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本币升值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了一般性规律，目前人民币也面临着强大的升值压力，正确分析日本当年在应对升值过程中的得与失，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藉鉴意义。纵观战后日本的经济史可以看到日元有三次主要的升值时期（1977─1978、1986─1988、1994－1995），其中的1994─1995年的“ 广场协议”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最大，很多人认为它是日本“ 十年萧条”的祸根。虽然把日本经济的衰退完全归咎于日元升值未免过于简单，但无可否认，“广场协议”确实是日本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它给日本经济留下了三大致命的后遗症：产业空洞化、泡沫经济、债务危机。
日本的失误之举表现在：错判形势，允许日元突然性大幅度升值。日本虽然明白升值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但却欣然接受了美国的要求，这其中跟日本当时对经济形势的误判有关。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的庇护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本的大国思想日益抬头，1983年“ 中曾根主义”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所以它以一种反常的政治、经济预期，于1985年9月同意签订了“广场协议”，协议中心内容是：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元兑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1987年达120日元，美元贬值约50%。实行过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导致泡沫经济。为了扭转经济下降的势头，日本银行开始大幅降息，1986年一年里，日本4次降低利率，累计调低近2%，1987年2月更是一度把官方贴现率降到2.5%的历史低点,而且在美国所谓的“国际政策协调”压力下，低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加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加速金融自由化步伐，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对不动产等领域的融资急剧增长；民间企业也进行所谓“财务技术革新”，对股票、办公楼、厂房及机械设备进行过度投资；一般炒股者也争相购入股票，以期取得增值效益。其结果，股票、土地的价格被越炒越高，一股空前的投机狂潮席卷日本。导致对美元资产投资过度。“ 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还继续动员民间资金进入美国国债的投资市场,对日本而言,也许是一旦涉足?那么只要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状态不结束,日本就只能继续走下去,否则就有引发美元暴跌的危险。而美元一旦暴跌,已经投资进去的、转变成了美元的日本资产还要进一步大幅度贬值。所以为了防止发生不测?不断地投资于美国债券就成为日本惟一的选择。这时日本人已看到?他们已经逃脱不了受制于美元的命运。
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当年的日本确实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从外部压力来看，美国经济衰退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升值压力的主要来源。在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元迄今仍是世界货币，同时美元又为与美国的经济政策服务，美国如果想引进外资，弥补双赤字，就可实施强势美元达到目的；如果想减少以美元结算的债务，增强美国出口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只需把美元导向弱势就可达到目标。这是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上演的魔术，面对这样的魔术，非美元货币国除最大限度地使用本国货币建立对外经贸关系外，别无其他良策。外汇资产投资形式较为单一。由于近几年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较大的增长，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日益增长。截至2003年１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4033亿美元，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采取冲消方式干预外汇市场，大量买进外汇，目前在中国外汇资产的投资中，美元计价的投资占主要部分，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一部分资产必然会缩水，导致泡沫经济隐患。近几年股市虽然一直低迷，但是存在着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可能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问题，2003年无论是广义货币供量还是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幅都已大大超过GDP的增幅。
当然两国在面临升值压力的处理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中国没有采取突然性的大幅度升值政策，而是一直强调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并采取了相应的减压措施，包括降低出口退税率，加快资本市场的开放。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中国的现实选择应该是：继续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方针。中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扩大内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不过，中国扩大内需的背景与日本有些不同：日本资本过剩，政策重点是刺激个人消费需求，继而带动投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成长期，吸收资本(包括外来资本)的空间很大，扩大内需要靠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应保持自己独立的外汇政策。经济增长过程中本币升值常常与国际压力相伴而生，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常招致贸易伙伴的不满，从而要求使本币升值。日元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美国强大压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国际压力而过度让步，本币升值过快对国内经济的作用是破坏性的；经济调整需要时间和空间，超过其适应能力的变化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在货币政策方面要防止信用过度扩张，中国目前有通胀压力预期存在，所以从2003年9月21日起，央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率，即从6%提高到7%，出台这项政策措施旨在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充分利用财政、产业、贸易政策，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80年代末期，日本大量资本投向房地产而不是技术开发和创新，结果是经济出现泡沫，大量资本和设备过剩。从而得出教训：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及时注意产业结构的换代和升级，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了给人民币升值的“ 虚火”降温，应从财政和货币政策入手，提高房地产等高利润、高风险行业的所得税率，以抑制局部过热情况，同时应该为面临国外竞争压力的企业提供产业指导。在贸易政策方面，应鼓励国内资本向国外发展，支持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利用国外市场减少贸易逆差的压力。
日本的失误之举表现在：错判形势，允许日元突然性大幅度升值。日本虽然明白升值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但却欣然接受了美国的要求，这其中跟日本当时对经济形势的误判有关。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的庇护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本的大国思想日益抬头，1983年“ 中曾根主义”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所以它以一种反常的政治、经济预期，于1985年9月同意签订了“广场协议”，协议中心内容是：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元兑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1987年达120日元，美元贬值约50%。实行过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导致泡沫经济。为了扭转经济下降的势头，日本银行开始大幅降息，1986年一年里，日本4次降低利率，累计调低近2%，1987年2月更是一度把官方贴现率降到2.5%的历史低点,而且在美国所谓的“国际政策协调”压力下，低利率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加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加速金融自由化步伐，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对不动产等领域的融资急剧增长；民间企业也进行所谓“财务技术革新”，对股票、办公楼、厂房及机械设备进行过度投资；一般炒股者也争相购入股票，以期取得增值效益。其结果，股票、土地的价格被越炒越高，一股空前的投机狂潮席卷日本。导致对美元资产投资过度。“ 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还继续动员民间资金进入美国国债的投资市场,对日本而言,也许是一旦涉足?那么只要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状态不结束,日本就只能继续走下去,否则就有引发美元暴跌的危险。而美元一旦暴跌,已经投资进去的、转变成了美元的日本资产还要进一步大幅度贬值。所以为了防止发生不测?不断地投资于美国债券就成为日本惟一的选择。这时日本人已看到?他们已经逃脱不了受制于美元的命运。
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当年的日本确实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从外部压力来看，美国经济衰退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升值压力的主要来源。在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元迄今仍是世界货币，同时美元又为与美国的经济政策服务，美国如果想引进外资，弥补双赤字，就可实施强势美元达到目的；如果想减少以美元结算的债务，增强美国出口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只需把美元导向弱势就可达到目标。这是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上演的魔术，面对这样的魔术，非美元货币国除最大限度地使用本国货币建立对外经贸关系外，别无其他良策。外汇资产投资形式较为单一。由于近几年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较大的增长，经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日益增长。截至2003年１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4033亿美元，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采取冲消方式干预外汇市场，大量买进外汇，目前在中国外汇资产的投资中，美元计价的投资占主要部分，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一部分资产必然会缩水，导致泡沫经济隐患。近几年股市虽然一直低迷，但是存在着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可能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问题，2003年无论是广义货币供量还是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幅都已大大超过GDP的增幅。
当然两国在面临升值压力的处理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中国没有采取突然性的大幅度升值政策，而是一直强调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并采取了相应的减压措施，包括降低出口退税率，加快资本市场的开放。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训，中国的现实选择应该是：继续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方针。中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扩大内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不过，中国扩大内需的背景与日本有些不同：日本资本过剩，政策重点是刺激个人消费需求，继而带动投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成长期，吸收资本(包括外来资本)的空间很大，扩大内需要靠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应保持自己独立的外汇政策。经济增长过程中本币升值常常与国际压力相伴而生，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常招致贸易伙伴的不满，从而要求使本币升值。日元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美国强大压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国际压力而过度让步，本币升值过快对国内经济的作用是破坏性的；经济调整需要时间和空间，超过其适应能力的变化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在货币政策方面要防止信用过度扩张，中国目前有通胀压力预期存在，所以从2003年9月21日起，央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率，即从6%提高到7%，出台这项政策措施旨在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充分利用财政、产业、贸易政策，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80年代末期，日本大量资本投向房地产而不是技术开发和创新，结果是经济出现泡沫，大量资本和设备过剩。从而得出教训：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及时注意产业结构的换代和升级，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了给人民币升值的“ 虚火”降温，应从财政和货币政策入手，提高房地产等高利润、高风险行业的所得税率，以抑制局部过热情况，同时应该为面临国外竞争压力的企业提供产业指导。在贸易政策方面，应鼓励国内资本向国外发展，支持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利用国外市场减少贸易逆差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