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岛高等法院判决产生强大冲击波
1944年，有360名中国劳工被西松建设公司强掳到日本，其中大部分劳工在该公司的发电站建设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直到日本战败。根据日本方面的历史纪录，杨希恩等人于1945年7月被日本当局关押在广岛市内监狱等处，于8月6日在美军的原子弹袭击中身亡，尸骨未存。幸存下来的原劳工邵义诚（78岁、天津市）、宋继尧（75岁、山东省）以及原劳工遗属杨世斗（62岁、山东省）等5名原劳工和遗属从1998年开始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西松建设公司向他们谢罪，每人支付5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7.76万元）的赔偿金。
广岛地方法院于2002年７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西松建设公司应负法律责任，但鉴于事件发生时间已超过民法规定的20年赔偿请求权期限，故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为此，５名原告向广岛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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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二审判决，驳回一审误判，最大特点是否认了广岛地方法院的“时效说”和“由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定，民间请求战后赔偿权消失说”。这次判决对战后赔偿诉讼中被告方和日本法院一贯援用的这两条法理，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波。
二、两条“坚不可摧”的法理受到严峻挑战
广岛高院的判决，首先认定人身强掳和强迫劳动等非法行为是事实，认为这些非法行为是以“日中战争爆发以后的劳动力不足和为了推行战争而扩充生产为背景，在日本政府的国策和日本企业追求利润的目的相一致的前提下，由政府和企业合作进行的。虽然对人身强掳和强迫劳动的非法行为的赔偿请求权已过了20年时效，在民法上损害请求权消失，但是由于被告企业让原告们在极其不卫生的情况下长时间从事危险的重体力劳动，被告没有履行企业所应承担的劳动安全义务，构成了“债务不履行行为”。
债务不履行赔偿的请求时效为10年，“消灭时效”起算点应为中国允许普通公民出国的1986年。原告在“时效”结束前的1993年开始索赔谈判，由于西松方面隐瞒违法事实，使广岛县的调查进展不力。在谈判赔偿问题期间，企业采取拖延战术，缺乏诚意，导致了案件起诉时间的推迟，使起诉被推迟到1998年。因此法庭认为，基于被告的这种行为，被告方再引用时效原则，纯属滥用权利，这是不被允许的。
另据《中日联合声明》，西松建设强调企业已无法律义务的论点也不成立。《中日联合声明》中虽然写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并未写明“中国国民对加害者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中国政府高官的发言来看，他们也不认为《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国民对加害者的请求权。
基于上述事实与法理，广岛高院判决西松建设公司向原告每人支付550万日元赔偿金，共赔偿2750万日元。
三、战后赔偿诉讼出现新曙光
目前在日本，围绕战后赔偿的诉讼共有80多起已做出了判决。
在地方法院阶段，原告方能够打破“时效壁垒”，获得赔偿的案例屈指可数，仅有2002年4月的福冈以及今年3月的新泻等为数不多的几起。以中国人为原告的诉讼，更是多因未能冲破“时限壁垒”和“《中日联合声明》说”而败诉。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判处三井矿山公司向15名中国劳工赔偿1.65亿日元，但没有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2004年5月24日，福冈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消福冈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定中国劳工败诉；2002年7月9日，日本广岛地方法院针对西松诉讼作出一审判决，以索赔权利已经“过期”为名，拒绝了5名二战中国劳工的索赔请求；2003年3月1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赔偿请求权已失效为由，驳回了二战期间遭日军绑架充当劳工的42名中国人以日本政府和10家企业为被告的诉讼；2004年3月23日，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以《中日联合声明》，“国家无答责”和“赔偿请求权失效”为由，驳回中国北海道劳工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一些日本企业提出的8.6亿日元赔偿请求。
本次广岛高院的异例判决，使这两条阻碍原告取胜的法理受到严峻挑战。原告律师团团长、日本律师新美隆说：这是一次全面胜诉，广岛高等法院全面支持了原告的索赔请求，这给今后强掳劳工索赔诉讼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一贯撇家舍业，以支持中国劳工战后赔偿为己任的著名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说：中国人要求战后赔偿的诉讼案件中，得到二审胜诉判决，这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一份有历史性深刻意义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