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钓鱼岛争端从背景走向前台
这次中国保钓人士以奇袭方式登上钓鱼岛，使中日钓鱼岛争端一下子从本来不具有现实性的“搁置”问题一下子变得不可回避。中国官方在民间人士的突发行动面前，显得有些被动，只好暂时放下中日双方有关“搁置”的共识，跟在民间人士后面强调主权。
而从日本方面看，其反应却比中国方面激烈得多。虽然以小泉首相和福田官房长官为首的政府核心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停止将7名保钓人士送检，但是其它的一些政治家和议员等反应激烈，一系列举动接踵而至。
3月30日，日本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通过“有关保全日本领土”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要加强对钓鱼岛的警备。
3月31日，日本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开会，会上自民党和民主党的首席理事等达成协议，要视察钓鱼岛，时期将在这次国会开完以后。
4月3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儿子石原伸晃在大分县别府市举行的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候补者激励会上说：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应该在尖阁诸岛（钓鱼岛）上建立海上保安厅的直升机停机坪，举国昭显尖阁诸岛是我国的领土。
同时，钓鱼岛问题还带来了日本政治家们在对中关系中的“交叉现象”，就是一些在历史问题上反对小泉和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等人的“参拜靖国神社有理论”的重要政治家，在钓鱼岛问题上却很强硬，如一贯对中国友好的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说：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疑问的。搜查当局应该依照法律处理，政府也对中国采取了毅然决然的态度。而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主党代表菅直人也批判政府对7名保钓人士的处理是“ 软弱外交”，倒是小泉和安倍晋三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应该更有“柔软性”。
中国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对抗日本方面的“强硬措施”。原定3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日本对中国提供2003年度的日元借款签署仪式，中国方面以“王毅副部长有事”为由取消。原定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海洋调查船活动的日中双边会谈因中方某些缘故而延期。
综上所述可看出：中日钓鱼岛争端已彻底从背景中“脱颖而出”，走向中日关系的表面舞台。
二、有关中日钓鱼岛争端从背景走向前台的日本方面的深层原因
本来中日有关钓鱼岛的争端，是被中日双方搁置的问题，1978年10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来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解决钓鱼岛归属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智能不够，就留给下一代解决。其实邓小平的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搁置主权问题；二是暂时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施政权。1996年，香港的一名保钓人士在钓鱼岛水域辞世，在1996年马尼拉的APEC会议上，当时桥本首相和江泽民主席会谈，一致认为必须避免钓鱼岛问题影响中日关系，原则上认可邓小平的主张。那么最近钓鱼岛的争端为什么“狼烟再起”呢？大致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是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
钓鱼群岛是由钓鱼岛（日本人称鱼钓岛，3.6平方公里）、久场岛（0.87平方公里）、北小岛（0.26平方公里）、南小岛（0.32平方公里）、大正岛（0.04平方公里）等5个小岛和冲之北岩、冲之南岩、飞濑岩等组成，据中国历史典籍所载，中国最晚也应该在明代永乐年间，约1403年发现了钓鱼岛，而且同时进行了命名。那么，钓鱼岛中的一些岛屿为什么变成了日本人的“私人所有”？
据日本方面的说法，日人古贺辰四郎于1885年前后开始在钓鱼岛投资建设泊船处、仓库和贮水场。1895年1月14日，日本主张钓鱼台群岛为无主地，经阁议决定对其进行先占，其后该等岛屿即成为日本的“国有地”。翌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和久场岛无偿租借古贺氏30年。1918年古贺辰四郎过世，其子古贺善次郎继承开拓事业。1926年，前述30年租约期满后，日本政府乃与其改为逐年签约的有偿租借。1932年，古贺氏请求日本政府出售岛屿。自此取得其中四岛土地之所有权，而较小的大正岛仍维持为“国有地”。1945年后，冲绳及钓鱼岛为美军占领。1973年冲绳回归日本后，日本人栗原一家姐弟三人花40万美元将久场岛、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四岛买下，姐姐占有久场岛，一个兄弟占有钓鱼岛，另一个兄弟占有南、北两个小岛。目前这姐弟三人都住在?斡裣啬冢??蔷??鲎饴シ康仁乱怠 而久场岛早在冲绳返还时就已租给了日本政府，每次租约20年，最后一次则到2012年有效。而在2002年10月，日本政府和栗原姐弟签定了有关租用钓鱼岛中的三岛的契约，租金为2200万日元，从2003年4月开始租用，租期为一年，今年，日本政府又和栗原姐弟更新了契约，租期仍为一年，租金为2256万日元。
一位资深外交人士私下对本报记者说，日本政府之所以要租借钓鱼岛，是因为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了日本右翼登岛，台湾、香港的人士登岛等问题。而所有者不愿意卷入这些矛盾，他们希望把这些小岛卖掉。而日本政府不希望他们把这些小岛卖给来历不明的人，比如说卖给右翼团体等，而卖给海外人士，如台湾和中国的大陆人士等，在理论上来说也是可能的，这是日本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本来最好的办法是日本政府买下，但这也有许多问题，如买下来到底归哪个省厅所管的问题等。政府意识到现在买下来有困难，就暂时把这些小岛租下来。这也是为了维持钓鱼岛的安定。但是日本绝不希望因钓鱼岛问题引起日本与中国大陆及台湾关系的紧张。从这种观点看，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中国大陆、台湾都是有利的。政府租下这几个岛，使这几个岛在租借期间内不会被转卖给第三者，同时，如果右翼等团体要登岛，这以前是要得到所有者的批准，这回政府租借以后，还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因此这次政府的租借对于防止各种麻烦的发生是最有效的措施。
但是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仍然引起了华人世界的强烈反弹。2003年的1月3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永华约见日本驻北京公使，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1月2日，台湾外交部长简又新、次长高英茂向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表示“强烈关注”；香港民间团体也准备5月登岛抗议，一场停歇了近8年的中华世界的保钓运动，又将拉开序幕。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开发大陆架的计划。1月12日，日本政府决定，政府将和民间一起，对日本周边的大陆架进行调查，争取2009年5月之前完成调查，并向联合国申请约65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日本这次大陆架勘测的范围主要包括日本东部、东南部太平洋上的小笠原诸岛、南鸟岛、冲之鸟岛以及中国领土钓鱼岛、日本与韩国有争议的竹岛(韩国名为独岛)周围的9个海域。中日围绕开发大陆架之争，首先是钓鱼岛之争。在1974年，日本和韩国当局背着中国签订了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协议》，在东海海域片面划定了大面积的大陆架，作为日本和韩国的“共同开发区”，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74年1月30日指出：基于大陆架是大陆自然的延伸这一原则，东海大陆架的界定当然应该在与中国和关系诸国协商的基础上决定，可是，现在日本和南朝鲜当局在没有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划定了所谓“共同开发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日本的大陆架的调查活动，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弹。
第三是日本声称日美安保协防包括钓鱼岛的问题。2月2日，访日的阿米蒂奇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说：在日美安全条约中，如果对日本施政下的某一领域进改，美国就会将其看作对美国的进攻。2月5日，在外务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高岛外务报道官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时说：日本政府认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日美协防是和钓鱼岛的防卫相关联的。这引起了中国政府和网友的强烈反弹，在7名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后，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英阿利表示了和阿米蒂奇及高岛相同的观点。
三、有关中日钓鱼岛争端从背景走向前台的中国方面的深层原因
在以往的保钓活动中，参加主体是台湾和香港人士，一般大陆人士没有参加，而最近的三次保钓活动，却都是由大陆人士进行的，这里最主要的原因，除中国民族主义青年的反日情绪随着大陆唯一的能较自由地发声媒体──网络广泛传播外，以童增为首的民族主义企业家的崛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以强大的经济后盾，解决了大陆保钓活动的资金问题和组织问题，大陆人士的三次保钓活动，都是在童增的组织和支持下进行的。童增于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89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研究生院，分配到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当教师，后来调入中国老龄委工作，但因美国等国声言要搞中国老人的基因调查，请求中国协助调查，而童增认为这是美国研制基因武器计划的一部分，表示反对。后来他离开老龄委，下海经商。1990年到1998年，致力研究国家赔偿与受害国民间受害人的“受害赔偿”的概念，而且发起了被称为“草根运动”的对日民间索赔行动，1991年3月25日曾撰写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万言书而引起关注，1993年，童增对日民间索赔的一系列活动被认为有“反政府”倾向，索赔运动暂遭挫折。童增现在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领导着一家投资公司，还兼任国内两家著名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靖国神社引发“器物破坏”风波的冯锦华也在回国后始终找不到工作，困顿之际加盟童增的公司，成了童增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2003年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针对SARS问题再次提出了基因武器论。2003年12月27日，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厦门成立，童增任会长，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对该会成立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对一个曾被政府方面质疑的人物进行如此热烈的报道，可能标志着以反日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力量正在中国重新抬头、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