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在
一、不利于抓住国际经济发展的机遇，在2008年这一关键年份实现经济崛起的风险
国这次的经济衰退不同寻常。多年来，美国在金融问题上次贷、按揭以及信用卡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上的严重透支，寅吃卯粮，已经使其陷入了由金融结构矛盾引发的系统性危机。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的一系列救市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经济的矛盾，这些做法不仅违反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基本定义，而且可能会掩盖美国目前经济的深层矛盾，使美联储等机构越陷越深。以次贷危机为例，目前已发生的损失达2000亿美金，这其中美国的金融机构承担了55%，而欧洲、日本等国则承担了45%近千亿的损失。但实际上，次贷危机目前的演变远远不止这些，在世界范围的损失可达7000、8000亿之巨。
美国今天面临的困境对中国的发展是好还是坏？世界经济需要寻找带动经济发展新的引擎，这就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的金砖四国，而金砖四国，中国为首。目前，中国正在大国的边缘徘徊，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就可实现经济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需要而且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按规律说话。君不见，美国经济衰退之际，世界各金融大国的热钱正汹涌澎湃地向中国涌来。而抓不住这次历史机遇，中国将仍在发达国家的门外徘徊，扮演给强国打工的角色。
能否抓住这一历史的关键是要看到中国必须尽快从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向金融业和服务业中心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资本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战场，这个市场必须保持它足够的活力，活力的标志就是4000点以上的中国大盘和平均25倍以上的市盈率。中国的股市是一个正在蓬勃向上的市场，就好比是一个17、18岁的青年，充满了活力，而此时美国的经济不说是步入了更年期，起码也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中国的GDP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5倍，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成长性是判断一只股票最重要的标志。因此，美国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10－15倍，中国股票的市盈率在20－25倍，是符合资本市场基本规律的。较高的市盈率是一个股市竞争力最强有力的体现，因为无论是买方的钱，还是卖方的上市公司项目都会到这里来。这是保证中国股市具有竞争力的基本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总是拿美国股市的理性去比，就和我们总把一个处于更年期的成年人的成熟去套在一个17、18岁的青年身上一样，是荒谬的，现实中也是有害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学今天美国股市的成熟和理性，去跟著它跑。
二、不利于新一届政府深化国资体制改革和促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风险
份制三要素：公司、股票、股票市场，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上连国有企业产权，涉及到政府所有、出资和运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下连金融体制深化，改变投融资模式、转变政府旧体制批项目、批贷款的审批体制变革。
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上述两项变革随著股市的大发展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有独资公司转变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产权变化，终于使多年困惑我们的国企全面扭亏为盈。但这两年的乐观局面能代表永远吗？国企改革的成果如何巩固，新国资体制的变革和进一步的完善都仰仗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才能为国有产权变革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从政府职能转变来看，大部制的推出，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要以弱化审批经济，批项目、批贷款的银行间接融资体制为前提，经济发展需要强大的直接融资，加强直接融资模式，而这一过程就是对转变政府行政审批职能的强有力支持，这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再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倡增加人们财产性收入，这实际是倡导全民资本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来临，而这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三、不利于巩固商业银行改革初战告捷的风险
反思2001－2004年的商业银行，正是由于错误的股市发展政策，导致股市陷入长达4年的漫漫熊途，使得国有经济发展的重任全压在商业银行肩上，而商业银行与旧的行政审批经济天然的脐带连接，导致没完没了的经济过热和贷款的低效率。坏账率的上升及股市直接融资的不支撑使得中国金融面临著严重的系统性风险，这引发了商业银行股改和上市这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背水一战。然而，正是随著2005年股改的成功，中国股市重新焕发了活力，才使得商业银行完成了初战告捷。其实，在中国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发展中，银行是大儿子，股市是二儿子，在这一时期，老二在帮老大的忙，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中国的股市在2007年昙花一现之后，再次跌入漫漫的熊市，不仅对资本市场及其投资人和上市公司不利，而且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特点，即储蓄是刚性的，而企业贷款则由于宏观的经济过热和微观的经营不善发生坏账是弹性的，必将导致对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模式的不利，经济发展的重担还会重新落到商业银行的单腿支撑上。那时商业银行在现有的内外体制背景下，仍将再次面临坏账率上升的系统性风险之中。
四、不利于资本市场通过再融资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风险
权分置改革以来，资本市场的地位提高了，监管部门的地位也提高了，股民的地位也提高了，这一切都源于直接融资在股票、债券等方式和规模上的快速增长。去年一年高达4400亿的融资，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只能在牛市中才能完成的。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再融资的能量也很大，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就是监管者必须善待这个市场，爱护这个市场，要调养生息，而不能竭泽而渔，更不应仅仅把爱护市场停留在口头上，而一到关键时刻就总被那些不负责任经济学家的言论所蛊惑，不尊重市场规律去打压这个市场。
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保持持续向上的基本姿态，2008年的融资额要想达到去年的同期水平，首先要建立的是“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管理理念，只有维持在一个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上市公司业绩不断提高相适应的大盘点位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一言以蔽之，没有4000点，不可能会有4000亿。所以，对平安保险这种不顾社会公众舆论，不顾公众投资人利益，一意孤行，不以大局和整体利益为重的项目，坚决不予考虑，在必要时，要对这种会导致恶性融资，不顾大盘的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进行强制性的管理者教育，绝不能把这样的原则问题让公众投资人用脚投票去进行制止。那样做将是以牺牲大盘和中国股市的健康支持发展为代价的，是不可取的。
五、不利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盖棺定论”的风险
2008年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发展决定的一年，而且对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能否得出已经成功的结论也是严峻考验的关键一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上采用的是单一的送股模式，这在当时就争论极大，因为单一的送股只实现了大股东向股民的支付对价，而股民对大股东对价的支付则将按“锁一爬二”的政策在随后的36个月中逐步实现。因此，笔者曾多次向监管部门阐述过单一送股模式滞后的巨大风险。同时也提到了什么叫股权分置改革后，不是简单定义为大股东向股民送了股就叫股改后。以
六、不利于资本市场金融制度创新的风险
中国股市的发展在完成股改之后仅仅走出了实行制度转型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推出以创业板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还要考虑迎接H股和红筹股等海归股的回归，迎接国际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挂牌，迅速推出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多品种的金融制度创新。然而，上述这一切金融创新均有待于中国股市维持在强大的竞争力的起点上，这样一个起点的标志就是大盘必须守住4000点，中国上市公司最佳市盈率不低于25倍。从这一角度出发，这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我们很难设想在4000点以下还能继续推出。比如，笔者是创业板的倡导者，但如果股市大盘点位低于4000点，则应缓行。
综上所述，大盘失守4000点的六大风险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股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点位高低的争论而已，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将产生重大的系统性影响。而从股市本身来说，大盘失守4000点，人们信心的丧失将会产生公募基金回赎，大、小非减持纷纷出笼的一系列影响，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决策慢了一拍，再恢复起来必将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