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2006年4月，东京华人谢崇怡女士因被日立制作所不当解雇，对日立制作所提出民事起诉。目前，诉讼已进入白热化。在诉讼过程中，日立制作所提供的证据中有许多内容有伪证之嫌。这样一家拥有4万员工，在重型电机制造方面位居日本首位的国内外著名企业，连连爆出伪证嫌疑，引起了各界广泛注目。

　　在日华人谢崇怡女士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日语专业，在日本的大学院里获硕士学位后，于1991年4月进入日立制作所本社中国营业本部从事对中国的商务工作。

　　虽然谢崇怡女士是作为正式社员被采用的，但是由于就劳在留资格的限制，每年需更新一次雇用契约。可是在2004年４月，她突然接到上面通知，告知她下一年的雇用契约将不予续签，这意味著她在2005年4月前必须辞职。谢崇怡女士认为∶每年更新契约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东西，从实际状况上看，她与正式社员没有什么不一样。在与日立制作所展开艰苦交涉而看不到对方诚意的情况下，谢崇怡女士以“日立制作所解雇不当”为由，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民事告诉，要求解雇无效并要求日立制作所补发“不当解雇”期间的应付工资和1000万日元的赔偿金。

　　但日立制作所主张：谢崇怡女士并非正式社员，而是每一年更新契约的嘱托社员，对她的所谓解雇不过是契约期限已经结束。日立制作所为了证明谢崇怡女士是嘱托社员，向法庭提供了多种证据，但是有些证据漏洞百出，大有伪造之嫌，在法庭内外引起哗然。

　　比如说，为了证明谢崇怡是“嘱托社员”，日立制作所在2005年9月和2006年5月向法庭提供了一份谢崇怡女士的“采用证明书”(乙第3号证)。这份“采用证明书”本应该提交给法务大臣，但是“采用证明书”上所写的提供对象却是“外务大臣”。在谢崇怡身分一栏上写的“嘱托社员”，被认为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2007年10月15日，对歧视外国人有“前科”的日立制作所抱有愤慨之情的外国人政策法学权威、原东京入国管理局局长崱跷錨德在谢崇怡的律师邀请下出庭作证。针对这份“采用证明书”，崱跷錨德指出：所谓外务大臣，只负责在外公馆的签证关系事务，而谢崇怡原是在日留学生，应该进行的手续是“在留资格变更”，按照入管法第20条的规定，证明书应该提交给法务大臣，跟外务大臣没有一点儿关系。这样奇怪的证明文书，就像把给法官的文书提交给了检察厅一样。这是对法务省极其失礼的文书。“难道这样的文书真的存在吗?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崱跷錨德指出：也许会有因工作忙而发生疏忽的审查官，但是谢崇怡当年是向名古屋入管局申请，在那里第一关是窗口的审查官，此后是统括审查官，然后是主席审查官，这以上还有次长，即至少有4个人参加审查，出现这样的疏忽是不太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将“法务大臣”写成“外务大臣”，不是一个小错误，即使有疏忽的可能性，也在万分之一以下……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法务省还是入管，不可能轻易受理这样的文书，更不可能凭这样的文书批准在留资格。崱跷錨德当庭作证道：“我以法务省的名誉保证，法务省不是这样马马虎虎的机关，不可能干下如此荒唐的事。”

　　崱跷錨德还指出：入管局在审查外国人就职时，其工作性质需要安定性和持续性，而以“嘱托社员”这样仅在需要时招来的短工，由于其不安定的低收入，入管方面不可能批准这种职务的人取得“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的在留资格。

　　谢崇怡认为：采用新社员是本社勤劳本部的工作，“采用证明书”应该由本社勤劳本部制作盖印，不应该由一个事业本部下属的海外业务部制作盖印。按日立的文件作业规定，对方单位应大字写在左上角，而乙3号却小字写在左下部，如此等等，漏洞百出。

　　日立制作所为证明上述“采用证明书”不是伪证，于2006年11月追加提供了另一份证据，即当年同时提交给法务大臣的“谢崇怡VISA(签证)申请理由书”。崱跷錨德从一个专家的角度指出：这样的错误文书，入管局也不可能受理，因为签证问题属于外务省管辖，不应该向法务大臣提出。

　　此外，日立制作所还提供了许多“内部文件”，证明谢崇怡是“嘱托社员”。但是谢崇怡指出这些文件也有许多疑点。比如，1、虽说是社内文件，但是都没有原件，令人怀疑是利用复印假造的；2、所有印章上的日期都被抹消了；3、文件制作者的所属部课明显错误等等。

　　继2007年10月15日崱跷錨德出庭作证之后，日立公司于10月28日又提交法庭多份复印件，证明日立制作所的许多“嘱托社员”也得到了“人文知识．国际业务”在留资格，以反击崱跷錨德的证言。但是谢崇怡称这些复印件的日期都是10年，甚至20年之前的日立的一方之词，难以作证据。

　　对此，日立制作所广报部的竹内先生对《中文导报》记者说：日立向入管局提出资料涉嫌伪证的疑惑是不成立的，只不过是我们在做文书时有错误，而法务省入管局也错误地受理了这些文书，仅此而已。而谢崇怡确实是一年一签约的嘱托社员，请理解这一点。

　　但谢崇怡对《中文导报》记者说：可惜入管局的文书只保存十年，过去的文书都销毁了，这样就容易给人提供造假的机会。另外，谢崇怡在日立总部工作14年，每月工资表的职务栏记载都是“总合职”(正式社员)。对此，日立制作所辩解道是“计算机错误”。谢崇怡说，我在法庭上指证这个问题之后，2006年12月日立制作所寄来的工资文件依然是“总合职”(正式社员)。日立制作所是生产计算机和软件的，这种低级错误太荒唐。

　　面对这样一家著名企业，同时又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诉讼对手，谢崇怡感到十分气愤和悲哀。为了这场官司，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变得孑然一身，一贫如洗。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她都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因为日本正在成为一个外国人共生的社会。但这个社会总有一部分人，甚至有一些大企业，不懂得如何善待外国人才、如何尊重他们的人权，这种荒谬的体制一定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