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1000年的科举、20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忽然成了头号难题。不可避免地，这引发人们对于多少年来一直不惜工本地追求上大学本身的思考。

据调查，在乡村和中小城镇，人们会很现实地考虑在教育上的投入产出，一旦有其他可能，就不再把上大学当成惟一的进身之阶。而在大城市，人们对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

北京西四环外的世纪城旁，有一片绿地，50岁左右的园丁孙文强正在挖树坑。孙文强从家乡出来打工已经有20多年了，从每月挣200元工资干起，现在他每月的工资已是700元。这700元钱，他每月只留给自己50元做生活费，再划出150元，是为将来买的一种养老保险，其馀500元，他全部寄给正在上高一的儿子，作为学费。儿子每年的学费，是6000元。

“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孙文强说道。“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

与这位辛苦劳作的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关天茶舍”发的一个帖子：“随著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就这样点点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这个帖子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跟帖多达上千条。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著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卢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著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著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著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说，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GDP指标——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在高考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像一个正常的社会。随著教育拜物教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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