDP增长11.4%，CPI（价格指数）增长4.8%；在北京、上海等一级城市，一年内房地产价格至少上涨一倍，涨幅超过过去6年的总和；资本市场更是一片尖叫，5年未遇的牛市令人血脉贲张。

　　行情最看好的，既不是房地产，也不是资本市场，而是艺术品市场。这个市场的发力，非自去年始。但从2000年至今，海外对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已上升百倍以上。曾几何时动辄被警察取缔，长期以来在社会边缘辗转流浪的前卫艺术家，在前卫艺术的“政治正确”性确立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时尚的新宠，随便翻开一本刊物，艺术家的名字与娱乐明星、著名电影导演和开发首都CBD商圈的大地产商等“成功人士”一起，装点著时尚杂志的封面。在北京的798和上海可以俯瞰“新天地”的顶级商业画廊中，每个晚上都上演鸡尾酒派对，脱下工装服的艺术家西装革履。继法国尤伦斯（UCCA，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抢滩798之后，纽约的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SolomonR.Guggenheim Museum）和巴黎的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er）正考虑在北京建立分部。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艺术与资本如此“和谐”的结局到底是不是艺术家所期待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自从前卫艺术运动在本土出现（指当代，远的不算）至今，三代艺术家中前两代修来的善果。正如在798修葺一新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刚刚落幕的“85新潮回顾展”主展厅的墙上所写的主题词所说的：“我认为中国艺术家除了没有钱，没有大工作室，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是最好的。”纵然经历过饥饿、贫困，治安联防和警察的追剿，国家体制与资本的放逐及艺术家的自我放逐，我们念兹在兹的前卫艺术家们矢志不渝，不懈打拼，终于以自身的努力和偏执，创造了“前卫中国”（Avant China）的艺术品牌，迎来了全球化时代“创意中国”（Creative China）的艺术新浪潮，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艺术家“什么都是最好的”。因为“什么都是最好的”，“大工作室”自不在话下，大House、“大奔”、“大蜜”也应运而来，成为今天牛逼艺术家“成功”的标识。

　　继去年3月，张晓刚的油画《血缘系列：三位同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211万美元的高价之后，中国前卫艺术品的价格一路飙升：11月，在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上，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以2200万元的价格被一位本土企业家收藏；同月的香港嘉士德（CHRISTIE’S）艺术品拍卖会上，旅美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14幅草图》以7424万港元的天价，创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进而，在位于四川成都郊外的著名风景胜地青城山麓，由地方政府主导并划拨土地，由开发商投资，日本一流设计师设计，专为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8位国内顶尖艺术家兴建，最终产权归艺术家个人所有的私人美术馆群（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由8座私人美术馆和1座中心美术馆构成，共占地110亩）建设项目启动，将在今年内竣工并投入使用。如此大手笔的艺术开发，不仅国内是破天荒，世界上都鲜有先例。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资本，不仅作为酵母，使艺术品市场发生“化学反应”，而且早已成为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不仅决定艺术品的价格，而且决定艺术家的归属，甚至前卫艺术的发展方向。乃至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前卫艺术是一场“新革命”，其本质在于“艺术向资本主义致意”。

　　其实，岂止是“向资本主义致意”，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本土的艺术商业机制迅速成熟，其商业化程度甚至已然超过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美、欧、日等国，堪称“优等生”。4年前，北京的艺术区还只有798一处，现在有不下十处（草场地、索家庄、环铁、宋庄等），并蔓延至全国7个城市；5年前，商业画廊不足30家，现在有数百家（仅798内就有206家）；5年前，国内拍卖当代艺术品的拍卖行不超过5家，现在超过50家。今天，哪个资深艺术家不是“前店后厂”式经营，哪个展览会不是展销会？批评家做策展人，策展人当经纪人，甚至索性开画廊——批评家、策展人、经纪人一体化，中国之大，几乎已没有免费撰写艺术评论的批评家和免费发表评论文章的艺术类刊物。在中国市场的强烈诱惑下，苏富比和嘉士德这两个艺术拍卖的百年老店，甚至打破成规，越过画廊等中间环节，向艺术家直接索画；至于相反的情形——艺术家送货上门（送自己的作品给拍卖行），早已不是新闻。某种普遍的价格焦虑，竟然让践行百年、代代相传的游戏规则遁于无形，令人哭笑不得。

　　在这种过热的商业机制催生下，一代，不，几代艺术家迅速致富。百万、千万富翁已碰鼻子碰眼，即使是亿万富翁，恐怕也不可以屈指计。已“崛起”的艺术家，为谋求更大的成功，不惜把艺术创作的个性劳动生产线化、工业化，以雇工（助手和“枪手”），甚至公司化的运作，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被有些评论家奚落为“艺术资本家”。

　　为应对“画廊比画家多”的僧多粥少局面，一场空前惨烈的人才争夺战已经白热化。张晓刚从出道到成名用了近20年时间，新锐艺术家只需几年，甚至连专业艺术教育的四年寒窗都无需熬完即可成“腕”——可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统统被艺术商业体制一网打尽。一些美院油画系、雕塑系毕业班的学生，先于学位证书，拿到的是画廊的合约，人尚未出大学校园，便开始以6位数的价格出售作品。在慨叹“江山代有人才出”、“青出于蓝胜于蓝”之馀，也不禁为新生代的小艺术家们捏把汗：毕竟嫩了点，除非艺术从此不复是表现人生和痛苦的“恶之花”。

　　不过，多思也无益，当下艺术反正离痛苦是越来越远了，日益成了某种近乎中性的“纯粹”艺术。自从发明了“玩世现实主义”（Cynical Realism）和“中国艳俗”（China Kitsch）之后，任何痛苦、不公正、恶趣味都可以用这俩“万能”概念来套，套上之后，原先的感受便消解于无形——这是为什么本土前卫艺术中何以有那么多玩世、艳俗形象的答案，也是为什么转型期的中国何以越来越像一个艳俗的大卖场的答案。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家是“痛并快乐著”的话，那么今天的艺术家则是“乐并麻木著”，像极了方力钧笔下的秃头泼皮和岳敏君作品中咧开露出32颗雪白牙齿的大嘴烂笑的哥们。一个不争而可悲的事实是，繁荣的泡沫一日不破灭，中国前卫艺术便会在泡沫中狂欢不已，并在狂欢中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