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城县）殷占堂

　　十月金秋，我陪同日本老八路水野靖夫到北京，为他的老首长杨勇将军扫墓，顺便参观了北京军区炮兵旅、与老战友见面，圆满地完成了预定日程。将老先生送上回日本的飞机后，才算放下心来。

　　完成此次任务，使我收获更大的是：随行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做为一名以一生为记(者)的我，抢拍即时照片已是习惯，拍摄出的照片也视同我的“生命”。但是，这次完成任务后的放松，却深深刺痛了我一次，也使我深深感慨了一次——数码相机被盗了！

　　我想在回日本之前，买一些可作为资料用的DVD光盘。吃完晚饭后，就跑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小音像店里。由于精力太过于集中，沉甸甸的相机在西服的下袋里，把衣襟坠得耷拉下来而离开了身体我都顾不上了。当买完盘出门准备回家时，突然感觉西服衣袋轻飘飘的，赶紧摸下衣袋心中不由得“忽悠”一下意识到——相机被盗了！

　　我沮丧地回到家，本想会挨妻子埋怨的，没想到和妻子一说，妻子却说：“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你在日本生活时间长了，太大意。”这话不假，在日本二十多年，从来没遇到过小偷。日本人的钱包常常放在裤子后袋里，这要在中国就很危险了。几年前，我在一家百货公司办画展，钱包也是放在裤子后袋里，去厕所方便时，怕掉出来就顺手放在厕所旁边的小台子上了。方便完后就急急忙忙回到展厅去，完全没有钱包遗忘的意识，早忘得一乾二净了。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商场的播音室广播了：哪位顾客的钱包忘在洗手间了，请到综合案内所来取……我一听一摸，发现是自己的钱包不见了，想起一定是遗忘在洗手间了，便赶紧去了综合案内所寻取我的钱包。取回自己的钱包后，发现里面的钱、银行卡等等丝毫不差，服务台小姐说：是一位顾客拾到交来的，没留下姓名就走了……我刚到日本的第三年，从NHK节目中心转到一个叫“梦岛”的电视制作公司工作，拍一部电视专题片。工作期间虽有空闲时间，社长可是不会让你闲著，总会给你找事儿干的。让我背上一箱照相机，到东京各个著名的地点拍照片。当时还没有发明数码相机，传统相机要用胶片，镜头需要得多胶片用得也就多，所以我就得背一箱相机，拍完片子再卖给NHK使用。比如，东京站，突发了什么事情，播音员来不及录像，就用照片做背景解说。

　　有一天，我从南鸟山站背著相机箱子，到了新宿站时，有事要用公用电话打个电话，就把照相机的箱子放在了电话机架子下，打完电话就急忙上了山手线的电车。坐了两站时，忽然想起照相机箱子忘在电话亭里了。一下让我急出一身冷汗，急忙在代代木站下了车，调回头往新宿赶。一路上心想，这要是丢了怎么交代啊？万幸的是，等我赶到公用电话亭前时，那箱子还在安安静静地等著我呢！

　　说起丢相机的事，还得说说十年前的一件事儿：我策划了一部电视片，邀请中国河北电视台来日本，到川崎市宫前区“摇篮”幼儿园拍片。拍片过程中，我们几个人坐电车往宾馆赶，一路上有说有笑。坐在我身边的新闻部主任张占锁，一边说话，一边摆弄他手中带变焦距的相机，并炫耀著这台相机的来历。这台相机是他带队，到越南老山前线做战地连续报道的电视片获的奖，因此他十分珍惜。坐了七、八站后，我们就下了车。回到宾馆之后，张占锁急忙跑到我的房间，拝急地说：老殷，坏事了！我的相机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我忙说：别急，你乘车时不是还摆弄来著，怎么会丢了呢？他说：是呀！后来我们只顾说话，我就把相机放在座椅上了，下车时只顾急忙下车，相机就忘拿起了！我看他急得满脸通红，又搓手又跺脚的。也是，心爱之物丢了，多让人拝急啊！我于是急忙从宾馆找来电话簿，查找失物招领中心，打了一通电话后，终于有眉目了。人家说：有一台照相机，这台照相机跟著电车不知坐了多少站，一直到终点，人们都下车了，工作人员发现后，送到廰谷站的失物中心来了。我们乘车到了廰谷站的失物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没说几句话，人家就将相机交给了我们。

　　张占锁找回了宝贝相机，高兴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他十分不理解：这么好的变焦相机，遗失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就没有人顺手拿走呢？拿走算捡也不算偷啊？我接过来告诉他：日本虽然有抢银行的强盗，但是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守法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决不会伸手据为己有。

　　还有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一位喝醉酒的人。因为喝醉了而醉倒在地，钱包也从衣服口袋里掉落出来。虽说现在的日本，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不爱多管闲事，但是，还是有人走过去，把醉汉身上掉落出来的钱包整理好，塞进醉汉的衣袋里，又拍拍衣袋，生怕衣袋口不严而再次掉出来。

　　什么时候，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对于我这样的马大哈就没有担心被偷的后顾之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