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与此相对照的日本的长期萧条和沉寂，后者昔日在亚洲乃至全球辉煌的地位似乎正在被前者所取代。全世界的目光现在都开始转向中国，谈论中国和中国因素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各国的政要、企业大亨和记者们纷纷绕过东京，涌入北京；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美中关系将决定这个星球的未来”之类的赞誉之语泛滥于各个政要的言辞和各大媒体的报道之中。
在此全球“中国热”空前高涨之时，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新著《日本崛起》中提出，当前的日本已经重拾自信，正在重新崛起；日本的归来将使其在新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应该改变那种只重视中国的战略，应转而重新梳理美日同盟关系，因为日本的再度崛起，对美国和亚洲安全而言是件好的事情。
派尔这里所说的“重新崛起”，不仅仅是指经济状况和国家实力复苏意义上的，而是全面的、全新的，包括战略理念的更新，包括欲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有所作为”的意志和目标之复苏等等。派尔在书里这样写道：在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后，日本开始准备让自己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名主要角色。
派尔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战略文化入手，解释其之所以能从一个备受列强欺辱的封建落后国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缘由，以及何以在当前局势下能够实现重新崛起的原因所在。
他认为，日本之能崛起，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战略文化方面的原因，即日本的精英分子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强国意识，以及为实现此目的，善于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战略文化取向。在派尔看来，这是一种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
从早先在美国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的“黑船舰队”（black ships）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门户，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进而提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再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到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派尔认为，日本的这“两度失败，又两度迅速崛起”的经历正是将他们这种“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发挥到了极至的结果。
派尔在书里这样写道，在“富国、强兵”（rich nation, strong army）的旗帜下，明治时代的日本精英们开始狂热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1860年的时候，日本军队还只拥有刀、枪、剑等冷兵器装备，到了1940年代，他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制造和装配包括一些在当时处于最先进的战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现代化武器了。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能力，日本才能凭借自己占全球GDP约2.6%到3.8%之间的国力，取得一度控制了几乎整个东半球的卓越地位。而到了二战之后，日本被迫接受自己作为被一个占领国以及生存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实，但顽强的日本精英们仍然相信，他们可以设法做到使自己在保持民族核心价值不变的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变革，这样，即使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日本依旧能够重新获得成功。
派尔写道，日本战后主要战略设计师吉田茂首相相信，日本战前的战略失误在于没有充分注重大国关系，错误利用了国家力量，因此他促使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并制定了专注经济重建、不再重整军备的战略，即便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悔在由美国主导的1947年日本宪法中加入第九条和平条款时，这一战略也没有发生改变。派尔指出，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精英们显然认为，“和平主义”在当时是保证日本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手段。历史证明，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日本再度获得了成功。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日本的精英们再次被迫调整和变革自己以适应新的国际秩序。派尔指出，经过了50多年的经济增长后，日本已经拥有了在国际事务上积极主动出击的资本，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多数日本精英仍然觉得他们应该恪守和平主义战略，以及前财长神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所说的日本经济已经“超越资本主义”信条。
这一战略失误的结果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上因为在海湾战争中的消极无为而被冷淡，以及经济上的从199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开始的长达10多年的萧条，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张，朝鲜发出的傲慢挑衅，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之策。
然而，正如派尔深信的那样，强国意识向来非常强烈，并擅长调整自己、适应新国际局势的日本精英们，是不会甘于一直沉沦下去的。果然，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两个出生于吉田茂主义反对者家族的人上台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给已经沉寂10余年之久的日本带来新的自信和方向。
小泉首相“反叛了”所属政党自民党的传统政策，对各项阻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机构和机制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从而使日本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他还不顾国内外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将日本自卫队派往伊拉克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而安倍首相自2006年9月上台以来，更是雷厉风行，先将日本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后又宣布准备对第九条和平条款进行修改！
小泉和安倍的新战略得到了包括吉田茂的孙子麻生太郎在内的渴望新方向的人的广泛支持。麻生目前正在安倍政府内担任外相一职。但他们的这一系列行动常常被外界观察家们解读为民族主义抬头甚或重整军备之举，而在派尔看来，这样的解读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象，要挖掘这一系列行动之后的根源所在，就需要从他所说的日本独特的战略文化着手，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才可以明了日本出现当前走向的必然性。
在做出了日本必将重新崛起的结论之后，派尔进而警告那些认为亚洲乃至全球的未来将由美中双边关系决定的人：再度归来的日本必然会积极谋求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华盛顿必须重新将东京视为最主要的战略考虑对象；与此同时，美国应该重新梳理美日同盟关系，给予日本更大的自主权，在处理美中关系时更大程度地考虑日本的利益，否则的话必将损及亚洲乃至全球的安全。
《日本崛起：日本实力和意志的复苏》（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肯尼思·派尔（Kenneth B. Pyle）著，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2007年1月29日出版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在此全球“中国热”空前高涨之时，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新著《日本崛起》中提出，当前的日本已经重拾自信，正在重新崛起；日本的归来将使其在新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应该改变那种只重视中国的战略，应转而重新梳理美日同盟关系，因为日本的再度崛起，对美国和亚洲安全而言是件好的事情。
派尔这里所说的“重新崛起”，不仅仅是指经济状况和国家实力复苏意义上的，而是全面的、全新的，包括战略理念的更新，包括欲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有所作为”的意志和目标之复苏等等。派尔在书里这样写道：在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后，日本开始准备让自己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名主要角色。
派尔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战略文化入手，解释其之所以能从一个备受列强欺辱的封建落后国家，迅速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缘由，以及何以在当前局势下能够实现重新崛起的原因所在。
他认为，日本之能崛起，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奋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战略文化方面的原因，即日本的精英分子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强国意识，以及为实现此目的，善于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以求能达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的战略文化取向。在派尔看来，这是一种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
从早先在美国佩里准将（Commodore Matthew Perry）的“黑船舰队”（black ships）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门户，到打赢日俄战争、实现崛起，进而提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侵入朝鲜和中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战火；再从二战落败后被美军占领，到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派尔认为，日本的这“两度失败，又两度迅速崛起”的经历正是将他们这种“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成果”的战略文化发挥到了极至的结果。
派尔在书里这样写道，在“富国、强兵”（rich nation, strong army）的旗帜下，明治时代的日本精英们开始狂热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1860年的时候，日本军队还只拥有刀、枪、剑等冷兵器装备，到了1940年代，他们已经能够自己设计、制造和装配包括一些在当时处于最先进的战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现代化武器了。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能力，日本才能凭借自己占全球GDP约2.6%到3.8%之间的国力，取得一度控制了几乎整个东半球的卓越地位。而到了二战之后，日本被迫接受自己作为被一个占领国以及生存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实，但顽强的日本精英们仍然相信，他们可以设法做到使自己在保持民族核心价值不变的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和变革，这样，即使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日本依旧能够重新获得成功。
派尔写道，日本战后主要战略设计师吉田茂首相相信，日本战前的战略失误在于没有充分注重大国关系，错误利用了国家力量，因此他促使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并制定了专注经济重建、不再重整军备的战略，即便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悔在由美国主导的1947年日本宪法中加入第九条和平条款时，这一战略也没有发生改变。派尔指出，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精英们显然认为，“和平主义”在当时是保证日本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手段。历史证明，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日本再度获得了成功。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日本的精英们再次被迫调整和变革自己以适应新的国际秩序。派尔指出，经过了50多年的经济增长后，日本已经拥有了在国际事务上积极主动出击的资本，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多数日本精英仍然觉得他们应该恪守和平主义战略，以及前财长神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所说的日本经济已经“超越资本主义”信条。
这一战略失误的结果是，日本在国际政治上因为在海湾战争中的消极无为而被冷淡，以及经济上的从199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开始的长达10多年的萧条，以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张，朝鲜发出的傲慢挑衅，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之策。
然而，正如派尔深信的那样，强国意识向来非常强烈，并擅长调整自己、适应新国际局势的日本精英们，是不会甘于一直沉沦下去的。果然，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两个出生于吉田茂主义反对者家族的人上台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们给已经沉寂10余年之久的日本带来新的自信和方向。
小泉首相“反叛了”所属政党自民党的传统政策，对各项阻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机构和机制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从而使日本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他还不顾国内外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将日本自卫队派往伊拉克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而安倍首相自2006年9月上台以来，更是雷厉风行，先将日本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后又宣布准备对第九条和平条款进行修改！
小泉和安倍的新战略得到了包括吉田茂的孙子麻生太郎在内的渴望新方向的人的广泛支持。麻生目前正在安倍政府内担任外相一职。但他们的这一系列行动常常被外界观察家们解读为民族主义抬头甚或重整军备之举，而在派尔看来，这样的解读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象，要挖掘这一系列行动之后的根源所在，就需要从他所说的日本独特的战略文化着手，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才可以明了日本出现当前走向的必然性。
在做出了日本必将重新崛起的结论之后，派尔进而警告那些认为亚洲乃至全球的未来将由美中双边关系决定的人：再度归来的日本必然会积极谋求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华盛顿必须重新将东京视为最主要的战略考虑对象；与此同时，美国应该重新梳理美日同盟关系，给予日本更大的自主权，在处理美中关系时更大程度地考虑日本的利益，否则的话必将损及亚洲乃至全球的安全。
《日本崛起：日本实力和意志的复苏》（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肯尼思·派尔（Kenneth B. Pyle）著，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2007年1月29日出版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