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6日，北京。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已进行到第3天，邓小平还在听。

　　参加会议的33位科学家和学者中，最年轻的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的查全性坐不住了——他已经几年没上过课了，他鼓足勇气站起来，向主席力陈已持续7年的“推荐录取”招生方式的四大弊端，建议尽快恢复高考。话头一开，数学家吴文俊、光学家王大珩、化学家汪猷等人纷纷表示赞同，并对恢复高考的重要性作进一步的阐述。

　　倾听，沉思，邓小平随即拍板：高考一定要恢复！两个月后，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570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考场。

　　对于他们来说，那一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要逐渐走向诸神归位，意味著无序的社会就要回到常识，回归理性。

　　于是有了恢复常识后的这30年——30年间，国家的命运，和一届又一届大学生的命运，相互勾连、相互叠加，无数个人的命运累积成国家的命运，而国家的命运又反过来作用于个人，无从逃避。

　　1977年冬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

　　2007年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研究中国高考制度的知名学者；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刘海峰，和其他数百万同年代人一样，有著另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厦门郊县一个早已改了名字的农场，是刘海峰和他的同学们“上山下乡”的地方。1976年的夏天，那个分外闷热的夏天，高中毕业的刘海峰夹著行李卷，一片茫然地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

　　17岁的他有足够多茫然的理由——父母都是教师，自小生活在书香门第的他对知识有著难以言喻的热爱和追求，但现在，他却要开始学著做农活，而且也许一做，就要一辈子；他却也不知自己究竟在茫然什么，“高考”是一个对于刘海峰他们太过陌生的词语，十年了，从上小学起，他和他的同龄人们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太多的“学工学农”，而真正的知识文化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馀爱好”。

　　“高考？想都没想过，那已经是历史了，怎么还可能有？”刘海峰说，当不能再参加高考的“痛”经历了十年时间的磨打，最终降临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时，那已是种迟钝的麻木了。

　　“吃野菜、米糊，干过去从不敢想像的农活，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当时活著没有希望。”刘海峰说，日复一日的生活，白水般淡到没有滋味。事实上也不是“没希望”的，当时他们青年点的5个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能早日“上调”到城里做一名工人。而刘海峰的希望显然更奢侈些，“我想如果更好，能去上个中专什么的，那毕竟也是学校么！”

　　传闻是在1977年的下半年，准确地说是8月末，开始传播在刘海峰在内的数百万知识青年当中的。

　　“听说要高考了！”“什么？”“高考！高考！”“开玩笑的吧？不可能呀！”“……都那么说的！”

　　这样的对话不断在刘海峰们中间流传。他们将信将疑著，互相打听著，但因为山高路远，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那似乎是一阵风，一阵期待已久，所以无法急急而至的夏日清风。

　　而在遥远的北京，这股清风已呈荡涤之势。1977年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开两次招生工作会，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

　　知青刘海峰们之间关于恢复高考的种种传言，正是在这前后，开始迅速传播开来。刘海峰隐约觉得，自己那个在其他知青们看来奢侈的“上学梦”，越来越近了。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的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报名！我要报名！”恢复高考的消息，立即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也给在逆境中跌跌撞撞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办公室里堆满了成麻袋装的信件。

　　彷佛一夜之间，蒙尘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的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箱里冒了出来，到处争相传阅。刘海峰所在的青年点，一共5个人，刘海峰记得，有4个人报了名。而报名的时间，临近考期不足40天，但所有报名的人都意气风发、兴致勃勃、充满了信心。

　　1977年12月10日，刘海峰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阔别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

　　很多人都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一年的高考，有了太多“破例”：第一次破例在冬天高考；第一次破例，为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迄今为止，那是报考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考……

　　那是积聚了太久的希望，那是渴望了太久的梦想，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信念。

　　两个多月以后，已经重回下乡农村的刘海峰接到母亲的电报，“收到你的录取通知书了！厦门大学，历史系！”

　　那一天刘海峰没有哭，他激动得自己跑出去，乐得不敢相信。可开学的那一天，刘海峰却几乎哭了出来，班上30多人，年龄最大的大了他十几岁，正是当年的“老三届”。“他比实际年龄还要看著大，一双手像老农一样。”刘海峰说，想像得出，他，和他的同龄者们，为坐在教室里的这一天，等待了多久！

　　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恢复高考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

　　北京城的繁华与我无关

　　拥挤的北京环线，车流不息，空气中潜藏著被压迫感包围的窒息。东四环外的朝阳区青年路，一个仅4平方米左右的半地下室，没有窗户，卫生间是公用的，放下床和一点点行李就已经非常拥挤了。范丽在这间小屋住了快一年了。

　　2006年夏天，范丽从武汉大学毕业，拖著行李箱独自来京城找工作，跟人合租下这样一间小屋，月租280元。她像马达一样奔波出没在偌大北京城的角角落落。“还贷”成了范丽毕业后生活的一个主题词——她从大二开始借国家的1万多元助学贷款必须要在2010年还清。

　　刚到北京那会儿，她和几个朋友合搞了播客网站创业项目，在苦苦坚持两个月后，由于资金和核心技术不过关而夭折了。之后她到了猫扑网站工作，但不久网站调整，员工失业，范丽拿著三个月的工资补助回家过完年，只好又投入新一轮艰辛的求职与面试。这是2007年初，她离开校园已经半年。还贷的压力就像一块磨砂纸，在心上砺砺地擦过来擦过去。

　　仅3月份，她就面试过新浪、腾讯、人民网和中国新闻网等北京各大网站的相关职位。“面试越多剩下的机会就越少，压力越来越大。”4月开始，范丽进入慧聪做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编辑，“虽然并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至少稳定下来了。”从此，不熟悉的“IC防盗”成了她每日接触的词汇，许多网络专业知识需要从头补起，而期间生病，无助和迷惘，她都一个人挺下来，没有告诉家人和任何朋友。

　　现在范丽与新同事租住了一个条件更好一些的房子，拿著每月三千块的工资，开始与在外地做自由职业的男朋友计划以后的生活。然而北京城的繁华喧闹似乎与她没有太大关系。高考前范丽为了荣誉和命运拼尽一切努力，而在毕业后的北漂生活中，当年以地区第三名的分数在家族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那份荣耀，早被消磨殆尽了。

　　失去了安全感却赢来自由

　　2002年秋天，当冯丰进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四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职业动画师。

　　对于通信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摆在面前就三条路：做市场，做研发或者维修。但这些都不是冯丰的兴趣所在。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家长的安排让他在高考的时候转换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看上去，现在的专业方向与他的个人兴趣毫无关联。

　　站在命运的岔路口，就在冯丰犹豫著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之际，他有幸通过朋友结识了国内著名年轻漫画家翁子扬。“我拿自己的素描本给他看，他对我说，你是有天赋的，不要放弃。”翁子扬对冯丰的鼓励唤醒了他心里埋藏已久的那份憧憬。

　　即便如此，入行的门槛看起来仍旧高不可攀。犹豫了一阵，冯丰最终来到深圳寻找机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关外一个工厂做助理工程师。“那里对文凭要求低，但是工作环境和管理非常混乱。我当时就只想著能把自己养活就成，至少对得起家长。”

　　闲来无事，冯丰登陆深圳人才网，看到了绘画类人才的招聘广告，顿觉眼前一亮。“投简历太慢，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预约，面试，上班。”前后不过几天时间，冯丰成了怡景国家动漫基地一个幸福的艺术工人。“我觉得很轻松，工作就是玩，非常有兴趣。”

　　现在冯丰每天忙著学习新的东西，还接受了系统的职业培训，参与了正在播出的动画片的制作，开始有了自己清晰的人生规划。“心里还是对画画有梦想吧。我一直喜欢画画，在初中时就模模糊糊地梦想做个漫画家。”而这个几乎完全幻灭的人生设想，现在竟变成现实，“真感觉像梦一样”，冯丰感叹。

　　或者他更应该感到庆幸，他不是在30年前参加高考，当时的国家分配制度一定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通信工程——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然后他会慢慢成为一个工程师，但也会离自己曾经的梦想越来越远。或许，这就是高考和当下大学生命运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谁能说过去比现在更好呢？

　　高考还需要一次变革

　　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有些迟钝。从2004年开始，年年都是各种主题的教育纪念年，老是别著脖颈回望，难免僵硬酸痛。所以“还不如想想怎么改”，作为一个浸淫教育研究26年的学者，他更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前面的路。

　　记者：您怎么评价3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大事？

　　杨东平：我称它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常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但没有思考面向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80年代教育界有个术语叫“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到90年代变成“应试教育”这个称谓。事实上，围绕著高考产生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今天已经成为被批判、被声讨的对象，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已经成为核心话题。

　　记者：未来应该淡化高考这个概念吗？素质教育怎样实现呢？

　　杨东平：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以各种观念来丰富儿童的心灵，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完美的道德品格的人。杜威说教育是“为生活作准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现实中就很可能迷失方向，沦为没有灵魂、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晏阳初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倡导过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黄炎培搞过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将现代教育乡土化、民族化的尝试，虽然终告无效，但都是有益的探索。我认为，五四以后新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是一个可以指导现实、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