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9月23日下午,在位于东京平河町的日本自民党本部八楼大厅,举行了自民党第22届总裁选举。通过投票,前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击败对手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成功当选自民党新总裁。福田康夫的当选,在经济上可能修正小泉、安倍两任首相所推动的“发展优先”的构造改革路线,在政治上则可能带来“鸽派”回潮新动向。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路线,否定战争责任,强调为过去的日本“正名”的安倍路线,将被大大修正。
一、福田当选麻生善战
在9月23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福田康夫以超出麻生太郎133票的330票(占全部选票的62.6%)当选。但是麻生获得得197票,远远超出了选前麻生阵营估计的最高得票数170票,麻生和支持麻生的议员们都对这个得票数感到满足。
从两人的得票种类来看,福田得议员票254票,都道府县连票76票;麻生得议员票132票,都道府县连票65票。在47个都道府县的自民党地方联盟中,有42个举行了预选,其中35个进行了党员、党友投票。投票结果,麻生得25万3000票,福田获25万票,麻生领先。但是由于不管党员多少,每个都道府县连各分配3票,因此在统筹计算票数时,麻生还是少于福田。
不过,麻生的人气也不容忽视。在选举当日,本报记者看到,几百名年轻人高举著写有“麻生”名字的牌子,高呼口号支持麻生。记者问这些年轻的声援者:你们为什么选麻生,是否因为他喜欢漫画?这些年轻人回答说:完全不是,是因为他有清晰的政策主张。
二、宠辱不惊的福田康夫
福田康夫为日本原首相福田赳夫之子,1936年7月16日出生于群马县高崎市。1959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福田一度在丸善石油公司供职;1962年,福田被派至美国常驻两年;1976年,由于弟弟福田征夫在健康上出现问题,他遵父命从石油公司辞职,开始担任父亲的秘书;次年,他被1976年12月开始担任首相的父亲任命为首相秘书官。
福田康夫53岁才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成为政治家。至今,他当选6次,在自民党内的政治资历并不深厚。他曾担任过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理事、外务政务次官、党外交部会会长、副干事长等职务,但没有担任过党内干事长、政调会长、总务会长,或各省厅大臣等重要职务,其惟一的阁僚经验是2000年10月开始在森喜朗内阁和小泉内阁连续担任官房长官,2004年5月因未纳年金辞职。他担任该职长达1289天,是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
福田康夫于1966年与原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的侄女贵代子结婚,生有一子二女。福田康夫为人冷淡低调,谨慎寡言,自尊心极强,不好出风头。他的座右铭是“日日诚实,全力以赴”、“光而不耀”,但也老谋深算,不失时机。即使当选总裁后,他仍然若有所思,表情深沉,面带苦涩,没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足见其宠辱不惊的练达。
三、从激进向中庸的政策转向
从国内政策来看,福田康夫曾任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对小泉的改革路线多有支持与扶助,但他与小泉是“和而不同”。
2001年小泉任首相以来,从凯恩斯的公平型分配路线转向了哈耶克的倾斜分配路线,强化竞争原理,鼓励“优胜劣汰”。他首先起用民间人士竹中平藏任经济财政大臣兼金融大臣,用“硬著陆”的办法强行处理不良债券,解消了市场对银行的不安,使日本股市从泡沫经济以后的最低点向上急速反弹,拉动日本经济走出危机的深渊。
小泉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一些夕阳企业接二连三破产,也造就了一批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具有前瞻性的人物和企业。
但是他的做法,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日本经济体制中含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因素,不能容忍巨大差别的存在,因此个人与个人,地方与首都圈的“格差”,引起社会各界的严厉批判。这次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也与安倍既不能像小泉那样鼓噪宣呼,拉改革大旗凝聚人气,又拙稚地推行小泉“发展第一”的“涨潮路线”,使社会落差继续扩大有很大关系。
福田康夫一方面认为发展路线不能停止,一方面却不主张日本引入美国式的经营路线和分配路线。他认为日本不应该有美国那么大的分配差距,以至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9月21日于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公开讨论会上,他指出:“在景气恢复的5年里,都市和地方的差距大大加深,地价上涨也以都市为中心,对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要从构造上加以纠正。”
对安倍要在三年内修宪的公约,他也冷眼相看,不以为然。他说:“法律不应当在匆忙中通过,必须加以整理,多做考量。”在安保问题上,他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扩军黩武的自民党内大人物有很大的制约力。如在2005年末国会制定下一年度预算时,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为了引进导弹防御系统要求增加防卫厅预算,遭到了福田康夫严厉批判,石破茂增加预算的企图破产。对于自民党的那些强调日本应该行使集团自卫权,应该改正宪法,把自卫队变成军队的“防卫族”们,福田也进行了抵制。福田一贯主张,在海外,自卫队的活动应该是抑制性的、非军事的。
在外交上,福田康夫是典型的“鸽派”。首先,在历史问题上,他对每个造成亚洲和邻国不和的问题都有清醒的认识。2006年1月18日,本报记者采访他时问道∶2005年11月24日,在以福田先生和山崎先生为首的“国立追悼设施思考会”的学习会上,《读卖新闻》渡边会长发表演说,对靖国神社的游就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福田先生怎么看?
福田说:我的想法和渡边会长很接近,几乎完全相同。渡边会长谈了应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认为不能参拜,这个神社是一个以游就馆为象徵的神社,也就是,作为日本国民,应该回避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另外渡边会长指出:对于上个世纪前半叶那场战争及其把日本驱赶入这场战争的政治家,日本自身必须做出正确评价,而现在还没有进行过这种评价。日本人对战争究竟是什么,是好还是坏,如果是坏的,那么究竟是谁坏,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考。难道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不是犯了错误吗?渡边会长谈的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渡边会长说得很对。
在安倍为之焦头烂额的慰安妇问题上,他也明确表示要继承“河野谈话”。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他也反对安倍一味施压的路线,主张对话和压力相结合。
四、福田康夫与中日关系
福田康夫任首相,将对中日关系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在自民党内,他和亲中派关系都很密切。2005年,他和党内有很大影响力的加藤弘一及山崎拓派首领山崎拓结成了反对小泉参拜的“铁三角”。他和亲中的原桥本派(现在的津岛派)大老桥本龙太郎和野中广务关系密切,野中广务曾托古贺诚捎话表示支持他出任总裁,他在津岛派中也有广泛人脉。这次他当选总裁,其他有明显亲中倾向的二阶派和高村派更是自民党内两个把全票都投给他的派阀。
另外,福田康夫和外务省“中国派”有著密切联系。“中国派”重镇、原驻中国大使谷野作太郎和福田康夫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日比谷高校”的同学,在高中他们同属棒球队,他是捕手,谷野是投手。外务省曾有一个“日比谷高校帮”,他们中很多人都与“中国派”有关,因此外务省“中国派”和福田康夫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如果福田政权能成为长期政权,已经边缘化的外务省“中国派”可能东山再起。
同时,福田康夫在中国也有充分的管道与人脉。在小泉政权以前,中日两国间最直接的“高层管道”是自民党原干事长野中广务与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间的管道,小泉掌管最高权力及野中退出政坛,引起这条管道“失灵”,取而代之的是时任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武大伟—王毅管道。当时,福田康夫和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关系十分密切,据说他们是可以用手机直接互相联系的;福田康夫和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之间也有20多年的老交情,福田2002年8月去北京访问时还和王毅“离群而行”,一起去北京王府井品茶。
2003年8月12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周年纪念日。当时中日关系由于小泉连续参拜降至冰点,而福田康夫在8月9日-11日访问北京时,受到了“首相级接待”,先后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接见。9月10日,福田还和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中南海“养源斋”共进晚餐。晚餐前,唐家璇对福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接待您,这是首相级的接待。”
作为促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的原首相福田赳夫之子,福田说:在签定条约当时,福田首相在致辞时说:《日中联合声明》在日中两国间架起了吊桥,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日中架起了铁桥。
在台湾问题上,福田康夫的态度也使中国十分满意。李登辉在2001年要求访日之际,作为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反对李登辉访日,他和支持李访日的安倍(当时为内阁官房副长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但是如果认为福田康夫是中国的“Yes Man”,那是不对的,有时他也会说“No”。2006年1月18日,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记者问道:目前在自民党内部,有人认为中国总是追究日本的种种问题,中国人的对日感情在渐渐变化,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日本投资的重点不如转向印度等国,对这种观点福田先生怎么看?
福田回答说:所谓“风险”就是威胁吧?中国在这方面也要做出努力。中国的人口在增加,经济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源和能源问题今后会遇到一个“极限”问题,为了防止这一点,中国必须进行努力。如果真的遇到了“极限”,造成了中国国内局势不安定,对外国来说,就构成了威胁。
福田在进入政界以前,曾任日本“丸善石油”的进口课课长。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以石油问题为首的日本能源问题十分敏感并深切地关心,因此在中日能源纠纷中,他的态度可能会很强硬。
但是总的来说,福田康夫当选显示出鸽派回潮正成为日本政坛主旋律。鹰派小泉参拜不已,造成了日本对亚洲邻国外交的困境,到了安倍时代不得不偃旗息鼓;而安倍为侵略战争“正名”引起了美国的愤怒,并遭到美国强力压制,使日本的鹰派噤若寒蝉,心有馀悸。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长久偏右的日本政坛在“钟摆效应”的推动下,又开始反向运做,鸽派回潮,形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