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曾火爆了当年的电视荧屏，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民的超生问题上。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随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另一个超生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办到了其他阶层无法办到的事。

他们，被称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贵族”，较之目前农村的超生问题，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

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

王利权的老家在距离温州市区仅有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子里。依靠一个服装厂，他目前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目前，他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

超生问题在王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利权有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利权的弟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王利权说。

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就是“疏通”了当地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

“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王利权说，子女多才是村民羡慕的“大户人家”。

“厂子办起来了，多生一两个孩子，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王利权说，在办厂子的朋友中，好多人想方设法生了第二胎。

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浙江温州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

政府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浙江将采取徵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等措施，情节恶劣的，将予以曝光。

章文彪说，目前公众对名人、富人超生现象非常关注，这些人物往往是公众人物，社会影响大，理应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

章文彪表示，对于这些高收入人群，浙江省将采取徵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的措施，如果“不怕罚”，或者性质恶劣，将对其进行曝光。目前，浙江省已在收集典型案例，择日向社会公布。

事实上，向超生的名人、富人徵收高额社会抚养费，在浙江省早有法律规定。2002年9月3日出台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超生者个人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应按其超过部分的1～2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浙江省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认为，这一规定其实是针对名人和富人的。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为100万元，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两万元，则徵收该名人富人的社会抚养费为192万元。

浙江省计生委负责人介绍，此次浙江省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严肃处理违纪违法行为，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徵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有关人士分析，对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态度的升温，实际显示了《条例》执行的艰难和无法回避的现实尴尬：从作为惩罚措施的“社会抚养金”越收越多的现状看，这几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现象其实并没减少。

去年，瑞安市一私营企业主因违法生育第二胎，被徵收了68万元“社会抚养费”，成为温州市迄今被徵收社会抚养金数额最高案例。在温州，私营企业主超生被重罚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经济处罚这种“软”措施却被证明收效甚微。2005年，温州市徵收的“社会抚养费”为1．8亿元，2006年则达到了创纪录的2．2亿元。违法生育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为生第二胎与政策玩捉迷藏

据统计，浙江省99个市、县（市）区几乎都存在超生现象。一些富人甚至带有“政治光环”，超生二胎三胎，对其处理最多是交点钱了事。

不仅如此，杭州市某街道计生委一位工作人员在谈到富人超生问题时，这位从事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女士抱怨，许多超生的富人就是用多种手段和方式与政策玩捉迷藏。而现在提倡文明执法，尽管徵收社会抚养费是合法的，但其难度并不亚于以前的计生罚款。

已有一个7岁孩子的张红（化名）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颇丰，与在机关工作的丈夫，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城市中过著非常优裕的生活。但惬意的生活并未让他们知足，原因就是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热闹”。于是，张红夫妇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很清楚违背国家法规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丈夫还是个有前途的国家公务员，更不能以身试“法”。超生对于张红夫妇，不仅仅是单纯交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

最后，张红夫妇想到了一个极不“厚道”的两全之计——通过关系，弄到了一张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证明，于是顺利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因为根据中国现行的计生政策：“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但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是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

按照政策，张红的第二胎显然是“合法”的。而像张红这样通过伪造证明来生育第二胎的，目前并不少见。而为了达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离婚，让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钱“买”二胎准生证；有人伪造第一个孩子是收养的证明；更有人甚至藉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高档小区内，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住户有不少。社区的标志成了一道高高的“法外墙”，阻挡了当地计生委的调查工作。

“以上这些事实很显然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处罚对富人超生现象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的吴春黎律师表示。

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愈来愈严重，浙江社科院一位社会学专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生育“两孩”的意愿仍然影响著少数中国人，特别是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受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儿女双全’、‘生男孩情结’仍然是少数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梦想。”

超生贵族引发不满情绪

作为新的“超生游击队”，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严重地冲击著生育公平，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富人阶层的违法生育虽是少数，但影响极坏。”浙江省计生委一位处长认为，一旦超生成为富人、名人阶层的特权，必将给普通人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一方面，富人、名人凭藉自身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逾越政策设置的障碍，让超生在无形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超生一旦成为特权，又势必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计划生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在杭州城西某一小区，从事化妆品代理生意的江某超生了一个男孩。由于婴儿总是闹夜，于是便有几个邻居联名投诉到物业，说婴儿深夜哭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并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江某的这个孩子是非法超生。

经该小区所受管辖的计生委上门调查后，证实江某新生的孩子确系超生，并且没有按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江某不但为此缴纳了一笔为数不小的社会抚养费，同时还被计生人员批评教育了一番。

“生二胎碍了他们什么事？”江某感到很委屈，他认为自己既然交了社会抚养费，也就尽到了社会责任，同时也合理合法了。但他不明白邻居们为什么还老爱在私底下拿他的“超生”说事。而与江某住在同一小区的郑某却对他很有意见。郑某认为：“有钱也得遵纪守法啊，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不就他江某有几个钱，就可以例外？”

显然，江某的超生行为对其他一些小区住户来说，产生的心理冲击是不小的。有钱人可以买车买房甚至还可以“买”二胎，这让不少人看在眼里，难免心酸酸牙痒痒。

浙江省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徐文平认为，虽然富人、名人只占少数，但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上却有极大的影响力，也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如果长期放任其超生，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情况必将严重，并会由此造成社会局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同样，富人、名人超生越受社会关注，就越能引起整个社会已经进步的生育观念倒退，不仅会给计生工作带来更多波折，也会破坏政策条规的公正与平等。”徐文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