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国经济十分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尽管GDP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过热倾向开始凸显，结构性不平衡日益明显，通胀预期加速抬头，贸易顺差依然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仍将存在，资产价格泡沫令人担忧，国际流动性和美国次贷危机带来调控难度，全球经济放缓迹象开始影响中国……
世界融入中国与中国融入世界，妖魔化与赞叹，崛起论与威胁论，GDP与环保制约，牛市与热钱，迎奥运与赌奥运，每个正题都存在反题。或许2007只是酝酿和埋伏，大幕刚刚拉开，答案都在2008。
中国制造陷入尴尬
西方传媒势力的“软约束”已锁定中国，今年突然开始合围“中国制造”，对于这种“排山倒海”式的批评，中国人能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制造”演示图上，中国部分被涂成黑色，输出著毒宠物食品、毒牙膏、不安全玩具、受污染水产品、不合格轮胎……在美国人日用品消费中，中国货占40%。2007年美国突然“排山倒海”式地对中国制造提出强烈批评，一场新的妖魔化运动正如火如荼。
国内媒体的主导解读是，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对“中国制造”妖魔化只是“中国威胁论”在经济领域的翻版，货币升值、反倾销、遏制中国才是真正目的。的确，西方智库认为，中国近30年发展已开始威胁他们的生存方式，进而威胁地球，中国龙的巨大胃口让这个星球吃不消。当西方人享受安逸时，一条喷火的东方巨龙正在一旁跃跃欲试……难怪关于龙作为中华图腾之争，会搅动海内外传媒的神经。中国龙是友善的，还是会吞噬一切？
也有西方媒体善意指出，“中国新革命者是美国消费者”，称挑剔的美国消费者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推动因素，中国食品形象关键在铲除腐败，那种“只要能赚钱什么都能干”的做法最终会毁掉中国前程，而枪毙一个药监局局长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摆在中国智库面前的难题则是“中国制造”的低科技含量，技术水平低下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瓶颈。虽然中国制造的玩具占全球的70%，鞋类产品占全球的50%，彩电占全球的45%，但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的小字辈而已——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强。“中国制造”仍然偏轻，装备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到30%。
实际上，中国只是产品的加工者而非真正的制造者，中国无非是扮演了组装车间的角色，不但成为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廉价产品的代名词，还平白无故地背上贸易顺差的冤名。西方有学者公平地指出——“是世界在污染中国”。
面对这波“排山倒海”式的批评，中国能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被国内传媒忽略的价值观层面的批评是，有良知的西方人宁愿多付钱购买符合普世价值观产地的产品。西方调查机构的数据表明：在美国，84%的消费者愿意选择更有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在欧盟，44%的人愿意为社会责任和环保产品多付一些钱。
经济发展艰难转折
“生态文明”作为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概念进入了“十七大”报告。这个新词对于环境严重透支的中国大地似乎来得有些迟了。
本届八国峰会(G8)选择把全球温暖化列为会议的突出重点，八巨头就环保问题向中国施压。就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动身参会之前，国内连续发生几宗重大环保事故：太湖爆发蓝藻污染，无锡百万市民喝不上乾净的水、厦门千人抗议政府拟让外商建PX化工厂、深圳湾出现大面积有毒红潮波等。
中国环保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乾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
2001年以来，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了40%，其中煤矿大省山西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居全国之首，出生缺陷的发生还存在城乡差别，即农村高于城市，贫困落后地区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于是导致产生一个新词——“环境难民”。
2007年的《中国绿色GDP报告》出台受阻。以经济发展之名，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绝非无实权的环保部门和弱小的NGO组织所能撼动。针对两位数增长的各地GDP，绿色核算小组发言人透露，有些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的省份，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扣除这方面成本的话，GDP实际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但发言人未敢具体透露到底是哪些省份。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自曝曾有一个地方环保局长指著自己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以此说明地方环保部门的尴尬和难处。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是分割的，“工业污染归环保局，农业污染归农业部，污水处理厂归建设部，水管理归水利部，海洋污染归海洋局，沙尘暴治理归林业局……如此等等。责、权、利不统一，互相牵制，行政成本极高”。国内有关毒大米、毒粉丝、毒奶粉等的报道早于西方对“中国制造”的妖魔化，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能不说与环保部门的弱势与权力部门的腐败有关。
名叫袁岳的作者在其博客中写道，老外感慨“你们中国也太商业化了”，我们总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得还不够，但不少老外都觉得中国太商业化了。这里举出一些老外在一起谈笑时说到的中国过于商业化的例子：电线杆、电梯厢内有广告，抽水马桶或男厕所的小便池对面都贴上了广告；飞机场或火车站，到处都是给你塞卡片与推销东西的人；更多的街道、立交桥、公共汽车站被公司冠名；人有钱比人有学问、有修养、有爱心更受别人的普遍尊敬；大学教授、艺术家对钱的敏感度都与一个做生意的人很相似。
总有一天，未来的主人翁们会指著今天的人骂一辈子。因为今天的人把青山绿水、城市景观都卖了，换算成了GDP，发祖宗财、造子孙孽，虽风光于一时，但不得善终。
国际形象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报告是：只有42%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英国为49%，西班牙为43%，德国为34%，意大利为27%，而且那些数字都快速下降。只有石油丰富的尼日利亚有75%的人对中国抱好感。65%的意大利人视中国经济增长为坏事，法国的数字为64%，德国的为55%。中国面临“大国责任”的挑战，获取经济利益必将承担相应责任。
差点当选美国总统的戈尔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国内媒体开始反省，一部《令人难堪的真相》环保纪录片能获和平奖，此间大有深意——没有良好的环境就没有世界的和平。这么说，无论哪国国民，我们都是这个地球的利益攸关方。圣雄甘地早就警示过，假如印度和中国都像西方人那样消费，那是这个地球的灾难。戈尔的警示则是，环保受益者西方人尤其是西方领导人应该做什么。
股民在亢奋中变聪明
“汉语盘点2006”字词徵集活动得票最多的是“炒”字。近年来，炒股、炒基金热度空前，加上炒房、炒明星、炒新闻等等，带热了“炒”字，没有哪个字能像它一样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和视听之中，所以它成为最热汉字。
“炒”字当头，一片喧嚣。退休人员拿出养老钱，和尚拿出香油钱，公务员不安心办公，教授不好好讲课，大家一齐共赌奥运大牛市。有些人赚够了一生的钱。理财杂志宣称“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媒体树立了一个个致富榜样，他们可以提前退休了，你还傻干什么——谁说中华民族是个勤劳致富的民族？
10月15日“十七大”召开当日沪股指数突破6000点大关。报告中多了个新词“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240元左右，只占总收入比例的1.9%，但上涨势头强劲，增长速度是劳动收入增长的2倍。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专利收入、分红和财产增值收益等。
“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必须跑过CPI！”否则你的财富就要缩水！然而跑赢CPI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2.2%，2.7%，3.3%，3.0%，3.4%，4.4%……6.5%。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当物价上涨预期植入人心时，所有能够提价的开始提价，工资随之上扬。通胀预期将成为下一阶段带动物价上升的原动力。
财产性收入是否会成负值
今年中国各大城市纷纷爆出“地王现象”。地产上市公司是圈地主角，股市则成为“地价—房价—地价”循环上升的放大器。地产热催生了新首富。机构预测，“地王”们若是赌赢了，未来3年的房价将以年30%的速度增长。但要是赌输了呢？
广州市天河区某副区长大倒苦水，按照他的正常收入买不起广州的房子(其月收入6000元左右)。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称官员买不起房是说瞎话，“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著眼睛说瞎话。”
3月5日“两会”期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再表态，“控制房价，我的底气是很足的。你以为说说而已？我决心很大。”数月后，广东省统计局公布报告称：广州市今年上半年商品房价格增长25.8%；事实正在告诉人们：在广州房价问题上，市长被市场“将了一军”。中青报等媒体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地方政府稳定房价信心大幅下滑：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缺乏调控的积极性(67.5%)、开发商过于暴利(60.7%)、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40.3%)这三方面因素，应该对目前房价过高的局面负主要责任。
政府权威性遭遇尴尬：“国六条”之后，中国百姓不再坚信政府的地产新政；“5．30”之后，中国股民不再坚信政府的信息披露。中国民众只相信自己，敢于跟利益集团博弈。那么，政府站在哪一边？哪个政府，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在民众心目中，早就不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划等号了。而专家更不可信，易宪容先生一句“上海房价要降50%，北京房价要降30%”令众多房奴折腰。
政府酝酿出台物业税，打击楼市，降温股市，那么，中产的养命钱投向谁？中产是股市的主体，中产推崇谁？是那些垄断行业如银行、石化、保险或特殊利益领域如地产，中产在不知不觉中被在房价、股价上双重剥夺。美国股市在推崇谁？是Google，是微软。他们推崇创新，我们推崇垄断。垄断成为中国崛起的拦路虎。让富裕起来的钱有正当出口，让民众创业成功、小企业做大，这才是解决中国钱“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