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日本时语言不过关，非常想认识日本朋友，提高语言，了解文化。于是去了区民馆的日语教室。说是教室，也不是那么严格，老师都是自愿者，不计报酬地来帮助日语不好的外国学生和主妇提高日常会话能力。记得在我上了两个月后的一天，负责我和另一个韩国人金的老师要去美国探亲，不能来上课了。我和金便坐在教室一角，等负责人美子老师重新安排。我看见一个年龄大概六十来岁的老人走进来，他的穿著和其它老师不太一样，一件联体背心衣裤，裤子扎得紧紧的。一只手拿着一件西服，质地并不太好，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大包，好象刚刚旅游归来。他四顾环视一下，看了我们一眼，并不走向我们，却向负责日语教室的美子先生走去。看样子，负责我们的新先生就是这个老头了。果然，美子先生和他一起走过来，介绍说从今天起就由山田先生负责我们的会话。他叫山田一夫。
每位新老师来，我们都要做一番自我介绍。我告诉山田自己来自中国的某城市，他立即用笔在纸上写出汉字来，那是西南的一座大城市，许多日本人都知道？所以我也没太在意，但看他很熟悉的样子，便问他是否去过，他喃喃的说：“没有，没有去过，很想去呀。”以前总以为日本人富有，可以到处旅游，去中国应该是很容易的事，认识人多了才发现，许多日本人生活并不宽裕，出去旅游也是一项不小的开支，即使去中国也不容易。我想山田的生活大概是比较拮据，所以也没有多说。但是山田对中国的城市似乎很了解。我说到工作过的北京、济南、天津，他都知道，还说济南夏天非常热，青岛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又问山田，去过中国什么地方，山田顿了顿，老花眼镜将他的瞳孔放得很大，我看到眼光中?x那间有一丝犹疑，很快恢复平常。他轻轻地说：“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东北、华北，再往南我就没有去了。”一直没说话的韩国人金追问：“什么时候？”山田答：“在我还很年青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不愿意在这个教室讨论，我用眼神阻止金不要再问下去，可金根本不理会我，又问：“去干什么？”山田有些恼怒，但压制着，说：“那是年青时的事，我也没办法，是国家让我们去的。”金没再说话，幸好时间到了，我赶紧收拾书和包，装作什么也没感觉到，与山田和金道别。山田对我说：“听美子老师讲，你想换教材，下星期我们就上你选的新教材。下星期见！”
我含糊着说句，“下周见”，便离开了教室。金追上我，陪我走了一段。金是从韩国来日本工作的小伙子，性格很温和，日语不甚好，但乐于助人，也懂礼貌，在日语教室里很得大家喜欢。金对中国感兴趣，在沈阳工作过几个月，还到过青海，我也爱旅游，所以我们一到教室，便喜欢用磕磕巴巴的日语交谈，时间久了，就被老师编在一个组学习。金看我不说话，便问：“下周你还来吗？”我说当然，实际上心里也没数。在这种日语教室里，老师学生都很熟悉，如果换老师，是一件很不礼貌的行为，至少老师会觉得没面子。如果不去，我又觉得很遗憾，毕竟和日本人说话的机会不多，这个教室让我进步不小。所以我犹豫着，金和我道别，想说什么好象忍了忍，终于没说出来。
我知道金要说什么，山田曾是日本兵，他到中国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去打仗去杀人放火。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看起来和普通老师不一样。虽然他上了年纪，但腰板总是挺得很直，肯定是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即使老了，生活的境遇不太好，他也保持着军人的气质和态度。在我和金说日语时，他总是不同寻常地多次打断我们，纠正发音，嘴里还说着：“你们要说正确的日语！”现在我不能肯定他是严格还是强烈的民族情结不允许别人说乱七八糟的日语。
总之，当我过了两个星期出现在教室的时候，我看见山田落寞地坐在教室一角，看见我，简直有些激动。我逃了两周课，后来碰见同一教室的同学，他告诉我，金也没来，山田很失望，总是坐在教室等好久，直到确定我们俩谁也不会出现，才离开。他还问美子老师我是不是病了，能不能打电话问候。刚巧我的手机换号码，美子老师也没法和我联系。美子老师纳闷，我和金以前是出勤最满的两个好学生，怎么会同时不来了？美子老师问其它中国学生，是否知道我的行踪。想着善良的美子老师，我还是决定去上课。
山田没有问我为什么不来，只是高兴地拿出教材，准备上课。他让我先读一遍单词，每个读音细节都不放过，一会儿是发音有问题，一会儿是重音有问题。在山田低头纠音时，我看了他一眼，他竟然还穿那件背心连体裤，裤腿已有一些污迹，大的旅行包放在脚边，好象他所有财产都放了进去，随时可以去任何地方。山田花白的头发可怜地耷拉在头上，那么稀疏，完全不用梳理。他远远不及其它老师那么整洁，生活也不如普通日本老人那么舒适，我想他可能没有家庭，生活细节全靠自己打点，他永远挺直的腰板也掩藏不了他的孤独。看着他镜片后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就是这个人吗，眼前这个有些寂聊的老人，年青时曾经意气风发，扛着杀人的武器，到中国去寻找青春的梦？当他举起枪，向中国军队，百姓射出子弹，看着鲜血流淌，他是否也如现在，眼睛不时地闪出一些光，仿佛在对自己说，这才是真正的军人？我不愿想下去，实际上一来日本我就有困惑，上了年纪的老人平时彬彬有礼，让我很难将他们与战争、残暴联系在一起。不能想象他们年青时的疯狂和凶残，是他们吗？是这些温顺的良民吗？山田之前我熟悉的老人没有提及过他们年青的事，当他们无私地帮助我时，我无法想象他们会与战争有关。但现在不行，山田把这种想象摆在我面前，让我不得不联想。上山田的课让我无形中受着折磨。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向美子老师请求换先生。
我刚给美子老师说了想法，美子老师似乎很理解的样子，说：“ 因为学生多老师少，能不能暂时忍一忍，等聘了新老师再换呢。”美子接着说：“ 我也知道，山田先生可能还不太有经验，但他真是很想教你们，帮助你们说好日语呢。这两周山田先生总在图书馆准备资料，和我们一起备课，想提高水平呢。”美子老师这么说，我也不好再说更多的理由了。想到我刚进教室时他落寞的样子，便想过段时间再说吧。
就这样我又继续跟着山田上课，他仍然严格纠正发音，不放过任何错误。每次结束时一定要征求我对上课的意见，并布置作业，似乎为了完成他的作业，下次我才决不会缺席。有一天我拿出刚买的电子词典，查山田讲的单词，山田对小小的词典产生了兴趣，认真看词条释意，还拿出他那本又重又厚的词典对照，当他发现电子词典的释意与大词典相当时，问我词典多少钱。我告诉他四万多，他好象有些吃惊，没想到这么贵。下一周上课时，山田拿出书，也拿出一本和我的一样的电子小词典，每每我遇到生词，他就会在旁边飞快地用小词典查出来，让我看读音和解释。看他查字典时那种殷切的神态，我的心莫名地沉重起来，感觉山田买这个对他来讲并不便宜的词典，不仅仅是为了上课便利，他似乎对我上他的课有种感激。而他这样对我，让我不安，甚至难过。
我必须承认，山田虽然不会讲课，但他严格纠正发音却让我收益非浅。当我打电话找工作时，标准的发音屡屡奏效。尽管我想感谢山田，但不知为什么，我从没有像感谢别的老师那样感谢过他，我只是坚持上他的课直到我必须升到中级班。
我换了教室，新老师是个和蔼的老太太，日语是难了，我的心情却很轻松，我好象扔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课变成一件单纯的事情。有时我想要是金那天没有追问山田呢？
有一天在商场碰见金，很亲热地用日语和我说话，金的日语也有了不小的进步，我对金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看我一人孤独地对付山田的讲课正音。金眨眨眼，半开玩笑半严肃说：“ 因为我喜欢中国。”
每位新老师来，我们都要做一番自我介绍。我告诉山田自己来自中国的某城市，他立即用笔在纸上写出汉字来，那是西南的一座大城市，许多日本人都知道？所以我也没太在意，但看他很熟悉的样子，便问他是否去过，他喃喃的说：“没有，没有去过，很想去呀。”以前总以为日本人富有，可以到处旅游，去中国应该是很容易的事，认识人多了才发现，许多日本人生活并不宽裕，出去旅游也是一项不小的开支，即使去中国也不容易。我想山田的生活大概是比较拮据，所以也没有多说。但是山田对中国的城市似乎很了解。我说到工作过的北京、济南、天津，他都知道，还说济南夏天非常热，青岛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又问山田，去过中国什么地方，山田顿了顿，老花眼镜将他的瞳孔放得很大，我看到眼光中?x那间有一丝犹疑，很快恢复平常。他轻轻地说：“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东北、华北，再往南我就没有去了。”一直没说话的韩国人金追问：“什么时候？”山田答：“在我还很年青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不愿意在这个教室讨论，我用眼神阻止金不要再问下去，可金根本不理会我，又问：“去干什么？”山田有些恼怒，但压制着，说：“那是年青时的事，我也没办法，是国家让我们去的。”金没再说话，幸好时间到了，我赶紧收拾书和包，装作什么也没感觉到，与山田和金道别。山田对我说：“听美子老师讲，你想换教材，下星期我们就上你选的新教材。下星期见！”
我含糊着说句，“下周见”，便离开了教室。金追上我，陪我走了一段。金是从韩国来日本工作的小伙子，性格很温和，日语不甚好，但乐于助人，也懂礼貌，在日语教室里很得大家喜欢。金对中国感兴趣，在沈阳工作过几个月，还到过青海，我也爱旅游，所以我们一到教室，便喜欢用磕磕巴巴的日语交谈，时间久了，就被老师编在一个组学习。金看我不说话，便问：“下周你还来吗？”我说当然，实际上心里也没数。在这种日语教室里，老师学生都很熟悉，如果换老师，是一件很不礼貌的行为，至少老师会觉得没面子。如果不去，我又觉得很遗憾，毕竟和日本人说话的机会不多，这个教室让我进步不小。所以我犹豫着，金和我道别，想说什么好象忍了忍，终于没说出来。
我知道金要说什么，山田曾是日本兵，他到中国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去打仗去杀人放火。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看起来和普通老师不一样。虽然他上了年纪，但腰板总是挺得很直，肯定是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即使老了，生活的境遇不太好，他也保持着军人的气质和态度。在我和金说日语时，他总是不同寻常地多次打断我们，纠正发音，嘴里还说着：“你们要说正确的日语！”现在我不能肯定他是严格还是强烈的民族情结不允许别人说乱七八糟的日语。
总之，当我过了两个星期出现在教室的时候，我看见山田落寞地坐在教室一角，看见我，简直有些激动。我逃了两周课，后来碰见同一教室的同学，他告诉我，金也没来，山田很失望，总是坐在教室等好久，直到确定我们俩谁也不会出现，才离开。他还问美子老师我是不是病了，能不能打电话问候。刚巧我的手机换号码，美子老师也没法和我联系。美子老师纳闷，我和金以前是出勤最满的两个好学生，怎么会同时不来了？美子老师问其它中国学生，是否知道我的行踪。想着善良的美子老师，我还是决定去上课。
山田没有问我为什么不来，只是高兴地拿出教材，准备上课。他让我先读一遍单词，每个读音细节都不放过，一会儿是发音有问题，一会儿是重音有问题。在山田低头纠音时，我看了他一眼，他竟然还穿那件背心连体裤，裤腿已有一些污迹，大的旅行包放在脚边，好象他所有财产都放了进去，随时可以去任何地方。山田花白的头发可怜地耷拉在头上，那么稀疏，完全不用梳理。他远远不及其它老师那么整洁，生活也不如普通日本老人那么舒适，我想他可能没有家庭，生活细节全靠自己打点，他永远挺直的腰板也掩藏不了他的孤独。看着他镜片后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就是这个人吗，眼前这个有些寂聊的老人，年青时曾经意气风发，扛着杀人的武器，到中国去寻找青春的梦？当他举起枪，向中国军队，百姓射出子弹，看着鲜血流淌，他是否也如现在，眼睛不时地闪出一些光，仿佛在对自己说，这才是真正的军人？我不愿想下去，实际上一来日本我就有困惑，上了年纪的老人平时彬彬有礼，让我很难将他们与战争、残暴联系在一起。不能想象他们年青时的疯狂和凶残，是他们吗？是这些温顺的良民吗？山田之前我熟悉的老人没有提及过他们年青的事，当他们无私地帮助我时，我无法想象他们会与战争有关。但现在不行，山田把这种想象摆在我面前，让我不得不联想。上山田的课让我无形中受着折磨。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向美子老师请求换先生。
我刚给美子老师说了想法，美子老师似乎很理解的样子，说：“ 因为学生多老师少，能不能暂时忍一忍，等聘了新老师再换呢。”美子接着说：“ 我也知道，山田先生可能还不太有经验，但他真是很想教你们，帮助你们说好日语呢。这两周山田先生总在图书馆准备资料，和我们一起备课，想提高水平呢。”美子老师这么说，我也不好再说更多的理由了。想到我刚进教室时他落寞的样子，便想过段时间再说吧。
就这样我又继续跟着山田上课，他仍然严格纠正发音，不放过任何错误。每次结束时一定要征求我对上课的意见，并布置作业，似乎为了完成他的作业，下次我才决不会缺席。有一天我拿出刚买的电子词典，查山田讲的单词，山田对小小的词典产生了兴趣，认真看词条释意，还拿出他那本又重又厚的词典对照，当他发现电子词典的释意与大词典相当时，问我词典多少钱。我告诉他四万多，他好象有些吃惊，没想到这么贵。下一周上课时，山田拿出书，也拿出一本和我的一样的电子小词典，每每我遇到生词，他就会在旁边飞快地用小词典查出来，让我看读音和解释。看他查字典时那种殷切的神态，我的心莫名地沉重起来，感觉山田买这个对他来讲并不便宜的词典，不仅仅是为了上课便利，他似乎对我上他的课有种感激。而他这样对我，让我不安，甚至难过。
我必须承认，山田虽然不会讲课，但他严格纠正发音却让我收益非浅。当我打电话找工作时，标准的发音屡屡奏效。尽管我想感谢山田，但不知为什么，我从没有像感谢别的老师那样感谢过他，我只是坚持上他的课直到我必须升到中级班。
我换了教室，新老师是个和蔼的老太太，日语是难了，我的心情却很轻松，我好象扔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课变成一件单纯的事情。有时我想要是金那天没有追问山田呢？
有一天在商场碰见金，很亲热地用日语和我说话，金的日语也有了不小的进步，我对金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看我一人孤独地对付山田的讲课正音。金眨眨眼，半开玩笑半严肃说：“ 因为我喜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