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文凯
2006年12月，中国文化节，东京上海电影节。84岁的中国著名导演谢晋来日参加影展时称：我与日本电影界交流时间很长，多次访问日本。我感谢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帮助和支持。多年来，大使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文化参赞赵宝智先生还在，他是我的老朋友，一直提供关照。
谢晋的发言，其实表达了众多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的心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漫长岁月里，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赵宝智成为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从由零开始参与筹建大使馆文化处，到建立中国剧团赴日演出常规体制；从文化部派遣赴日的最年轻随员，到外联局资历最老的公使衔参赞，赵宝智为中日文化交流奉献了大半生的智慧和心力。
中日复交35年，民间友好一直是关系基础，文化交流则是增进互相理解、拉近民间感情的最有力手段。2007年，中日互办文化体育交流年，以多彩的方式再次确认文化体育的重要性——这成为文化处老公参赵宝智退休前最感欣慰的事情。
一、文化部外联局最老的外交官
赵宝智1969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直接被分配到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当时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部被解散，国务院文化组不过20-30人体制。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务院决定成立外事组，赵宝智成为外事组的第一批人员。1975年，国务院恢复组建文化部，外事组归属文化部外联局。如今，赵宝智不仅是外联局，也是文化部里最老的现役干部。用赵宝智自己的话来说，干的时间长一点，经历的事情多一些。
1981年，文化部派出10人先遣队赴日，筹建大使馆文化处。年轻的赵宝智就是其中一员，并第一个来到日本。当年，驻日使馆随员有50多岁的老同志，一位三秘更是4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30出头的赵宝智能成为文化处最年轻的随员，自然备感珍惜，他一心想著做好工作。从1981年到1986年，赵宝智在大使馆文化处完成了首次赴日任期，经历的大使有符浩、宋之光、章曙等。这期间，赵宝智于1982年被提为文化处三秘，1985年被提为二秘，是惟一在一个任期内连升两级的官员，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赵宝智的工作让各方面感到满意，受到了大使馆和文化部的肯定。
1986年归国，赵宝智回到文化部外联局，并有幸接受了系统的文化艺术培训。1993年4月，赵宝智以文化参赞的身份第二次来日赴任。由于赵宝智没有担任过驻日一等秘书，文化部对破格提拔人事抱有顾虑，最后徵求外交部意见，获得同意。为此，赵宝智成为迄今惟一一位没有担任过一秘的驻日参赞。从1993年4月到1998年4月，赵宝智圆满完成了二期赴日工作。
1998年回国后，赵宝智下剧团工作。2003年4月，赵宝智第三次来日，出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他成为文化部里外事阅历最长、外事经验最丰富的官员。截至2007年5月适龄退休，赵宝智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完整经历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他不仅热心帮助中日演艺人员往来，提携各种演出和展览，更著手建立起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体制和通畅渠道。赵宝智犹如中日文化交流领域里的一棵不老松，他的交流业绩有目共睹，他的工作经验值得借鉴，他的丰富阅历令人称道，他的处友之道众口赞誉。
二、中国外事领域里少有的文化通
赵宝智回忆从事中日文化交流35年，感慨万千。他说，大使馆文化处筹建初期，工作范畴实际上包括了文化处、交流处、科技处等多种机能。首任文化参赞蔡子民，一直教导年轻人要多学习，多交友。赵宝智首次赴日时，在文化处担当书画、出版、花道、茶道方面的交流工作，与书画家们交友很多，自己也获益良多。
赵宝智认为，文化处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地方，就像一个百货店，艺术品类样样齐全。要当一名合格的文化外事人员，做一名好的文化参赞，必须有全面的知识。只有深入地了解创作、了解演员、了解画家，才有资格为他们服务。
赵宝智回忆称，1986年首任期满回国后，外联局为了培养外事干部了解文化艺术，组织干部到各大艺术院校学习。赵宝智抓紧这个机会，曾经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专业院校听课，习得了许多扎实的基本功。有了这样难得的经历，赵宝智成为了艺术内行，了解各类艺术的基础知识，懂得各种文化的内行门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至于讲外行话、做外行事。赵宝智非常有自信地举例说，比如看建筑物，到底是唐宋风格，还是明清风格，一目了然；看公园庭园，中式还是和式，西洋风格还是东洋风格，不会混淆。在日本，他对各类艺术发表的见解，大都能说在门道上，受到专家重视。与赵宝智长年相交的日本文艺界，都称许他是一个文化通。
1998年，赵宝智二期任满回国。由于文化部局级干部编制满员，赵宝智非常乐意去文化部所属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副团长兼党委副书记。赵宝智跟剧团打交道很多年，但过去都是带著成品剧目出国演出，对艺术作品的创作全过程并不明了，自认是一个遗憾。赵宝智把下剧团工作看成一次补课的机会：一方面，他深入剧团日常生活，学艺术传统，学创作过程，了解演员生活，把握戏剧创作过程；另一方面，他利用近水楼台的条件，大量观摩国外剧团和各地剧团赴京演出，看了许多顶尖作品，感觉新鲜，感受深刻。
2003年，赵宝智第三次来日赴任，对各种门类文化艺术的创作规律显得更加了然于胸，游刃有馀。中国派出的文化公参，不仅是一个政府官员，更是一个艺术知音，一个可以同中日艺术家谈艺术经验、论创作体会的文化通。
三、为中国艺术家访日交流排忧解难
赵宝智在三期赴任长达15年的旅日工作中，结交了很多中日艺术家，也成为他们的知心人。赵宝智把大使馆文化处的工作定位成服务，为中国艺术家访日提供前期手续服务，为他们在日生活提供现地帮助，更为消弥中日文化差异搭建理解的桥梁。
赵宝智早期负责书画、出版方面的交流，在80年代接待过很多书画家来日搞展览，他与许多人成为忘年交、莫逆交。像刘海粟、董寿平等大师，都是赵宝智的朋友。画家范增1978年 第一次申请访日，当时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范增首次来日的政审，就是由赵宝智批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多年担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她每次访日，赵宝 智都担任翻译，全程陪同，建立了深厚友谊。赵宝智说，我是诚心诚意帮助艺术家们来日交流，支持他们的工作，因此也为中日合作做了一些事情。
80年 代，中日接触最初阶段，双方在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上颇多差异，互相了解不深，自然会有摩擦。有一次中日合拍电影，日本演员就在拍摄现场吃盒饭，但中国演员 不习惯冷饭冷菜，认为受到冷遇，有人发了脾气。赵宝智马上做解释工作。他先告诉中方人员，日本人生活很简单，过去出外干活，就是做一个饭团，带一盒冷饭， 这是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也告诉日方人员，中国人的习惯是一定要吃热饭热菜，吃饭就是吃个热乎劲，野外拍片没法吃热饭，做个热汤也行——这说明，对文化交 流中任何细小的事情都要想到才行。
又如日本的剧团“新制作座”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来日演出，剧团提供的宿舍在远离东京的八王子。中方演艺人员在演出间隙受朋友之邀外出游玩，在东京呆的时间长了，回宿舍往往超过晚上12点。宿舍按作息规定早已关门落锁，由此引起了争执。赵宝智又得两面工作，一方面希望日方能提供协助和关照，另一方面告诉中方演员晚归要提前打招呼，单位宿舍毕竟不是旅馆饭店。
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日月里，类似的困难、纠纷、误解、摩擦时有发生。正因为有赵宝智和使馆文化处提供了不厌其烦的服务，才使交流更顺畅，理解更深入，合作更成功，友谊更长久。
四、载留史册的文化场景和交流转折点
赵宝智参与的中日文化交流项目不胜枚举，亲临的交流场面千千万万，但赵宝智本人最深刻的记忆停留在1974年和1989年。
1974年， 中央乐团（现中国国立交响乐团）第一次赴日公演，赵宝智在大学毕业后也第一次随团出访日本。这是中日恢复邦交后的第一个大型演出团，在日影响很大。当年， 中央乐团演出了气势恢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为日本带来了很好的启迪。日方没想到中方会用交响乐形式来演奏民族音乐，钢琴协奏曲《黄河》是中国人的骄 傲，也受到日方的热烈欢迎。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另眼相看，中国民乐给日本吹来了新风，也推动日本加强了民族音乐的创作和演绎。这是一次载入史册 的演出，年轻的赵宝智从头至尾跟随乐团走遍日本各地，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特别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都成为一生的挚友。
1989年， 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日本参与西方世界制裁中国、孤立中国的活动，中日高层往来断绝。要打破制裁，走出孤立，文化交流是有效渠道之一。当时，赵宝 智担任文化部外联局亚洲处处长，他通过做工作，力邀日本外务省文化广报部部长小仓和夫（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理事长）访华。1989年10月，小仓和夫率西方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华，参加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商会议。那次会议回顾了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也展望了今后的交流前景。小仓发言时，引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意谓政治事件不能影响文化交流，让人印象深刻。小仓访中，对中国扩大交流、打破制裁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著国内外形势的回升转暖，中日关系在1992年复交20周 年时又达到历史新高潮。当年，日本天皇首次访华，文化交流在接待中当然唱主角。赵宝智时任外联局亚洲处处长，具体负责策划安排了天皇和皇后陛下参访故宫博 物院之旅等项目，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先生还亲自担任了陪同解说。天皇访中取得巨大成功，完美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居功至伟。
五、主导建立中国赴日演出常规体制
中国剧团赴日演出，在80年代尚处于零星的摸索阶段。1993年赵宝智二赴日本担任文化处参赞后，正式建立起中国剧团赴日演出的常规体制，疏通了接待渠道，使得中国演剧能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打造出日本各地每天都有中国剧团演出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国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中国赴日演出主渠道如下。其一，日本创价学会旗下的民主音乐协会（简称“民音”）早在1976年就邀请上海京剧团来日演出“智取威虎山”，走过日本40多个城市，演出50－60场，盛况空前。此后30年来，民音每年都邀请一两个中国主流剧团访日，做全国性巡回演出，成效卓著。这项交流机制，当年就是由赵宝智牵线搭桥而成。
日本民音的代表姊小路在20世纪70年代与中方协议每年派团访日，交流窗口欲放在文化部。当时，中国对于出国演出缺乏经验，文化部的极左势力对出国演出审查很严。为此，姊小路徵求赵宝智的意见，最终把交流窗口落实在半官半民的对外友协，促成了历30年而不衰的民音接待演出体制。
80年代后期，赵宝智又牵线民音与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合作，共同筹办中国剧团来日演出。迄今，民音每年都邀请中国的代表性剧团赴日公演，演出场次都在100场以上，走遍日本40多个都道府县，传播了中国文化。
其二，日本青少年文化中心在80年代也与中国建立了联系，文化中心后来经赵宝智搭桥，与文化部演出公司对口合作，每年邀请中国剧团访日演出，实现了在日本每天都有中国剧团演出的盛况。
其三，赵宝智担任外联局亚洲处副处长的1983年， 还促成了中国杂技团赴日本各地观光景点、休闲场所、游乐园、宾馆饭店演出。当时有关方面对此有看法，赵宝智建议外联局综合处处长访日，考察了王子饭店的演 出设施和场地。综合处长回国后写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认为饭店有舞台，演出正规，演员有吃有住有收入，剧团不降格，访日演出是可行的。
事实证明，中国杂技团、演艺团在日本的休闲设施、宾馆饭店演出，补充了大型演出的空当和间隙，保证了每天在日本各地有多处中国剧团上演，使中国文艺走进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中去。这种演出方式不仅在日本成为惯例，在国内也逐渐风行起来。赵宝智笑著说，我曾担保介绍江西杂技团到横滨王子饭店驻店演出，不仅赚了钱，还排出了旋转式钻桶节目，在国际上获了奖。来日演出，不仅救活了一个杂技团，还对杂技表演做出了贡献，令人非常欣慰。
六、中国书画展由盛而衰、由官而民的启示
中日文化交流，除人员往来以外，演出和展览是两大支柱。在帮助中国演出团进入日本的同时，在日本搞书画展、文物展，更是赵宝智的本业和强项。30多年的交流经历和经验积累，使赵宝智对中国书画展颇多感慨。
赵宝智回顾说，80年代初，中国书画来日展出很多，但现在有萎缩的趋势。原因很多，举其一二。首先，中国书画家来日搞个展少，与日本同行搞联 合展较多，但中国书画的装裱技术不过关，与日本书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没法看。多年来，装裱问题对中国书画打进日本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他希望中国书画也能 学习日本样式，多装镜框。其次，日本真正懂得中国书画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去中国旅游，在文物商店或地摊上买一大堆字画，也很高兴。他呼吁中国画要改革，中 国画家不要一天到晚画大写意，日本人理解不了；其三，中国经济发展了，海外字画文物出现回流迹象，大书画家的作品在中国比在日本更卖得出价，许多人来日办 展的意欲消退；其四、在日中国书画家日见其多，少说也有上百人。日本各地都有教授中国书画的教室，在日书画家及其教室每年都办展览，这也冲淡了中国书画的市场；其五、中国书画展以前靠政府支持，现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比如今年6月在池袋艺术剧场，中国书法学院等将主办《中国现代二十人展》，聚集精华，格调很高。民间能做好的事，政府就自然放手了。
有关在日文物展，赵宝智介绍说：90年代，日本每年都会举办20－30个中国文物展，地方自治体和大企业都搞中国文物展，我当时是反对的，认为中国文物展不能搞多搞烂，但来日展览对各大博物馆的收入有帮助，挡不住。进入21世纪以后，在日中国文物展每年保持在4－5个，这是正常的。《朝日新闻》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国宝展，规模大、层次高、观众人数多，备受欢迎。“书之至宝”展，更拿出中日国宝级艺术品汇集一堂，连天皇、皇后陛下都亲临观摩，确实体现了中国文物和艺术的价值。
赵宝智认为，中国文物展确实发挥了其他艺术展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日本人想从中国文物中寻找日本文化的根源。今后，文物展将向专题性和高层次方向发展。比如今年10月将在富士美术馆举办“三国演义展”，主办方将从中原和各地博物馆徵集与三国历史有关的收藏品目录，经过挑选，来日展出。这种展览，有助于促进中国对文物进行有效归类整理，为文物的徵集、整理、展览提供了新思路。
七、永难忘怀的日本友人们
赵宝智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大半辈子，在日本交友无数。其中，尤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令他难以忘怀，铭记终身。赵宝智表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有该协会长年牵线搭桥和身体力行，才导致了今天如此繁盛的交流局面。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故常务理事白土吾夫先生，曾被称为“活电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凡是事情搁浅了，应该找谁，就问他。遇到安全问题，找警视厅；资金有问题，找企业老板，白土吾夫都会有办法。他把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和资源都用在交流事业上，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历代会长，都是日本社会知名的高层次文化人，如中岛健藏先生是著名音乐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家，井上靖先生是著名作家，团伊玖磨先生是著名作曲家，掅取觚生是著名诗人等，他们以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创作实绩，为文化交流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帮助。
另外，现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村冈久平先生是中日体育交流的关键人物，他早年曾担任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村冈先生与日本体育界、日本奥委会都很熟，本人长期担任日本太极拳和武术协会要职，对日本普及太极拳和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至今仍活跃在中日交流，特别是体育交流的第一线，令人称道不已。 （完）
2006年12月，中国文化节，东京上海电影节。84岁的中国著名导演谢晋来日参加影展时称：我与日本电影界交流时间很长，多次访问日本。我感谢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帮助和支持。多年来，大使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文化参赞赵宝智先生还在，他是我的老朋友，一直提供关照。
谢晋的发言，其实表达了众多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的心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漫长岁月里，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赵宝智成为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从由零开始参与筹建大使馆文化处，到建立中国剧团赴日演出常规体制；从文化部派遣赴日的最年轻随员，到外联局资历最老的公使衔参赞，赵宝智为中日文化交流奉献了大半生的智慧和心力。
中日复交35年，民间友好一直是关系基础，文化交流则是增进互相理解、拉近民间感情的最有力手段。2007年，中日互办文化体育交流年，以多彩的方式再次确认文化体育的重要性——这成为文化处老公参赵宝智退休前最感欣慰的事情。
一、文化部外联局最老的外交官
赵宝智1969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直接被分配到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当时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部被解散，国务院文化组不过20-30人体制。1972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务院决定成立外事组，赵宝智成为外事组的第一批人员。1975年，国务院恢复组建文化部，外事组归属文化部外联局。如今，赵宝智不仅是外联局，也是文化部里最老的现役干部。用赵宝智自己的话来说，干的时间长一点，经历的事情多一些。
1981年，文化部派出10人先遣队赴日，筹建大使馆文化处。年轻的赵宝智就是其中一员，并第一个来到日本。当年，驻日使馆随员有50多岁的老同志，一位三秘更是4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30出头的赵宝智能成为文化处最年轻的随员，自然备感珍惜，他一心想著做好工作。从1981年到1986年，赵宝智在大使馆文化处完成了首次赴日任期，经历的大使有符浩、宋之光、章曙等。这期间，赵宝智于1982年被提为文化处三秘，1985年被提为二秘，是惟一在一个任期内连升两级的官员，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赵宝智的工作让各方面感到满意，受到了大使馆和文化部的肯定。
1986年归国，赵宝智回到文化部外联局，并有幸接受了系统的文化艺术培训。1993年4月，赵宝智以文化参赞的身份第二次来日赴任。由于赵宝智没有担任过驻日一等秘书，文化部对破格提拔人事抱有顾虑，最后徵求外交部意见，获得同意。为此，赵宝智成为迄今惟一一位没有担任过一秘的驻日参赞。从1993年4月到1998年4月，赵宝智圆满完成了二期赴日工作。
1998年回国后，赵宝智下剧团工作。2003年4月，赵宝智第三次来日，出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他成为文化部里外事阅历最长、外事经验最丰富的官员。截至2007年5月适龄退休，赵宝智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完整经历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他不仅热心帮助中日演艺人员往来，提携各种演出和展览，更著手建立起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体制和通畅渠道。赵宝智犹如中日文化交流领域里的一棵不老松，他的交流业绩有目共睹，他的工作经验值得借鉴，他的丰富阅历令人称道，他的处友之道众口赞誉。
二、中国外事领域里少有的文化通
赵宝智回忆从事中日文化交流35年，感慨万千。他说，大使馆文化处筹建初期，工作范畴实际上包括了文化处、交流处、科技处等多种机能。首任文化参赞蔡子民，一直教导年轻人要多学习，多交友。赵宝智首次赴日时，在文化处担当书画、出版、花道、茶道方面的交流工作，与书画家们交友很多，自己也获益良多。
赵宝智认为，文化处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地方，就像一个百货店，艺术品类样样齐全。要当一名合格的文化外事人员，做一名好的文化参赞，必须有全面的知识。只有深入地了解创作、了解演员、了解画家，才有资格为他们服务。
赵宝智回忆称，1986年首任期满回国后，外联局为了培养外事干部了解文化艺术，组织干部到各大艺术院校学习。赵宝智抓紧这个机会，曾经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专业院校听课，习得了许多扎实的基本功。有了这样难得的经历，赵宝智成为了艺术内行，了解各类艺术的基础知识，懂得各种文化的内行门道，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至于讲外行话、做外行事。赵宝智非常有自信地举例说，比如看建筑物，到底是唐宋风格，还是明清风格，一目了然；看公园庭园，中式还是和式，西洋风格还是东洋风格，不会混淆。在日本，他对各类艺术发表的见解，大都能说在门道上，受到专家重视。与赵宝智长年相交的日本文艺界，都称许他是一个文化通。
1998年，赵宝智二期任满回国。由于文化部局级干部编制满员，赵宝智非常乐意去文化部所属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副团长兼党委副书记。赵宝智跟剧团打交道很多年，但过去都是带著成品剧目出国演出，对艺术作品的创作全过程并不明了，自认是一个遗憾。赵宝智把下剧团工作看成一次补课的机会：一方面，他深入剧团日常生活，学艺术传统，学创作过程，了解演员生活，把握戏剧创作过程；另一方面，他利用近水楼台的条件，大量观摩国外剧团和各地剧团赴京演出，看了许多顶尖作品，感觉新鲜，感受深刻。
2003年，赵宝智第三次来日赴任，对各种门类文化艺术的创作规律显得更加了然于胸，游刃有馀。中国派出的文化公参，不仅是一个政府官员，更是一个艺术知音，一个可以同中日艺术家谈艺术经验、论创作体会的文化通。
三、为中国艺术家访日交流排忧解难
赵宝智在三期赴任长达15年的旅日工作中，结交了很多中日艺术家，也成为他们的知心人。赵宝智把大使馆文化处的工作定位成服务，为中国艺术家访日提供前期手续服务，为他们在日生活提供现地帮助，更为消弥中日文化差异搭建理解的桥梁。
赵宝智早期负责书画、出版方面的交流，在80年代接待过很多书画家来日搞展览，他与许多人成为忘年交、莫逆交。像刘海粟、董寿平等大师，都是赵宝智的朋友。画家范增1978年 第一次申请访日，当时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范增首次来日的政审，就是由赵宝智批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多年担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她每次访日，赵宝 智都担任翻译，全程陪同，建立了深厚友谊。赵宝智说，我是诚心诚意帮助艺术家们来日交流，支持他们的工作，因此也为中日合作做了一些事情。
80年 代，中日接触最初阶段，双方在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上颇多差异，互相了解不深，自然会有摩擦。有一次中日合拍电影，日本演员就在拍摄现场吃盒饭，但中国演员 不习惯冷饭冷菜，认为受到冷遇，有人发了脾气。赵宝智马上做解释工作。他先告诉中方人员，日本人生活很简单，过去出外干活，就是做一个饭团，带一盒冷饭， 这是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也告诉日方人员，中国人的习惯是一定要吃热饭热菜，吃饭就是吃个热乎劲，野外拍片没法吃热饭，做个热汤也行——这说明，对文化交 流中任何细小的事情都要想到才行。
又如日本的剧团“新制作座”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来日演出，剧团提供的宿舍在远离东京的八王子。中方演艺人员在演出间隙受朋友之邀外出游玩，在东京呆的时间长了，回宿舍往往超过晚上12点。宿舍按作息规定早已关门落锁，由此引起了争执。赵宝智又得两面工作，一方面希望日方能提供协助和关照，另一方面告诉中方演员晚归要提前打招呼，单位宿舍毕竟不是旅馆饭店。
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日月里，类似的困难、纠纷、误解、摩擦时有发生。正因为有赵宝智和使馆文化处提供了不厌其烦的服务，才使交流更顺畅，理解更深入，合作更成功，友谊更长久。
四、载留史册的文化场景和交流转折点
赵宝智参与的中日文化交流项目不胜枚举，亲临的交流场面千千万万，但赵宝智本人最深刻的记忆停留在1974年和1989年。
1974年， 中央乐团（现中国国立交响乐团）第一次赴日公演，赵宝智在大学毕业后也第一次随团出访日本。这是中日恢复邦交后的第一个大型演出团，在日影响很大。当年， 中央乐团演出了气势恢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为日本带来了很好的启迪。日方没想到中方会用交响乐形式来演奏民族音乐，钢琴协奏曲《黄河》是中国人的骄 傲，也受到日方的热烈欢迎。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另眼相看，中国民乐给日本吹来了新风，也推动日本加强了民族音乐的创作和演绎。这是一次载入史册 的演出，年轻的赵宝智从头至尾跟随乐团走遍日本各地，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特别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都成为一生的挚友。
1989年， 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日本参与西方世界制裁中国、孤立中国的活动，中日高层往来断绝。要打破制裁，走出孤立，文化交流是有效渠道之一。当时，赵宝 智担任文化部外联局亚洲处处长，他通过做工作，力邀日本外务省文化广报部部长小仓和夫（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理事长）访华。1989年10月，小仓和夫率西方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华，参加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商会议。那次会议回顾了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也展望了今后的交流前景。小仓发言时，引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意谓政治事件不能影响文化交流，让人印象深刻。小仓访中，对中国扩大交流、打破制裁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著国内外形势的回升转暖，中日关系在1992年复交20周 年时又达到历史新高潮。当年，日本天皇首次访华，文化交流在接待中当然唱主角。赵宝智时任外联局亚洲处处长，具体负责策划安排了天皇和皇后陛下参访故宫博 物院之旅等项目，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先生还亲自担任了陪同解说。天皇访中取得巨大成功，完美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居功至伟。
五、主导建立中国赴日演出常规体制
中国剧团赴日演出，在80年代尚处于零星的摸索阶段。1993年赵宝智二赴日本担任文化处参赞后，正式建立起中国剧团赴日演出的常规体制，疏通了接待渠道，使得中国演剧能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打造出日本各地每天都有中国剧团演出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国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中国赴日演出主渠道如下。其一，日本创价学会旗下的民主音乐协会（简称“民音”）早在1976年就邀请上海京剧团来日演出“智取威虎山”，走过日本40多个城市，演出50－60场，盛况空前。此后30年来，民音每年都邀请一两个中国主流剧团访日，做全国性巡回演出，成效卓著。这项交流机制，当年就是由赵宝智牵线搭桥而成。
日本民音的代表姊小路在20世纪70年代与中方协议每年派团访日，交流窗口欲放在文化部。当时，中国对于出国演出缺乏经验，文化部的极左势力对出国演出审查很严。为此，姊小路徵求赵宝智的意见，最终把交流窗口落实在半官半民的对外友协，促成了历30年而不衰的民音接待演出体制。
80年代后期，赵宝智又牵线民音与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合作，共同筹办中国剧团来日演出。迄今，民音每年都邀请中国的代表性剧团赴日公演，演出场次都在100场以上，走遍日本40多个都道府县，传播了中国文化。
其二，日本青少年文化中心在80年代也与中国建立了联系，文化中心后来经赵宝智搭桥，与文化部演出公司对口合作，每年邀请中国剧团访日演出，实现了在日本每天都有中国剧团演出的盛况。
其三，赵宝智担任外联局亚洲处副处长的1983年， 还促成了中国杂技团赴日本各地观光景点、休闲场所、游乐园、宾馆饭店演出。当时有关方面对此有看法，赵宝智建议外联局综合处处长访日，考察了王子饭店的演 出设施和场地。综合处长回国后写了一个很好的报告，认为饭店有舞台，演出正规，演员有吃有住有收入，剧团不降格，访日演出是可行的。
事实证明，中国杂技团、演艺团在日本的休闲设施、宾馆饭店演出，补充了大型演出的空当和间隙，保证了每天在日本各地有多处中国剧团上演，使中国文艺走进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中去。这种演出方式不仅在日本成为惯例，在国内也逐渐风行起来。赵宝智笑著说，我曾担保介绍江西杂技团到横滨王子饭店驻店演出，不仅赚了钱，还排出了旋转式钻桶节目，在国际上获了奖。来日演出，不仅救活了一个杂技团，还对杂技表演做出了贡献，令人非常欣慰。
六、中国书画展由盛而衰、由官而民的启示
中日文化交流，除人员往来以外，演出和展览是两大支柱。在帮助中国演出团进入日本的同时，在日本搞书画展、文物展，更是赵宝智的本业和强项。30多年的交流经历和经验积累，使赵宝智对中国书画展颇多感慨。
赵宝智回顾说，80年代初，中国书画来日展出很多，但现在有萎缩的趋势。原因很多，举其一二。首先，中国书画家来日搞个展少，与日本同行搞联 合展较多，但中国书画的装裱技术不过关，与日本书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没法看。多年来，装裱问题对中国书画打进日本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他希望中国书画也能 学习日本样式，多装镜框。其次，日本真正懂得中国书画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去中国旅游，在文物商店或地摊上买一大堆字画，也很高兴。他呼吁中国画要改革，中 国画家不要一天到晚画大写意，日本人理解不了；其三，中国经济发展了，海外字画文物出现回流迹象，大书画家的作品在中国比在日本更卖得出价，许多人来日办 展的意欲消退；其四、在日中国书画家日见其多，少说也有上百人。日本各地都有教授中国书画的教室，在日书画家及其教室每年都办展览，这也冲淡了中国书画的市场；其五、中国书画展以前靠政府支持，现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比如今年6月在池袋艺术剧场，中国书法学院等将主办《中国现代二十人展》，聚集精华，格调很高。民间能做好的事，政府就自然放手了。
有关在日文物展，赵宝智介绍说：90年代，日本每年都会举办20－30个中国文物展，地方自治体和大企业都搞中国文物展，我当时是反对的，认为中国文物展不能搞多搞烂，但来日展览对各大博物馆的收入有帮助，挡不住。进入21世纪以后，在日中国文物展每年保持在4－5个，这是正常的。《朝日新闻》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国宝展，规模大、层次高、观众人数多，备受欢迎。“书之至宝”展，更拿出中日国宝级艺术品汇集一堂，连天皇、皇后陛下都亲临观摩，确实体现了中国文物和艺术的价值。
赵宝智认为，中国文物展确实发挥了其他艺术展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日本人想从中国文物中寻找日本文化的根源。今后，文物展将向专题性和高层次方向发展。比如今年10月将在富士美术馆举办“三国演义展”，主办方将从中原和各地博物馆徵集与三国历史有关的收藏品目录，经过挑选，来日展出。这种展览，有助于促进中国对文物进行有效归类整理，为文物的徵集、整理、展览提供了新思路。
七、永难忘怀的日本友人们
赵宝智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大半辈子，在日本交友无数。其中，尤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令他难以忘怀，铭记终身。赵宝智表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有该协会长年牵线搭桥和身体力行，才导致了今天如此繁盛的交流局面。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故常务理事白土吾夫先生，曾被称为“活电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凡是事情搁浅了，应该找谁，就问他。遇到安全问题，找警视厅；资金有问题，找企业老板，白土吾夫都会有办法。他把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和资源都用在交流事业上，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历代会长，都是日本社会知名的高层次文化人，如中岛健藏先生是著名音乐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家，井上靖先生是著名作家，团伊玖磨先生是著名作曲家，掅取觚生是著名诗人等，他们以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创作实绩，为文化交流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帮助。
另外，现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村冈久平先生是中日体育交流的关键人物，他早年曾担任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村冈先生与日本体育界、日本奥委会都很熟，本人长期担任日本太极拳和武术协会要职，对日本普及太极拳和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至今仍活跃在中日交流，特别是体育交流的第一线，令人称道不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