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务院机关改革上迈出一小步，原有的28个部委经过重组后减成27个，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3月11日向全国人大全体会议说明改革方案时强调，由于存在“诸多困难和潜在风险”，“大部制”改革将“循序渐进，不毕其功于一役”。

　　华建敏指出，本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因此涉及受社会关注的环保及住房部门都出现重组。在新设立的五个“大部委”中，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建设部扩充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其他三个“大部委”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合并信息产业部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交通运输部（合并交通部和民航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合并人事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除了接管国防科工委核能以外的业务（组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隶属该部），也接管与农业关系较为密切且收益丰富的烟草局。

　　方案以明确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责任为由，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改由卫生部管理；可是，同样与卫生有关的中医药局却维持现状。

　　虽然“大部制”改革强调要把全能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华建敏在说明时也提到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但负责经济调控且权力庞大的国家发改委，职权可能不减反增。

　　发改委在本次改革中将减少投资审批权，其工业行业管理权也分给新设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但是“大部制”方案提出要设立国家能源局，却归给发改委管理。

　　能源局负责“加强能源行业管理”，并接管了原来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还有核电管理职能，在中国能源需求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本来就对中国经济调控几乎无微不至的发改委更如虎添翼。

　　中共前五次行政改革的失败经验，使得外界并不看好“大部制”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3月10日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也坦承其中的艰难，形容行政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李君如也解释，“大部制”是为了把决策、执行和监督分属不同部门形成权力的制约。

　　华建敏3月11日在说明要完善宏观调控时，特别列举了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央行）三部门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但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三个部门如何形成权力制约。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郑永年教授3月11日说，现在重组出来的几个部门，只是部门“大了一点”的意思，实际上并没学到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中的“大部制”，及其背后的“小政府”理念。

　　郑永年指出，“大部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中国前总理朱熔基1998年主导政府机构改革后组建的经济型政府，再转型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按照这个理念，政府要从盈利性的领域中退出，以提供或管理公共服务为己任。然而，这些很好的改革理念一进入现实层面，往往都被庞大的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羁绊而窒碍难行。

　　“西方政府纯粹是提供服务的，西方政府没有经济功能。但中国政府基本上还是个经济主体。政府要提供有效服务，其行为一定要有个边界，要受到规制，当政府还是个经济主体的时候，怎么来规制自己呢？左手规制右手，是没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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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华炮轰发改委机构繁杂

　　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两会”上炮轰发改委等中央部委机构繁杂，指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下属单位就有100多个，“既有儿子部门、孙子部门，还有重孙子、重重孙子部门，三五个人就成立个部门，挂个牌子就收费。”

　　李金华日前在政协分组讨论中将炮口对准了国务院第一大部——发改委。他说：“把改革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的。本来发改委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

　　李金华建议，政府机构改革最好不要由政府部门自己提出改革方案，而应该更多地吸收专家、学者的力量，“比如说社科院，有些大学，要集中这样一批专家，他们借鉴国际上和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设立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待选方案都行。这样经过几年研究，对中国改革有个整体设想。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能作比较，这样才能逐步实施。规划很重要，没一个总体规划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