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全国28个省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官和警察、社区组织、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信访机构、宗教组织等8种社会基本权力选项中，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

文章提到去年年底《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舆情调查：面对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的频繁滥用，公众越来越期待中央政府能祭出重拳。在4531名志愿受访者中，85.9%的人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央应加强“垂直管理”——85.9%的“垂直管理”期待，也是在表达“最信任中央权力”。

文章说，公众最信任中央权力，首先表明这几年中央权力在增进公众福利、强化改革公平、整顿吏治腐败上树立了很高的权威：调控房价虽然屡次遭遇折扣，但起码表达了一种姿态；环境保护虽然难见起色，但环保风暴起码一直在刮；腐败问题虽未根治，但中央起码办了一批“大老虎”；减免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等也给了弱势群体许多实实在在的福利——这种信任，首先是对中央权力积极作为的一种肯定。

但文章认为这种“信任”未必是真正的信任，可能更想通过这种态度表达一种不够信任，即对“近在眼前”种种地方性权力的不够信任：这种权力一方面与许多利益集团结成同盟与民争利，另一方面为追求片面的政绩和形象损害民生，对中央一个个政令打折扣。

作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最信任中央权力”可能是公众对“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现象的一种心理反应。因为每天得与身边的种种地方性权力打交道，公众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性权力的各种弊端，而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实中与中央权力打交道较少，所以对这种“远在天边”的权力保持了美好的道德想像。其实在权力未受监督的制度语境中，“垂直权力”本质上与地方权力是同构的，郑筱萸案也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最信任中央权力”可能也是在“选项约束”下公众一种“避免最差”的选择，要么依赖地方保护，要么依赖中央保护，在权力危害的权衡对比中公众只能选择中央权力。其实如果有更多选择的话，公众会选择依赖法治，在强势的民权中自己保护自己，任何外在的保护其实都靠不住，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