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柠（北京）

无论是从经济成长的各项指标来看，还是从“和平崛起”论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程度来看，中国的崛起似乎正在变成现实。究竟何为真正的“崛起”，一个崛起的大国及其国民要具备哪些性格、品质，而这些性格、品质能否伴随著经济成长而在某一个早晨自动生成……这些理性、低调、审慎乃至质疑的声音姑且不论，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关于各国发展指数的统计数据及趋势预测模型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体，仍有相当大的增量空间；而这些持续的增量，反映在总量上，已然相当可观；加上其庞大的尺寸、身量，成就一个“巨无霸”的经济体几乎已无悬念。

一个庞然大物的猛醒抬头，必然会呼风唤雨，给周边带来震荡。对此，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虽不无心理准备，但因基于这个国家特殊的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某种神秘感和不确定性，对其崛起的方向和崛起后的路径，至今缺乏理解，更谈不上建立在普遍共识基础上的精准判断。其中，怀有各种国家战略上的近忧远虑、焦虑最为深广者，非日本莫属。

其实，要说“和平崛起”，日本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当仁不让的践行者、优等生。如果把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一分为二的话，日本有过两次“崛起”。战前，其作为亚洲惟一的现代化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欲在亚洲构筑排他性军事霸权，与列强一决高低，成为历史的拐点。对于凭藉强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日本军部来说，有两件事是无论如何要规避的：一是东亚地区的共产主义化，二是美国在亚洲的扩张。然而吊诡的是，恰恰是日本无止境膨胀的军事力量和野心，使这两桩都变成了现实——日本战败，被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间接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建立东亚最大的红色政权。

战后，日本汲取了“非和平崛起”险些导致亡国灭种的深刻教训，开始奉行“和平主义”国策，一方面利用冷战时期美国的荫护，先机占尽，一路坐成“和平崛起”的经济大国。从冷战后期到“后冷战”时代，亚洲的区域经济一直是日本主导的“雁阵模式”。直到日本经济跌入泡沫经济的“失落的十年”，中国经济起飞，才终结了“雁阵”，代之以多极发展的势头。

毋庸讳言，日本的失落“大大的”：从“产业空洞化”，到贸易战、“中国威胁论”，直到“政冷经热”，日本显然在与中国的摩擦中，一方面加紧完成自我调整，另一方面也在摸索与前者磨合后的共存之道，“一山难容二虎”的传统思维定势未必只是中国的私货。

包括这种东方式传统思维在内，日本骨子里有一种藏得很深的对于所谓“中华思想”的戒备：日人在论及中国的时候，无论什么物事，动辄会说“因为中国的中华思想”云云，几近条件反射。对偏安一隅的“日出之国”来说，对古代中华帝国物质繁荣、文明鼎盛的尊崇及对建立在朝贡体系之上的“华夷秩序”的警惕是一枚铜币的两面。这种文化基因隔代相传，历久弥新，而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宣泄的从《中国可以说“不”》到反日大游行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强化了日人这种模棱两可的“历史认识”。出于妒忌、戒备、担忧、恐惧等种种混杂的情感，日本对“中国崛起”抱有复杂的心态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拜全球化所赐，甚至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换句话说，是作为“入世”的开放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大循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中华思想”的馀威。在这点上，日本的确存在“端正心态”的问题。

同时，中国也应记取在日本坐成与自己比肩的帝国之后，却没能为东亚带来两极体制，而只是把此前的“强大的中华帝国VS蕞尔小国日本”的模式反了个过而已的历史教训，走出“失败者”情结，拿出大国气度，接受日本作为另一个地区大国的现实，重拾不是“与狼共舞”，而是与舞伴共舞的平常心。这不仅丝毫不影响中国的崛起进程和大国形象，反而会加快此进程，并使大国的尊严增殖。

如此，中国才能从百年“受害者”悲情中举拔出来，走出宿命的“零和”，步入双赢，乃至多赢的良性循环。这，是笔者阅读《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后所激发的思考，也是受惠于作者的一种逆向“统战思维”。

《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日）津上俊哉著、李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23元。