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不寒而栗的“反右”运动已过去了整整50年。今天的中国早已走出半个世纪前肃杀的政治迷雾，但“反右”留下的创伤并未彻底平复，“反右”的阴影也还没有完全消散。
有人说，中共在1978年已经为绝大多数“右派”平了反，并在1981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承认“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官方已经认识了错误；再加上当年的主角都已辞世，没有必要去翻“反右”这类的陈年旧账了。
但1957年6月8日开始的“反右”不是一般的“陈年旧账”，它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不仅是50多万知识精英横遭不幸，也不仅是章伯钧、罗隆基等近百个“右派分子”至今得不到平反，更在于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端；在于它通过政治打击和人身迫害，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正义与良知的传统，使自古以“铁肩担道义”为荣的知识分子沦为权力的婢女。
“反右”使中国知识分子不敢再对当局的政策表达不满。而曾经与中共“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几个民主党派，也在“反右”中遭受重创。“反右”后，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中共建国初期的参政热情骤然减退，并在后来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边缘化，变成中国政治的道具。
从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到“引蛇出洞”一网打尽；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宽宏大量，到以所谓“阳谋”的专政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精英，“反右”造就的不仅是无辜“右派”们的一幕幕个人悲剧，还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向来重视的和谐、诚信、善良等美德，让人性之恶如出笼猛虎不受约束，让暴戾之气充斥社会，直至1966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
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大多经历了悲惨的命运。中共当时对“右派”制定了六种惩处办法，其中包括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撤职。大批“右派”被赶到边疆、农村、监狱去接受“改造”。这些原本文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还必须忍受种种歧视和羞辱。等到20年后中共给“右派”平反时，活下来“右派”只有10多万。
从1978年到1980年，“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被平反，但仍有少数“右派”得到的是“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结果。这些人中包括中共中央认定的五名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认定的90多名“右派”。
1981年，中共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反右”的结论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一结论不提中共最高领导人“引蛇出洞”的“阳谋”，即先是鼓动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再给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扣上“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的帽子，然后得出个“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和权力的傲慢。
如果说，26年前中共对“反右”的结论还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今天仍固守当年的结论就有些不合时宜。事实上，无论是去年“文革”发动40周年纪念，还是今年“反右”50周年纪念，官方都在保持沉默，甚至不愿意重复1981年中共作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那些曾经给千百万人、给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种不愿直面历史的逃避态度，固然可以让很多人淡忘过去，但与官方向来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相去甚远，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执政党的形象。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纪念“反右”还是纪念“文革”，并不是为了揭露罪恶、清算责任，而是为了让人们牢记教训，不让类似“反右”的悲剧重演。
（摘自早报网）
有人说，中共在1978年已经为绝大多数“右派”平了反，并在1981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承认“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官方已经认识了错误；再加上当年的主角都已辞世，没有必要去翻“反右”这类的陈年旧账了。
但1957年6月8日开始的“反右”不是一般的“陈年旧账”，它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不仅是50多万知识精英横遭不幸，也不仅是章伯钧、罗隆基等近百个“右派分子”至今得不到平反，更在于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端；在于它通过政治打击和人身迫害，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正义与良知的传统，使自古以“铁肩担道义”为荣的知识分子沦为权力的婢女。
“反右”使中国知识分子不敢再对当局的政策表达不满。而曾经与中共“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几个民主党派，也在“反右”中遭受重创。“反右”后，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中共建国初期的参政热情骤然减退，并在后来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边缘化，变成中国政治的道具。
从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到“引蛇出洞”一网打尽；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宽宏大量，到以所谓“阳谋”的专政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社会精英，“反右”造就的不仅是无辜“右派”们的一幕幕个人悲剧，还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向来重视的和谐、诚信、善良等美德，让人性之恶如出笼猛虎不受约束，让暴戾之气充斥社会，直至1966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
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大多经历了悲惨的命运。中共当时对“右派”制定了六种惩处办法，其中包括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撤职。大批“右派”被赶到边疆、农村、监狱去接受“改造”。这些原本文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还必须忍受种种歧视和羞辱。等到20年后中共给“右派”平反时，活下来“右派”只有10多万。
从1978年到1980年，“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被平反，但仍有少数“右派”得到的是“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结果。这些人中包括中共中央认定的五名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认定的90多名“右派”。
1981年，中共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反右”的结论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一结论不提中共最高领导人“引蛇出洞”的“阳谋”，即先是鼓动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再给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扣上“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的帽子，然后得出个“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和权力的傲慢。
如果说，26年前中共对“反右”的结论还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今天仍固守当年的结论就有些不合时宜。事实上，无论是去年“文革”发动40周年纪念，还是今年“反右”50周年纪念，官方都在保持沉默，甚至不愿意重复1981年中共作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那些曾经给千百万人、给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种不愿直面历史的逃避态度，固然可以让很多人淡忘过去，但与官方向来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相去甚远，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执政党的形象。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纪念“反右”还是纪念“文革”，并不是为了揭露罪恶、清算责任，而是为了让人们牢记教训，不让类似“反右”的悲剧重演。
（摘自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