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石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来日留学的新华人留学生，经过十几年的拼博，大多在日本学有所成，安家立业，而他们的子女也在异国他乡渐渐成长起来。
这些华人孩子，也在日本经历著文化摩擦、文化冲突和洗礼。他们所经历的甜酸苦辣，也是艰辛地养育和培养他们的父母的甜酸苦辣，而他们在异文化环境中曲折形成的性格和意识，有时使他们的父母感到喜悦，但是也有许多时候使他们的父母惊愕、不安和烦恼，不知所措，他们在过去的艰苦奋斗中刚刚愈合的文化冲突的伤痕，又在家庭中以一种新的形态展开，使他们一筹莫展。
一、子女在学校受欺负父母无计可施
在日本的校园中，欺负人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普遍现象。日本有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小学生“不登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适应学校的生活。去年，日本“不登校”儿童有13万，37.4％是害怕受其它同学的欺辱。
日本山口县立高中一名18岁高三学生因不堪忍受同学羞辱，2005年6月10日将一枚自制玻璃瓶炸弹投入教室，造成58人受伤。这一案件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华人孩子在学校里受欺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2000年，在神奈川县川崎市多摩区市立南营小学，一个8岁女孩因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她的名字和别人的不一样而常遭欺负。大家都不和她说话，不和她玩，还不时把她的东西藏起来，最后发展到暴力殴打。
女孩的父母向学校反映后，校方竟以“被欺负一方自有被欺负的原因”为由置之不理，女孩被迫转校，心理严重受创。经媒体多方呼吁，川崎市教委才著手进行调查，2004年1月正式对集体施虐事件公开道歉，最后这件事发展成诉讼，此诉讼目前还在进行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仍是在日华人家长非常苦恼的问题之一。
刘先生夫妇都是日本的大学老师，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小薇，从小上日本的幼儿园，在幼儿园期间她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和其它的孩子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在她5岁半时候，父母为了让她学习拼音，让她回国上了中国的小学，学习了8个月后又回到了日本，进日本的小学学习。
小学同学大半都是小薇在幼儿园时的小夥伴，本来都是互相间很熟悉的，但是小薇回来后日语有些忘了，小夥伴们就觉得她有些奇怪，不太喜欢接近她。
没过多久，小薇的日语又和从前一样了，但是她在中国小学学到的一些东西引起了同学和老师的反感。
如在看电视里的体育比赛时，她按照在中国和在家里的习惯，会给比赛中的中国队喝彩，她会对小夥伴们说：中国队强大，日本队不行。这样她更引起了日本的小伙伴的反感和攻击。
在中国，学习进度比日本快得多，因此老师讲的课程她都会，老师话音刚落，她就举手发言，有时反应得比老师还快，并经常在黑板上给小朋友们演示在中国学的四则混合运算等这里根本还没有学过的算术题等。
她的做法也引起了老师的愤怒，因为日本的教育是一种均等式的教育，不强调培养尖子，尤其是小学教育，不希望学生在智力上产生优越感和自卑感。
因此老师对小薇的“中国式”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她是在“出风头”，因此开始讨厌她。老师这种情绪也表现在平时的教学与教育上。
老师情绪的明显的显露，也使同学们对小薇更加讨厌，对她展开“疏远攻势”，谁都不理她，谁都不和她玩。
这种“疏远攻势”对小薇的打击特别大，她回家后情绪非常不安定，总是哭丧著脸。
刘先生夫妇对此很担心，不知如何是好。想去找学校理论，但是又没有什么看得见，抓得拝的事实，但是孩子所受到的创伤确实很大，拖久了在孩子的身心上也许会留下致命的创伤。
刘先生夫妇从各方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辞去日本大学里的教职，回国服务。本来小薇最喜欢日本，一听说要回国就坚决反对；但是经历“疏远攻势”后，小薇第一个赞成回国。
现在小薇在中国深圳的寄宿学校里生活，非常快乐，非常习惯，记者曾给小薇打电话，问她日本好还是中国好，她马上说：当然中国好，日本那边都是欺负人的人。
刘先生感慨地对本报记者说：中国也不是没有欺负人的现象，但是那是属于个别人的现象，绝对没有日本那样的集团一起欺负一个人的现象，而且在日本孩子只有两种选择，不是成为欺负人的人就是成为被欺负的人。
二、早恋和晚恋同样令人愁
和中国相比，日本是一个性方面比较开放的国家，文学艺术作品对性事不回避，甚至漫画中也有许多赤裸裸的性描写。这就造成了在这里生活的孩子们的性觉醒和性成熟比较早。在这里生活的华人孩子也不例外。
赵先生的孩子小刚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恋爱了。女朋友是一个同级不同班的日本女孩子。
小刚交了女朋友，不像中国孩子那样，千方百计地向家长隐瞒。小刚大大方方地告诉父母：他有了女朋友。
父母对此感到很惊愕，他们对小刚说：你还这么小，谈婚恋的事情不是太早了？你才只有13岁。
小刚说：这与结婚没有关系。
小刚还常常把女朋友带到自己的房间里来说悄悄话，父母在家时小刚也不在乎。
有时妈妈怕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做出不好的事情，因此装作送水果什么的，去敲他们的门。
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小刚把女朋友领来时，在门上贴了个纸条：“无事不要打搅!”使想“侦探”儿子“隐私”的妈妈吃了个大大的“闭门羹”。
后来妈妈转弯抹角地对儿子讲早恋的坏处，并警告他可不能有性关系。而使妈妈大吃一惊的是，儿子坦率地告诉她：他和女朋友已经有了4次性关系。妈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大声地训斥儿子：“你这个浑蛋！这么小竟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女孩子怀孕了怎么办？你能担得起责任吗？”
没想到儿子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学校里早就教了防止怀孕和防止性病的方法，我们不会有事的。
这个问题给赵先生夫妇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去学校“告发”。他们和朋友商量过，也到公共机关进行过谘询，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那就是这样的事情不能强行阻止只能引导。
《中文导报》曾就这一问题在华人家长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有80%的华人家长都不赞成孩子早恋，认为这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长，只有10%的家长认为无所谓，随其自然。还有10%的家长认为这是一种美好的事物，积极支援。
另外有一些年龄较大的新华人，孩子上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了还没有对象，又使他们产生了另一种担忧，因为日本社会现在非婚倾向非常严重，从中国来的新华人多少还保留著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意识，因此对到了找对象的年龄还独来独往的子女也很担心。
华人李女士对本报记者说：我儿子大学快毕业了，可是我还没见他带回来过女朋友，男同学倒是不少来家里玩。我和他说：别老和男孩子玩，也和女孩子一起玩一玩嘛!
儿子笑著对我说：和女孩子在一起玩干吗？
我说：培养培养感情，找一个对象嘛!
他说：我这辈子结不结婚还没有定下来。
李女士说：他的话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很担忧，我可不希望我的儿子像一些日本人那样，打一辈子光棍。
三、哭笑不得的异文化代沟
如果说在中国两代人之间有代沟，那只是同种文化的代沟，而新华人在日本所经历的却是异文化的代沟，这种异文化代沟有时令人哭笑不得，难以释怀。
刘女士来日本已经十多年了，现在自己经营一家IT公司，丈夫则在一家日本公司就职，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读中学二年级，儿子读小学三年级，一家人生活美满富足，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去年8月，是刘女士45岁的生日，她觉得自己在日本艰苦奋斗了这么多年，45岁的生日一定好好庆祝一番，家里人也都说要为她买礼物，晚上阖家开一个生日宴会。
在生日那天的下午，刘女士兴冲冲地提前赶回家，烧了几个菜。
到了晚上，丈夫买回了生日蛋糕，两个孩子也蹦蹦跳跳地对妈妈说：现在不把礼物拿出来，到妈妈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再拿出来。
当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欢快歌声中点拝生日蜡烛，刘女士许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吹灭了四根半蜡烛时，女儿小莉神秘地走进房间，让妈妈闭上眼睛。
当刘女士睁开眼睛时，她发现桌子上的花瓶里插著一束洁白洁白的白玫瑰。
她一下子愣住了，这是女儿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她一时哭笑不得，在她过生日的时候，女儿竟然给她送来白花，在中国一般只在送葬的时候才送全白的花朵。但是日本则不同，喜庆的日子都送白花，新娘子也要穿一身全白，还要戴一顶白帽，美其名曰：“白无暇”。
可是自己在生日这一天被女儿送上了一束白花，作为在中国长大的刘女士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她愣愣地看著女儿，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丈夫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连忙打圆场说：“来来来，大家乾杯，这白花在日本就是喜庆的花，我们入乡随俗了。”
女儿敏感地发现妈妈似乎不太高兴，她怯生生地对妈妈说：“妈妈，你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白玫瑰？”
刘女士连忙苦笑著说：“谁说不喜欢？喜欢呀!我很喜欢。”
迟先生有一个女儿，是摇滚迷。有一年的父亲节，女儿兴高采烈地从外面回来，送给了他一条领带。
迟先生高兴地打开领带的包装，吓！这图案是迟先生蛮喜欢的花纹。但是他突然发现，领带的下面还有一个骷髅图案，这是摇滚乐手们特别崇拜的图案，但是却给迟先生带来了极大的不快感。这在中国，只有表示危险和恐怖时才用这种图案。
女儿问：“怎么？爸爸，不喜欢吗？”
迟先生支支吾吾地说：“谁说的？喜欢……喜欢的。”
过了几天，女儿又问他：“爸爸，怎么没有戴我送给你那条领带，戴上会很帅的呀。”
迟先生搪塞著说：等我和你一起去听摇滚时再戴。
华人高先生则对本报记者说：以前他的女儿经常和他一起出去，但是现在非常不愿意和他一起上街，也不和他们夫妇一起去旅行。
究其原因，一个是因为他们说的日语有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外国人，再一个他们的说话声音较大，不像日本人那样和风细雨，这些都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
高先生充满了失落感，他说：我们来日本赤手空拳打拼多不容易，辛辛苦苦把他们培养大，他们却瞧不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